当一连串的重大胜利以帖普撒斯之战将决定世界未来之权交予盖阿斯·朱利阿斯·凯撒的时候，他行年五十六岁（他可能生于公元前102年7月12日）；现在，他是罗马的新君主，整个希腊—罗马文明的第一个统治者。生命力受到如此彻底考验的，历史少见；他乃是罗马的盖世天才，也是古代世界最后一个成果；也正因此，古代世界遵循他设计的道路，直至日落西山。凯撒出身于拉提阿姆最古老的贵族家庭之一，其血缘可以上溯至伊利亚德时代的英雄与罗马古王；他幼年与青年的岁月像当时的贵族典型一般度过；他尝过了当时时尚生活的苦杯与甜汁，遭受过喝彩与诋毁，闲来无事也赋过新词，在种种女人的怀里打过滚，学过种种纨绔子弟梳理头发的花样，更精于永远借钱而永不还钱的妙法。
但这种韧钢的天性是连这类的放荡生活也不能损坏的；凯撒身体既未耗损，心灵的弹性也保持着良好的状态。在剑术与骑术上，他可以跟他最好的战士相比，而他的游泳术更在亚历山大利亚救了他的性命。他的行军速度之快——为了争取时间，常常夜间行动，这跟庞培游行式的缓慢正成对比——令当代人非常吃惊，而在他得以成功的因素中，这算不得是最小的。
他的心像他的身体一样灵活而强韧？他对一切事务的安排，包括有些他自己未能见到的处境，都既准确又落实。他的记忆力是无匹的，他又可以同时处理好几件事而能同样镇定。虽然他是绅士，是天才，是君主，但他仍然有人心。终其一生，他对他母亲奥莉丽亚都怀着最纯的敬爱（其父早逝）。对他的妻子们，尤其他的女儿朱莉亚，他怀着令人生敬的挚爱，这种情感甚至对政治都不无影响。对他同代最有能力、最杰出的一些人，不论地位高低，他都维持着温和而忠诚的关系，各随其类。对他的党徒，他从不会像庞培那样可以无情的弃之不顾。不论际遇好坏，对朋友都坚定不移，其中有一些，甚至在他死后仍然证言他们对他的深厚情感。
在这样一个和谐的性情中若说尚有某种成分特别突出，那便是他鄙弃一切理论和空想。凯撒当然是热情的人，因为没有热情便没有天才。但他的热情从没有强烈到不能控制的程度。歌，爱情，酒，在他年轻的岁月曾经占据他的心灵，但这些没有穿入他性格的核心。有很长一段时期他热切地投身于文学。但他又和亚历山大不同，亚历山大因想到荷马笔下的阿契里斯而夜不成眠，凯撒无眠的时辰则用于玩味拉丁文的名词与动词。他像当时的每个人一样写诗，但他的诗不佳。另一方面，他却感兴趣于天文与自然科学。酒是亚历山大终身不能摆脱的毁灭者，但那有节制的罗马人却在狂欢的年轻岁月过去之后就完全避开了它。
像所有年轻时感受过女人之爱的眩目灿烂的人一样，爱情的晕光一直在他周围摇曳。即使在他四五十岁以后，他仍有过若干恋情，仍然保持着若干浮华的外观——或正确些说，他的男性美的一种讨人喜欢的意识。他非常在乎他的秃头，在公共场合出现时，小心的用桂冠掩遮；如果青春的发卷可以用胜利换取，无疑他会用他的若干胜利交换。但他同女子的交往无论给他何等甜美的感觉，他都不允许她们对他有左右的影响。即使他与克丽佩特拉甚遭指责的关系，也不过是为了掩藏政治上的一个弱点。
凯撒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不论他作什么，都充盈了他冷静的明智，也被他冷静的明智所引导。而这种明智则正是他的天才中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由于这个特点，他热烈的生活于此时此刻，不被回忆与期望所扰；就是由于这个特点，任何时刻他都可以以全付活力投入行动，可以将他的天才投注于最细小的工作；就是由于这个特点，他具有那多方面的能力，使他能够领会人的领会力所能领会的，掌握意志所能掌握的；就是由于这个特点，他才有那种镇定从容，用这种从容，他口述他的著作，计划他的战役；就是由于这个特点，他才有那“惊人的明静”，不论顺逆；就是由于这个特点，他才有那完全的独立，不受宠臣、情人甚至朋友的影响。
由于这种明澈的判断，对于命运与人力，凯撒从未产生过幻象，朋友工作的失当，他也可看得清清楚楚；他的计划都订得明确，一切的可能性都经考虑，但他却从未忘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有时他会玩起那般冒险的游戏，理由在此，他曾一再冒性命之险，而漠然于生死。正如最明智的人会做最任性的事一般，凯撒的理性主义有某些地方跟神秘主义相通。
这些秉赋必然会缔造出政治家。因之，凯撒从早年开始从最真实的意义上而言就是政治家，怀抱着人所能怀抱的最高目标——使自己那深深腐败了的国家，以及跟他自己的国家相关的那更为腐败的希腊民族，在政治上，军事上与道德上新生。30年战争的艰苦经验使他对于手段的看法有所改变，但在目的上，却不论处于无望时候，或权力无限之际，都未有稍变，作为煽动家、阴谋家时如此，走在黑暗小径时如此，在联合执政时以及专制君主时，仍然如此。
凯撒所推动的长期计划，即使在极为不同的时间零碎实施的，都是他那伟大建筑的一部分。因此，他没有什么单项的成就，因为他的成就没有单项的。作为一个作者，他文体的单纯优美是无法模仿的；作为一个将军，他不把习规与传统放在眼里，他总是以他特殊的鉴别力鉴别出得以征服敌人的方法，而此方法因以是正确的；他能够以先知的确定性找到达到每件事情之目的的正确方法；在战败之后，他仍像奥伦治的威廉屹立不倒，而不变的以胜利结束战役；他以无匹的完美迅速调动大军——正是这个因素使军事天才有别于普通能力——而他的胜利不是来自军力的庞大，而且来自行动的神速，不是来自长久的准备，而是来自快速与大胆的行动，即使在配备不足的情况下亦然。
但就凯撒而言，所有这些都仅属次要。无疑他是个大演说家，大作家，大将军，但他之所以如此，只因为他是绝顶的政治家。他的军人身份完全是附属的，而他跟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拿破仑的主要不同，便在于他不是以军人为他事业的开始，而是以政治家。起初他本想像培利克利斯和盖阿斯·葛拉丘一样，不用武力而达目的，而18年的时间，他身为人民派的领袖，都限制自己只用政治计划与谋略。可是在40岁的时候，他很不情愿地承认，军事的支持是必需的，于是他成为军队的首领。
因此，日后他主要仍是政治家而非军人，无疑是自然之事；这一点，克伦威尔有些与之相近，后者由反对派领袖变为军事首领与民主王；一般说来，这个清教徒虽然跟那放荡的罗马人极少相似之处，但在其发展过程、目标、成就上来说，却是近代政治家中与凯撒最为接近的。即使在凯撒的战争中，这种即兴式的将军作风也是明显的。正如拿破仑的埃及与英格兰战争展示着炮兵中尉的气质，凯撒的战争则展示着煽动家的特点。有好几次——最显然的是艾庇拉斯的登陆——凯撒都疏于军事的考虑，而一个彻底的将军本是不应有这种疏忽的。因此，他的几次行动从军事观点言当受责备：但将军所失者，却由政治家获得。
政治家的任务正像凯撒的天才一样广泛。他从事种种事务，但没有一样不跟他那伟大的目标合为一体的。这个目标他始终坚守如一，而从未对这伟大行动的任何一面有所偏废。他是一个战术大师，但他却竭尽一切力量以阻止内战，当他无法阻止时，则尽量避免流血。虽然他是军事君主国的创建者，他却有效地阻止了元帅的继承体制或军事政府。若说他对国家的服务业有任何偏好，那是科学与和平的艺术，而非有助于战争者。
作为政治家，他行动最特殊的一点是他完美的和谐。事实上，政治家——这人类行为中最困难的一种——的一切条件都结合于凯撒一身。在他来说，除了生活于现在，并合于理性法则以外，在政治上没有有价值之物——正如在文法上他不顾及历史与考据的研究，除了活生生的用语及对称律之外，他不把任何其它要求放在眼中。他是天生的统治者。他统治人心，像风驱使云彩一样他可以驱使种种不同的人为他服务——一般的公民，粗率的下级军官，温柔的罗马主妇，埃及与毛利塔尼亚的优美公主，意气风发的骑兵军官与锱铢必较的银行家。
他的组织才能十分惊人。没有一个政治家，一个将军，像他这样把如此纷纭如此本不兼容的份子聚合在一起，成为盟邦，成为军队，并这般牢固的结合在一起。没有一个摄政者像他这样，对他的追随者做如此明确的判断，并各自给予适得其所的职位。
他是一个君主，但从没有装做国王。即使当他身为罗马绝对主人的时期，他举止也只不过如党派领袖，圆通平易，和蔼近人，除了在同侪中居于首位外，似乎没有其它愿望。许多人都曾把军事指挥官的调调带到政治上，凯撒却从未犯过这样的错误。不论他同元老院的关系变得何等不如意，他从没有蛮横逞凶过。凯撒是君主，却从未被暴君的眩晕攫住。在世界的伟人中，他或许是惟一在大事小事上从不以冲动与任性行事的；他总是依照他身为统治者的义务而行，回顾一生事迹，他固然可因一些错误的判断而悲伤，却从未因冲动而失足。凯撒一生从未做过那近乎精神错乱下所行的过度之事，如亚历山大杀克里塔斯，焚毁波斯波利斯之举。
总而言之，他可能是伟人中的惟一一个，自始至终都保持着政治家的特殊分辨率，判断出何者是可能，何者是不可能，在成功的极峰上，仍能识别出这成功的自然界限。凡是可能的，他便去做，决不为虽然最好却不可能的事而忽视次好而可能的事。凡不可救药的恶事，他从不拒绝提供减轻之法。当他识别出命运在说话时，他又总是服从。亚历山大在海法西斯、拿破仑在莫斯科的撤退，都是不得不退，他们愤怒于命运，因对其宠儿只给予有限的成功，但凯撒在泰晤士河与莱茵河却自动撤退；甚至在多瑙与幼发拉底河，他想做的并不是世界的征服，而只是可行的边界整顿。
这便是这个出众的人，这样容易又这样难于形容的人。他整个天性就是一团明澈，而关于他的传说多过古代任何类似人物。我们对这样一个人物的看法固可有深浅之别，但不可能有真正的不同。无论有无识人能力的人都会感到这伟大的人物展示着一种特质，但这种特质却又没有一个人能在生活中实现。其秘密在于它的完美。不论就一个人或历史人物而言，凯撒都是许多相对的、特质汇合而又得以平衡的人物。他具有巨大的创造力，同时又有至为透澈的判断力；不再年轻，但又尚未年老；有至高的意志力，又有至高的执行能力；充满了共和的理想，同时又是天生的王者；在天性的至深处就是罗马人，但在他自身之内以及外在的世界中又应合时代的潮流而将罗马与希腊文化融合为一——凯撒是个完全的人。
也因此，他缺少任何其它历史人物所具有的所谓特点，而特点事实上则是人的自然发展之差异。初看之下的凯撒特点，细察之下不是他个人的，而是他那时代的。譬如，他年轻时的浪漫行为，乃是他那个时代地位相似而较有禀赋的人所共有的行为；他的缺乏诗才而具有强烈的推理能力，也是罗马人的通性。凯撒另一个人性的地方是他完全被时地的考虑所控制。因为人性没有抽象的，而活着的人必得在某一民族性及文化中占据一个位置。凯撒之所以为完人，正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把自己置于时间之流中，也因为他比任何人更是罗马民族诸基本特性的缩影——作为一个公民，非常讲求实际。他的希腊文化教养乃是早就跟意大利民族性融合为一的希腊文化教养。
要把凯撒活生生的描绘出来，困难或许正在这里。除了至高的美以外，画家可以画出任何东西。史学家也是一样，当他在千年之中遇见了一个完人之际，他只能沉默。因为“正常”固然可以描绘，却只能述作没有缺点。大自然的秘密——将正常与个性结合于至为完美的作品中——乃是无法表述的。我们只能说，亲见这种完人的，是有幸者，因为从其中可以见出自然的伟大。
不错，这跟时间也有关系。这位罗马英雄站在年轻的希腊英雄亚历山大一旁，不是平等，而是高于，但同时，世界却已衰老。凯撒的路途已不再是向无限遥远的目标前进的欢欣过程。他的世界是建立在废墟上的，用的是废墟的材料，他满足于历史为他所设的丰富而又有限的界限，尽量安全地在此范围扎紧脚跟。因此，后代的梦想者跃过了那没有诗意的罗马英雄，而将诗的金光与传说的彩虹佩在亚历山大身上。但两千年来列国的政治生活却莫不追踪凯撒所割下的路线；许多民族仍以凯撒之名称他们的最高君王，乃是深具意义而又当深以为耻的事。
事物古老而彻底败坏的情况若想清除，共和国若想新生，国家必须先得和平，内战的残渣必须扫除。在这个工作上，凯撒采取的是协调现存党派的原则——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因为在不可协调的对立者存在之处，我们便不能说有真正的协调），原先贵族与人民互相争斗的竞技场，两边均放弃之，而在一个新的场合相见，这即是君主制度。
因此，共和派的旧有争执视为永远过去。苏拉的雕像在法萨拉斯之战的消息抵达之后被拉倒，凯撒则下令将之重新立起，其意义是表示只有历史才能批判这样一个大人物；但同时，他却取消了苏拉例外法的最后一条，将辛纳动乱与塞托利亚动乱中被放逐的人召回，使被放逐者之子女有公职候选人之资格。此次内战中失去元老院席位者，或因政治关系，或因弹劾而失去公民权者，尤其是由公元前52年之例外法而遭弹劾者，一律复位或复权。只有谋财害命者仍剥夺公权；在元老院派中惟一未受此次大赦之宽免的则只有米罗一人，因为他是此派最胆大妄为的分子。
处理过去的问题固然不易，解决现存的党派问题更属困难；这现存的党派便是凯撒的拥护者与已遭推翻的贵族。很可以了解，凯撒获胜之后的作为，以及他要求大家放弃以往的政治斗争的谕令，使他的拥护者感到极大的不满，其程度更甚于贵族。凯撒当然希望获得盖阿斯·葛拉丘所曾经筹思过的结果，但他的从众的目标却已不再是葛拉丘的从众那时的目标了。罗马的人民党已渐渐从改革被逐向革命，从革命被逐向无政府，从无政府被逐向反财产的战争。他们私下里想望着恐怖统治，现在竟像以前对葛拉丘的坟墓一样，对凯特林的坟墓献花圈花束了。他们原先之所以投在凯撒的旗帜下，是因为他们盼望凯撒能在凯特林失败之处得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