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庞培暂时僭任政治独裁者之前，联合执政团的三个人也已成为二人对偶的局面，因为克拉苏在一次罗马史中至为惨痛的战争中阵亡。公元前56年的鲁卡会议，使克拉苏得任叙利亚总督，并有权征集充足兵员以整顿东方。当公元前54年初他到达叙利亚时，发现帕提亚等国已对罗马采取敌对立场，部分原因是庞培未能同帕提亚国缔结可行的和约。克拉苏固然有万丈雄心，意在作为伟大的征服者，这雄心却未能阻止他劫掠小亚细亚数座富裕的神庙，并执行几个敛财计划，为此使其军事行动延迟数月，至公元前53年始率军投入战场。
据报帕提亚军扎营于沙漠边缘，准备逃遁，克拉苏决定率军直接越过沙漠袭击之，这是一个致命的决定。这一项错误又由帕提亚的一项正确战术而变成毫无挽回的余地。帕提亚人完全不用步兵，而采用重装备骑兵。接连两场的沙漠战——一在卡尔亥，一在辛纳卡——罗马四万大军悉数毁灭，得以逃脱死亡与被俘命运的不及四分之一，而被杀者之中包括克拉苏本人。这证明，亚洲的军队如果有良好的领导，在适当的战场，则不仅可以匹敌战无不胜的罗马军团，而且可以将之击溃；这件事似乎撼动了罗马对东方的无上权威。但帕提亚政治分歧，加上罗马的军事领袖在沙漠以外的战场上的成功，使罗马得以摒回帕提亚对小亚细亚西方的侵略，再度稳住罗马人在该地的统治权。
同时，在罗马，革命的火山又在喷发浓烟密雾，令人窒息。罗马人开始没有一个兵，没有一个钱是用来对付公敌的，没有人再想到民族的命运。最可怕的迹象之一是，卡尔亥和辛纳卡的国难，在当时政客的心中竟不如一个月后在阿庇亚道上党魁克罗底阿斯之死更令他们触动；但情况之所以如此，实在易于想象，也几乎情有可原。凯撒与庞培之间的决裂固早在意料中，而现在则以惊人之势正面相对了。就如古代希腊水手的传说，罗马于今的国家之舟也发现置于两座巨岩之间，巨岩相向移动，随时可将船只压为粉碎，水手被无名的恐惧所瘫痪，因为他们被漩涡卷下去，越陷越深了；所有的人眼睛都盯住漩涡，无法顾及左右。
在鲁卡会谈中，由于凯撒向庞培做了相当让步，三个摄政者略似站到了平等地位，因此表面看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没有长期维持之可能性——只要君主权的分割长期可行的话。至于三个摄政者是否打算团结，无保留的互相承认地位的平等——至少当前这段时期——则又是另一个问题。凯撒是希望团结的，也愿意对另外两个摄政者以平等地位相待，他所需要的只是征服高卢的时间与余力。但庞培却几乎从心底就不是真正的合作者。他是那种心胸狭小的人，认为慷慨寓含着危险。从他低卑的眼光看来，一有机会就褫夺凯撒的平等地位——这地位本就是他十分不甘愿承认的——乃是明智之举，而他卑鄙的灵魂渴望着报复凯撒因厚待他而让他遭受的屈辱。
固然，以庞培那迟钝怠慢的性格，他或许从未正式承认过凯撒与他地位平等，然而破除联盟的计议却无疑在他心中慢慢滋生。无论如何，当美丽的朱莉亚香消玉殒（她死于公元前54年秋，正值最丰艳的年华，未久，她惟一的孩子也随之共赴黄泉），那比庞培自己把庞培的意图看得更清楚的民众就已看出，朱莉亚的父亲与其丈夫之间的关系业已破裂。凯撒试图重建这种关系，提议将他的大外甥女——这是他现在最亲的人了——嫁给庞培，并求娶庞培的惟一女儿。但庞培却要他的女儿跟着她现在的丈夫鲁西阿斯·苏拉之子孚士特斯·苏拉，他自己则娶了昆塔斯·麦特拉斯·西比奥的女儿。
私人关系的破裂已无可置疑了，而将手撤回的则是庞培。民众预料政治的分裂也将会随之出现；但两人的谅解——至少在公共事务上——仍继续了一段时期。原因是凯撒不愿在他完成高卢之征服以前公开决裂，而庞培则也不愿政府机构及全意大利未在他的独裁之下完全低头之前公开决裂。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摄政者互相支持固然令人纳罕，但也可解。公元前54年，凯撒在阿杜突卡几乎败于高卢，但庞培将其休假中的意大利军团借调与他，而庞培对共和派的压制则也得到凯撒的支持。
到了公元前52年初，庞培取得了独自执政之权，对首都的影响力超过了凯撒，而全意大利能执兵器者均以他个人之名，宣誓效忠之后，他乃决定正式与凯撒尽快决裂。计划很快就形之于外。随阿庇亚大道事件而来的骚乱中，凯撒的民主派故友，有不少受到严厉的处断；防患选举舞弊的新法，追溯至公元前70年，也包含了凯撒竞选执政官时的可疑步骤；这些，看来都可能只是无意或处理不当，但凯撒一派的人却有不少认为其中有确定的计划。
但事态的随后演变却使人民欲视而不见都不可能了。在选择下一任共同执政官时，庞培选择的不是他原先的岳父凯撒，而是他的新岳父西比奥。但在当前的情势下，处处都需要他旧岳父的合作，而他的新岳父则只是一个完全屈从的傀儡。庞培为自己取得了西班牙两省的总督继任权，为期5年（即至公元前45年），亦为他的军队取得国库支薪的协议，可是他不但未为凯撒求得高卢总督的继任权与国库支薪的协议，而且想办法要在本届任期结束之前把他召回。
这些步骤无疑在意图拆毁凯撒的根基，最后把他推翻。时机最好不过。凯撒在鲁卡之所以向庞培让步如此之多，是因为他与庞培若有决裂，克拉苏及其叙利亚部队必定会站在凯撒一边；因为自从苏拉时代，克拉苏就与庞培对立，而也几乎自那时即在私人与政治关系上与凯撒相善，而其特殊的性格则使其会甘愿任凯撒的银行家，受凯撒信任，而永不会跟凯撒的敌人联合。因此，公元前53年6月的灾难——克拉苏与其部队同毁于叙利亚——对凯撒也是严重的打击。不数月，正当高卢已临近全面征服之际，又燃起全面叛变，其暴烈情况前所未有，凯撒首次面临势均力敌的敌人阿维尼亚王维辛吉托利。
命运又一次为庞培铺路。克拉苏已死，高卢全面动乱，庞培已为罗马的实际独裁者与元老院的主人。设若现在庞培不仅是阴谋反对凯撒，而是迫使公民或元老院立即召回凯撒，则其结果当会如何！但庞培是从来不懂得运用时机的人。分裂之意他早已明白透露；早在公元前52年，他的行为就已再明白不过，次年春天，他则公开表示了跟凯撒分裂的意向。但他却并不立即采取行动，而任好几个月的时间过去，未加运用。
但无论庞培如何拖延，分裂却由外在情势的催逼而迫在眉梢。即将发生的战争不是共和派与君主派之间的斗争（因为这种斗争在数年前即已决定），而是庞培与凯撒争夺罗马王冠的斗争。然而，这两个觊觎者却没有一个会坦承意图，因为那只会把一切仍对共和体制的延续怀存愿望的人推到对方的阵营。葛拉丘与杜鲁撒斯，辛纳和苏拉的老战斗口号，固然已经陈旧空洞了，在两个争夺王位的将军来说，却仍然是很好用的标语；而目前庞培与凯撒虽然都公开声明站在人民一边，日后则无可避免凯撒将以人民与民主为其标志，而庞培将以贵族与合法政府为其张本。
凯撒别无选择。他从开始就是热衷的民主派。在他想象中的君主政体，跟葛拉丘的人民政府实际的不同主要在外表而不在实质；再者，他又是个大度而深沉的政治家，不可能把他的标志掩藏在别的旗号之下。这种战斗口号给凯撒带来的近期利益是微不足道，主要是免得他直接提到王位的争取，因之也免得因这种令人反感的字句惊动他的依从者及温吞的大众。民主的旗帜从长远看来也未必能产生多少积极成果，因为葛拉丘的理想已经被克罗底阿斯糟蹋了，成为荒诞可笑的闹剧。因此，还有什么重要的社团（或许只有波河以北的是例外）会因这民主的口号而参与战争呢？
庞培将以合法的共和政府之将军的名义从事即将来临的战争，这已是不证自明的。而即使仍非不证自明，事态的发展也必将决定他的角色。天性已决定了他是贵族的一份子，而除却偶然的事件之推移与自私的动机之外，他是不会投入民主阵营的。现在他之准备重返苏伦的传统不但是适当的，而且具有种种利益。民主的口号已经破旧了，而保守派的口号，设若由适当的人选发出，必然比民主的口号有力得多。或许大多数人民——至少是公民中最好的部分——仍属于立宪派；这一派的人数及精神力量仍可能对即将来临的王位争夺战发生重大的影响。
所缺的只是领袖人才。立宪派的当前首领马卡斯·伽图日日冒着性命之险在执行领袖职责（以他所了解的职责而言），也或许并非无成功的希望。他对责任的忠诚令人敬佩，但在弃守的岗位上坚持到最后，只宜于士卒而不宜于将军。全意大利各处都自动冒出力量来准备捍卫已颓的政府派，但伽图既无技巧组织这份力量，又无技巧使它们适时行动。他从未自诩为军事领袖，这可说是有自知之明，然而军力却是一切最后的决定之所在。伽图是既不知如何采取政治行动又不知如何采取军事行动的人。设若有一个政治与军事地位如庞培的人举起宪政的大旗，全意大利的公民必会群涌而至，即使不为庞培争取王位而战，也为反对凯撒争取王位而战。
此外至少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值得一提，庞培的特征之一是，即使做下了决定，也不知如何实行。或许他知道如何指挥战争，但他却不知如何宣战。伽图一派，尽管不懂如何指挥作战，却能够为即将来临的王位争夺战提供立场，而且也极愿如此。照庞培的性情，他宁愿摆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用他特有的方式表示他就要出发前往西班牙，不然就是要去幼发拉底河接任军事指挥。同时，合法的政府机构，即元老院，却即将与凯撒决裂，对他宣战，将战争指挥权交托庞培。那时，他就要以众人的意思为意思，走上前来作为宪政的保护者，对抗那煽动者夺取王位的阴谋，以正义者与现行秩序之捍卫者的身份来对抗那些游民与无政府的党徒，以元老院授命的将军之身份，对抗街头的大将？再度救国于危亡。
如此，庞培由于跟保守派联盟而获取第二支兵力（除去他个人的依附者之外）和适当的战争宣言——当然，这些益处是以高昂的代价取得的，因为他必须跟原则上与他对立的人结合。这种结合的无数坏处中最当前的一个（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就是庞培失去了他选择与凯撒对立之时机的权力，而必须依从贵族团体的任性决定与种种意外的左右。
如此，反对的共和派在多年惟惟诺诺之后，终又因两个摄政者之间的破裂而重回政治舞台。这主要是以伽图为中心而联合起来的一批人。这些人下定决心不计代价为共和而奋斗，反对民主政治；而战斗越早开始越好。公元前56年的企图所产生的可怜后果，使他们了解到，若只靠他们自己，他们不但不能指挥战争，甚至连发动都不可能。人人都明白，元老派除少数者例外，都厌恶君主体制，但大多数却只有在恢复寡头政治而不具危险的情况下才肯去恢复，——而若想不具危险，就可能需要长久的等待。
伽图一派一方面面对着摄政者们，另一方面又面对着不计一切只求平安的大多数元老——这些人厌恶一切断然的行动，尤不愿与任何摄政者决裂——则伽图一派为重掌统治权，惟有与摄政者中较不危险的一个联盟。如果庞培承认寡头政府，并为它与凯撒作战，则此寡头政府亦必然任他为将军，并与他联合而迫使胆怯的大多数宣战。当然，庞培并不热衷于共和体制，这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出的。但虽然他凡事犹豫不决，却猜出了凯撒的决意，即要想完成新的君主体制，必须先把寡头政治的一切赘瘤清除。无论如何，这次战争会训练出一支真正的共和军和一批真正的共和派将军。在击败凯撒以后，将可能不仅是摆脱掉一个君主，而是摆脱掉君主制度。寡头政治派的处境如此的绝望，以庞培与之联合乃是它所能盼望的最佳可能了。
庞培与伽图派的联盟缔结得相当迅速。在庞培任独裁的时期，两方实则已是相当趋近。米罗危机中他的整个行为，他对给予他独裁者之名号的暴民的驱逐，他的明白宣称只由元老院的颁予他始受此职位，他对一切扰乱和平者的无情惩处，尤其是对极端民主派的，他对伽图及持伽图之意见者令人惊奇的礼让，再表示了有意取悦于严守旧秩序之士，而刁难凯撒。在伽图这一方面，显然严厉拒绝赋庞培以独裁者之名，却在做了徒具虚名的细微改变后，等于是亲自把大权交给他，使他由伽图及毕布利阿斯之手接受了“独一执政官”之职。
伽图派与庞培固然在公元前52年之初即已有心照不宣的了解，他们正式有效的联盟却是缔结于为公元前51年的执政官选举之际；当选的执政官并非伽图，而是伽图的一个死党马卡斯·克劳底阿斯·马西拉斯（另一个是较不重要的角色，属于元老院的多数派）；马西拉斯不是狂热份子，更不是天才，却是屹立不倒的贵族派，如果和凯撒的战争势在必行，则他正是宣战的人选。共和派既在不久之前才遭压制，则这次的执政官之选举显然是得到罗马摄政者之允许的，至少也有其默允。庞培缓慢而拙笨但又照例坚定不移地推向决裂。
就凯撒这方面而言，他并不想在这个时节与庞培对立。当然他不可能真正愿意长久与人分享统治权，尤其不愿跟第二流的人物庞培。无疑，他早已决定，在征服高卢之后他要独揽大权，如属必要，不惜一战。但凯撒基本上是个远大的政治家，将领仅是其次要身份；以他的才份，他不可能不看出，以武力来整顿政治机构，必定会深深的骚乱它，甚至会永久性的损坏它。因此，只要有可能，他就会尽力避免内战，以其它办法解决这个困难。即使内战不可避免，他也不希望在这个时刻——此时，在公元前53至52年之冬和52年至51年之冬这一段时期，高卢的维辛吉托利正在全力叛乱，使他原先取得的一切都濒于危亡，而庞培与立宪派则主宰着意大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