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盛夏时节，毛泽东再度南巡，对林彪集团多加严厉批评，有撤换林彪的打算，林氏家族如棘在背，坐卧难安。林立果图穷匕首现，暗害毛泽东计划紧锣密鼓，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角逐，阴谋与反阴谋斗争开始了……
毛主席南巡的背景
毛泽东主席1971年的南方巡视，是“文化大革命”中一次极为重要的政治行动，对于挫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后期毛泽东对某些政策的调整及“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进程，有着重大的影响。
毛主席这次南巡，从8月15日开始到9月12日结束，历时29天。南巡期间，毛主席在湖北武昌同刘丰、刘建勋、王新，后来又同华国锋谈话；在湖南长沙同华国锋、卜占亚，后来同刘兴元、丁盛、韦国清谈话；在江西南昌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话；在浙江杭州先后同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白宗善谈话；在上海同王洪文、许世友谈话；在北京郊区丰台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谈话。这些人当时分别担任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上海、江苏、北京等省市和武汉、广州、福州、南京、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这期间，毛主席除同个别人谈话以外，还同各地负责人谈话共13次。这些谈话，汪东兴同志均在场，并作了详细记录。
据汪东兴同志讲，毛主席身体好的时候，每年都要外出巡视工作，作调查研究。一般7月、8月出去，9月底回北京。这次因发现林彪一伙有不测行为，于是提前赶回北京。
1971年毛主席南巡，直接原因是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引起的。庐山会议原定议程是讨论修改宪法、抓国民经济和战备等问题。林彪一伙利用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和“天才”问题“发难”，打乱了会议的正常进程。他们想利用合法的手段，窃取国家最高权力，充分暴露了企图纂党夺权的野心。毛主席在会上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点名批判了陈伯达，以此来揭露和打击林彪集团的阴谋活动。
党的九大以后，毛主席把工作重点放在政府工作方面，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等问题。他在考虑政府机构重建时，按照国家体制来讲，应设国家主席。后来，他又考虑如果设国家主席的话，首先他自己不适宜当国家主席。因为1956年9月他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了。他说：“让我暂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1971年，毛主席已77岁高龄，更不宜当国家主席了，因此，他表示自己不当国家主席。
毛主席也考虑如果他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谁当呢?有一次林彪曾要他的秘书向毛主席秘书打电话，向毛主席建议“由毛主席兼任主席”。毛主席说过“反正我不能当了，那就让董老(必武)当吧!”这时董必武已84岁了。在当时的条件下，除林彪当国家主席以外，其他没有合适的人选。但是，毛主席认为林彪当国家主席也是不适合的。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主席讲过：苏联攻击我们的领导体制是“军事官僚体制”，是“军事官僚专政”，因此在政府机构重建上，要改变这种“形象”。毛主席还考虑到，通过“三支两军”，林彪已经掌握了相当大的实际权力，军队干部在绝大多数地方革委会中起着主要的作用。这种以军代政、以军管党的作法，毛主席是不满意的。他说：“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地方党委定的事，要拿到部队党委来讨论，这不是颠倒了吗?”所以毛主席主张政府机构搞“文官”班子，军队干部不宜过多地参政，因此，他不同意林彪担任国家主席。
毛主席考虑当时历史的特殊情况，提出了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1970年3月初，周恩来总理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到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修改宪法时，原宪法中设国家主席一节“是不是还写上”。当时毛主席在武汉视察，住在武昌东湖宾馆梅岭1号。3月7日，毛主席看信后对汪东兴说：“在宪法中不写设国家主席这一节，我也不再当国家主席。”要汪东兴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3月8日，江东兴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见到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感到此问题重大，要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汪东兴在周总理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到会的政治局委员讨论后，一致拥护毛主席的意见。因林彪在苏州，未参加政治局会议，总理委托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叶群向林彪传达毛主席的意见和政治局讨论的情况。会后，叶群向林彪进行了通报。林彪听后，要叶群转告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3月16日，中央政治局就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修改宪法中一些原则问题，给毛主席写了一个请示报告，毛主席阅后在文件上明确批示不设国家主席。3月17日至20日，中央政治局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会上讨论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时，林彪一伙按照林彪的旨意，坚持设国家主席，所以在会上引起激烈的争论。当时毛主席在外地。会议期间总理曾打电话给汪东兴，要他向毛主席反映会议讨论情况。会议结束后，总理把宪法修改草案报送毛主席审批，并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电话中还给汪东兴交待，要他把会上争论情况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听完汇报后说：“不设国家主席的话，我早就说过了，还派你回京传达过。宪法上不要写了，我也不当国家主席。”在这期间，林彪曾通过他的秘书给毛主席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主席没有理会，只是要秘书回个问候性的电话。林彪于4月11日晚11时30分，在苏州要他的秘书给中央政治局打电话，转达他的三条意见，再次建议设国家主席，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4月12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后，把林彪的“建议”转报毛主席。毛主席提笔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但林彪仍然坚持己见。4月下旬，毛主席回京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借用三国时期孙权要曹操当皇帝的典故，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再一次讲了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7月17日至22日，中央召集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开会，又有些人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主席得知后说：“不要设国家主席。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是因人设事。”毛主席最后一次讲不设国家主席、他不当国家主席，是在庐山会议期间。他察觉林彪一伙不顾他的一再反对，利用设国家主席问题和天才问题“搞突然袭击，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阴谋活动。后来，毛主席曾气愤地说：“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8月25日在庐山会议期间召开的政治局常委和各讨论小组组长会议上，毛主席严肃地讲：“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并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
林彪在庐山会议前及会议期间一再坚持设国家主席，早就引起毛主席不满，加上种种迹象，使毛主席由不满引起了对林彪一伙的警觉。主要有以下几件事：
首先，1970年7月23日、25日，政治局开会讨论纪念八一建军节社论草稿时，发生了争论。陈伯达主张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句中“毛主席和”4个字删掉。当时毛主席在杭卅，周总理写了一封信给汪东兴，对社论中这个提法请汪东兴转报毛主席审定。毛主席当时眼睛患白内障，视力模糊。汪东兴将信念给主席听。毛主席听后没有表态，说：“你(指汪东兴)划个圈退回去!”汪东兴考虑此事他不好划圈。三天后，即7月29日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上海接见外宾。接见后，周总理、黄永胜问汪东兴，毛主席对建军节社论的提法定了没有?汪东兴说：你们请示毛主席吧!周总理、黄永胜找毛主席请示，毛主席问汪东兴：“怎样搞的?”汪东兴回答说：“这样大的事，我不敢圈。两种意见，您到底赞成那一种?”毛主席正点燃一支香烟，抽了几口，然后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毛主席说完后，汪东兴仍按照毛主席讲的“划个圈退回去”的意见画了圈，把稿子交给总理。
毛主席对此事很不满意，认为林彪一伙突出林彪对军队的“直接指挥”是有所用心的。他说：“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其次，1970年7月31日，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了一个所谓“讲用报告”。这个报告的讲稿是王飞、周宇驰等人起草的。林彪听了报告录音后，大加赞扬说：“不仅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这样，8月4日，吴法宪把林立果报告录音拿到空军“三代会”上播放，并吹捧：“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天才。”后来周宇驰、王飞、陈励耘等人吹捧林立果“讲用报告”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等等。毛主席得知此事后，非常不高兴。他多次说：“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并说：“路线不对，那些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
还有，林立果的权力膨胀，也引起毛主席的注意。林立果1967年4月还不是党员，林彪把他安插到空军司令部工作，同年7月1日入党；1968年就开始“独立活动”；1969年10月17日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吴法宪还授予林立果“两个一切”(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林立果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林立果指挥)的特权，空军一些领导干部职务提升，由林立果代表林彪出面谈话。
再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前夕，毛主席要汪东兴先到庐山检查会议安排及安全情况。汪东兴发现在毛主席住处的山顶，正在突击修建一座直升机机场。汪东兴就此事问了周总理，周总理说他不知道。后周总理追问黄永胜。黄说是他下“命令”建的，经过“林副主席批准的”。像这样的事，事先必须报告总理和毛主席，并经他们同意后才能进行。后来，毛主席交待汪东兴进一步了解有关情况，得知庐山周围部署有陆军师和空军师，陆军的坦克内有火箭装置，空军装置机动能力很强。汪把这些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了。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期间。8月31日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中，以点陈伯达为名，揭露林彪一伙“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毛主席这样写《我的一点意见》，显然和他在庐山会议前了解和掌握林彪一伙一系列不正常活动情况是分不开的。毛主席在庐山会议结束时，还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庐山会议上林彪一伙野心暴露后，促使毛主席下决心解决他们在党内“搞宗派活动”的问题，击破其抢班夺权的阴谋。
毛主席南巡的目的
庐山会议结束后，毛主席着手解决庐山会议中暴露的问题。他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是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抓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在庐山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就着重讲了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他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就上这些黑秀才(指陈伯达)的当”。后来，毛主席在审阅《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文时批道：“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毛主席强调学马、列著作的目的是要大家搞清理论是非；揭露陈伯达“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在庐山会议后，1970年11月6日，党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其中规定学习6本马、恩、列著作和5本毛泽东的著作。
二是通过揭发批判陈伯达，解决林彪一伙“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在组织上是宗派主义的错误”和“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的问题。毛主席批判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煸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实际是揭批林彪一伙人。庐山会议结束后，毛主席要黄、吴、叶、李、邱等军委办事组几个人作检查，明确讲：“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可是林彪一直不肯作个认错的“表态”，黄、吴、叶、李、邱等也迟迟不作检查。在毛主席催促下，叶群于1970年10月12日向毛主席交了第一份检讨书。毛主席在叶群检讨书上作了10处批语。对林彪一伙犯错误的性质、表现、严重性、对待的方针政策都点明了。毛主席在叶群检讨书末尾批语中写道：“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实际上毛主席是向他们交待政策，再一次催捉他们作深刻检查。但是林彪一伙仍然执迷不悟，对此毛主席非常不满。他在某人检讨的材料上批道：“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毛主席见林彪一伙人大搞宗派活动，就采取“甩石头”，即连批几个文件和发指示进行“批陈(林)整风”；“掺沙子”，派纪登奎等同志参加被林彪、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把持的中央军委办事组；“挖墙脚”，改组北京军区，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这些措施是为了削弱林彪一伙对军队的影响和控制。
三是对部队某些不正之风进行整顿，解决军队与地方的关系以及军队自身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毛主席认为，在军队一些同志中存在着“打仗有功”、“文化大革命支左有功”的“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情绪。他说：“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通过整风，“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毛主席为此批转了济南军区政治部等两份文件，还安排华北会议和军委座谈会来进行“批陈整风”，在基层开展了“批修整风”、“反骄傲自满”等教育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