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我还是觉得在人大附中度过的那六年，是一段最简单、最纯净、也最开心的日子。
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大附中是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我，则和其他所有家教正规、性情乖顺的孩子一样，是这所学校里一名成绩还不错的普通学生。
高二分文理班，我很自然地选择了文科。没什么特别的原因，也无所谓“子承父业”，就是觉得文科简单，不过是“背书”而已，不像学理科，永远有做不完的习题。现在看来，那时的我还不是一个有上进心的好学生，总担心自己一旦陷入了无涯“题海”，就再没有时间去风花雪月、自得其乐。
其实，文科班本身就是一片风花雪月的乐土。同学们大都多才多艺，你擅琴棋，我长书画，人才济济。如今已是着名情景剧导演兼演员的吕小品同学，当年座位就在我的斜后方。很遗憾，与他们相比，我唯一的“特长”就是学习了。
那时候，凡是期中、期末和各种名目繁多的全区统考，六门功课加在一起的总分，班里和年级一定要排名次。名次，也成为了检验学生优秀与否的唯一标准。
通常，我们会这样来形容一个同学：“李宏这牲口又考了第一！”或者是：“张亮整个一牲口，太生猛了！”
从走进文科班的那天起，我也成为了这样一个“牲口”。
此前，我一直舍不得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更不是绝对的“第一名”。直到进了文科班，很奇怪，每一次统考我都排第一。长此以往，老师和同学开始习惯于默认——她是第一；我自己也生出了使命感——不能不考第一。
但我偏偏不是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走出考场，如果我说“还行”，那就是非常好，如果我说“不好”，那就是比较好，如果我觉得“很差”，其实结果至少是还不错。这种感觉上的偏差，让我浪费了不少感情和眼泪。
高三第一学期期末，我们照例参加海淀区统考。非同寻常的是，如果能在这次考试中名列全区前三名，就可以绕道高考，直接保送上大学。机遇面前，人人跃跃欲试，因为“黑色七月”的恐怖我们早已经耳闻目睹。
考完数学那天中午，我和同学在回家路上边走边对答案。对到最后一道18分的题时，我的心越来越凉。不仅我的解题思路和她完全不同，答案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同学逻辑严谨，思维缜密，是理科班的“牲口”之一，还是华罗庚数学学校的重点培养对象。听着她有条不紊、头头是道的分析，我几乎没有任何怀疑或争辩，就口服心服地认定是自己错了。
那时候，我很爱哭。看电影会感动得哭，看小说会伤心得哭，考试不满意，当然更会哭。想到自己功败垂成，考了那么多第一，最该拿第一的一次却失了手，眼泪开始在我眼眶里转来转去。
进了家门，我把书包往沙发上一扔，转身就进了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顾不上吃饭，也顾不上下午还有其他考试，我的眼泪像泻了闸的洪水，哗啦哗啦流个不停，枕头床单，洇湿了一片。
我妈开始动之以情：“眼睛肿了，多难看啊！再哭，眼泪要把你自己淹死了。”
我爸也开始晓之以理：“每次考完试都哭，结果每次都考第一，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我爸说得没错。觉得自己没考好，然后大哭特哭，结果是虚惊一场，最终发现自己考得特别好——这好像是高中时代的我深陷其中的怪圈。
那次的数学考试也不例外。事实证明，我的眼泪又一次白流了，因为我的答案才是正确的。
就这样，我一如既往地再一次蝉联“牲口”的荣誉，并且进入了海淀区的“前三甲”，顺理成章地成了保送生。
多年以后，我还是觉得“牲口”这个词和我特别有缘。
2001年年初，我加盟凤凰卫视。那时资讯台刚刚开播，工作量大，人手却少，每个新来的主持人都忙得四脚朝天团团转，常常是早上7点上早班，下午2点刚下班，夜晚11点又要上夜班。
面对新人的唉声叹气，中文台的主持人总会予以善解人意的开导：“凤凰就是这样，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慢慢习惯就好了。”
刘老板从来都是公司里消息最灵通的人士，这样精辟的语言自然不会从他耳朵里漏掉。不久后，老板、我和招商银行的马行长一起吃饭。饭桌上，谈起凤凰员工的超负荷运转，老板不无自豪地夸耀：“连我们主持人自己都说，在凤凰，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牲口用！”
老板话音刚落，在大家的轰然大笑声中，我插了一句：“老板你不知道，现在早就是女人直接当牲口用了。”
此后，我的这句话被老板在无数个场合无数次转述，而我也相信，命中注定，我和“牲口”有着不解之缘。
正是这种不解之缘，让我提前迈进了大学的门坎。
后来，我渐渐明白，无论考试、工作，还是其他事，人可能都是这样，当别人认定你是第一，你便会暗示自己不能不做第一，多少次反复与轮回过后，突然有那么一天，你终于蜕变，成为了真正的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