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土地会议后，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东等老解放区农民，东北等半老解放区以及豫皖苏、豫陕鄂等新区的农民，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自己解放自己的气魄，向封建地主阶级展开斗争。到1948年秋，完成了消灭封建生产关系的伟大社会变革。土地改革在拥有1亿多人口的解放区胜利完成，不但为解放区的农业生产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将来工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因为，它完全符合全中国农民及其他广大人民的要求，又为整个革命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解放区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彻底翻身，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的空前提高，就使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足以保证夺取胜利的取之不竭的人力、物力源泉。毛泽东谈到土地改革与解放全中国的关系时说：“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
与土地改革运动相结合，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解放区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地开展了整党运动，其主要内容是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通过整党，克服了党内的地主富农思想的影响和官僚主义作风，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一些坚持剥削阶级立场的地主富农分子、流氓分子被清除出党，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在土改与整党运动中，一大批积极分子和村区干部获得了锻炼与培养，成为农村基层政权的骨干，他们中的优秀分子被吸收参入中国共产党。这样，民主政权更加健全，人民解放军的后方更加巩固，工农业生产逐渐恢复与发展，从而为人民解放军发展战略进攻创造了条件。
（二）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危机加重
据统计，1947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总收入为14064383百万元（法币），总支出为43393895百万元，赤字为29329512百万元；
1948年上半年财政总收入为220905475百万元，总支出为655471087百万元，财政赤字高达431565612百万元。1947年度内债为1．85亿多美元，外债为8．57亿余美元；1948年度内债为1．75亿多美元，外债为8．66多亿美元。
导致巨大财政赤字的重要原因，还是军费开支猛增。国民党当局采取宁可听任通货膨胀，也要全力支持军事行动的政策。1947年军费开支占全部收入的55％，1948年上半年军费预计占总收入的64％。巨额财富投入了军事，不但未能挽回败势，反而由于军事行动的节节失败，又加深了财政经济危机，形成恶性循环。
在财政经济局势急转直下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加重对统治区人民的盘剥，增加税收。1947年度的货物税、关税、盐税、直接税共收入106317亿元。与此同时，加重对土地税的征收，实施强迫征粮的政策。二是大量发行钞票。1947年发行法币33188500百万元，差不多为1946年发行额的10倍；
1948年上半年发行法币374762200百万元，又差不多为1947年发行额的10倍。
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物价飞涨，工商业倒闭。到1948年初，天津工厂已倒闭70—80％，青岛700余家民营工业全部歇业，沈阳3000多家商号仅存1000家，上海3000多家大工厂，开工者仅有20％，广东400家工厂剩下不足100家。大批工人失业，生活贫困。1947年12月的物价指数已升至100630倍，比1946年同期上涨14．7倍。上海市的批发物价指数，1947年12月已较1946年12月增加15倍。1948年2月上海大米每担限价198万元，黑市为215万元。南京黑市米价250万元，汉口为230万元。国民党当局承认，“物价狂涨已推翻了社会秩序和政治信心。”
D．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巩固与扩大，蒋介石集团完全孤立统一战线，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之一。当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后，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阐明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基本政策。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
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实行“戡乱总动员”，给全国各族人民，尤其是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带来了无穷灾难。
面对国民党当局的残酷剥削与血腥镇压，各阶层人民更加认清了蒋介石统治集团的反动面貌，他们把自己的解放，把中国的独立、民主、富强，完全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寄希望于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迅速胜利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国民党统治区各阶层人民更加坚定、积极地投入到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伟大斗争之中。
青年学生运动继续蓬勃发展，他们把“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口号，改为“反饥饿、反迫害”的口号，不再提反对“内战”的口号。这表明他们对解放战争的拥护。1947年10月，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司令部非法逮捕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于子三，并加以杀害。这一暴行，激起了广大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强烈抗议。杭州、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昆明、福州、武汉、长沙、西安等大中城市的大、中学生10万余人，掀起了“反对非法逮捕、反对特务、反对屠杀青年”的反迫害斗争。1948年4月，国民党政府北平当局，公然宣布取缔华北学生联合会。北大、清华等10所大学学生进行了“反对迫害、保卫学联”的斗争，很快形成罢课、罢教、罢职、罢工、罢研、罢诊的“四月风暴”。五六月间，又爆发了以学生为先导，随即社会各阶层人民响应的反对美国政府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运动。5月4日，上海120所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发起组织“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机联合会”。当众焚毁美国侵略者和中国独裁者的画像。22日，又发起10万民众“反美扶日”的签名运动。北平、上海、天津、南京、昆明、杭州、福州、重庆、成都、西安、长沙、广州、武汉等大中城市的学生、教授、社会名流、工商业者，先后加入这一运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1948年6月30日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惊呼：中国“日益高涨的反美情绪提醒我们，假如给予（国民党政府）支援而不顾其他因素结果只能使局势更加恶化。”
曾经由于对美国和蒋介石存在某种幻想，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具有足以战胜有美国政府大力支援的蒋介石的力量表示怀疑，将自己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地位的某些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在新的形势下也迅速觉醒。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11月5日，“民盟”被迫宣告“自动解散”。这就“使在蒋介石统治下进行任何和平运动、合法运动、改良运动的最后幻想归于破灭”。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抛弃了第三条道路的幻想，转而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口号，声明反蒋反美，联共联苏，寄希望于人民解放军的胜利。1948年1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在香港召开三中全会，决定重建民盟领导机关，并发表宣言，提出粉碎蒋介石政权、彻底实行土地改革、反对美国侵略中国，及与一切民主党派结成民主统一战线等四项主张。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表宣言，宣告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决裂，提出“本会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反对蒋介石之独裁政治体制，否认其伪造的国民大会，伪制的宪法、伪定的政府组织”；“反对美国反动派干涉中、国内政”等主张。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号召，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从1948年8月起，民主党派、民主阶层人士的代表便陆续到达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蒋介石为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迫不急待地于1948年3月29日召开所谓“国民大会”。围绕选举总统和副总统，国民党内各派系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蒋介石宣布他不参加竞选，而愿意“担任政府中除正副总统外之任何职责”，并提议推举“一名卓越之党外人士为总统候选人”。并称，“我将以军人之身，鞠躬尽瘁，为国效劳。”对此，国民党内有的人主张尊重蒋介石的意见；有的人拥护蒋介石当总统候选人，理由是如蒋介石不当总统，“国民党对政府的控制将因而削弱”。张群深知蒋介石不愿当总统的原因，因为“依据宪法规定总统没有任何实际权力”，他认为如果能想出一个办法，赋予总统一种特权，那么蒋介石“还是愿意当候选人的”。4月18日，“国民大会”通过《请制定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案》，授予总统采取紧急措施之权力。果然，19日，蒋介石被选为“总统”。
围绕副总统的竞选，各派争斗更激烈。主要竞争者，一个是李宗仁，一个是孙科。李宗仁是国民党桂（广西）系的主要人物，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任国民党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称，这是一个“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空职。蒋介石决定召开“国民大会”，选举正副总统，为李宗仁提供了“沾天着地”的良机。
李宗仁自知他当时的实力还不敌蒋介石，因此决定竞选副总统而不竞选总统。
李宗仁之所以敢于同孙科竞争（实为同蒋介石竞争），不但有桂系的实力作依靠，而且还有美国的扶持。1947年9月8日，司徒雷登致电国务卿马歇尔说：一切迹象表示，“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统治的象征已光辉大减。坦率地说，在多数学生看来，蒋时代已告结束。”而“李宗仁将军正博得舆论信任。关于他对国民政府无足轻重的谣传不足置信。”1948年3月11日，李宗仁在北平发表竞选谈话，提出，“肃清贪污、改革政治、实行民主主义、铲除豪门资本”的竞选口号，蛊惑人心。3月31日，司徒雷登向马歇尔报告说：蒋介石统治的中国局势险恶，“现在需要的是能感召人的领袖，而这似乎是蒋委员长所不能作到的。”美国政府已在考虑必要时由李宗仁代替蒋介石，充当“感召人的领袖”了。
孙科是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国民党人称他为“阿斗”。蒋介石竭力支持孙科出来竞选副总统。
4月3日，蒋介石召见孙科、李宗仁，说副总统候选人已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孙科，要李宗仁退出竞选。李宗仁当即表示反对，申言若党内不被提名，就“决定在党外独立竞选”。他并同参加副总统竞选的程潜、于佑任结成联盟。4月6日，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否决了蒋介石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由中央提名的建议。
经过4月23日、24日、28日、29日四次激烈较量，李宗仁以微弱的多数击败孙科，当选“副总统”。李宗仁“胜利”了，但国民党内部的分崩离析却更加速了。
整个形势，正如毛泽东在194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会议上分析的那样：“政治方面，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被孤立起来，群众站在我们方面。这个问题在长时期没有解决。十年内战时期我们孤立，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仍未能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以后这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军事方面，蒋介石转入防御，我们转入进攻。”“经济方面，蒋介石的情形到了今年已经很严重，我们现在也困难，特别是山东、陕北两处，但我们的困难可以解决。根本上是我们有土地改革，蒋介石没有，并且我们主力打出去了，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走上了轨道。”“革命已经进到了高潮，将来还会更高潮。高潮主要表现在战争的胜利。”
1948年1月，毛泽东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同前来汇报工作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谈话时，又对时局做了精辟阐述。毛泽东说：“自日本投降后，特别是一九四七年这一年发生了根本变化，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事变。敌我双方的形势都有了根本的改变。政治方面，人心动向完全改变，人心向我，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对蒋介石深恶痛绝。”“军事上，一九四七年七月我们转入进攻以来，蒋介石转入防御地位，于是军事上完全改观。”“经济方面，蒋介石的经济一九四七年比一九四六年更严重，美国帮助也不能解决问题。我们的经济也有问题，但自转入进攻，主力移出，负担减轻，恢复了大块土地，办法更多了，我们的经济问题解决了。蒋没有土改，我有土改。一九四八年蒋介石将更加困难。一九四八年再搞一年，可以有根据地说，更大的胜利一定要来的。”“以前只能讲‘有利于我’，现在可以讲‘胜利到手’。”
二、中共中央制定夺取全国胜利的行动纲领
A．打倒蒋介石口号的提出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中共中央依据时局的发展，进一步提出与阐明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政治、军事、经济的纲领。
1947年9月2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等转战到陕北佳县神泉堡。在这里，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10月10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名义发表。第一次以宣言形式，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同一天，新华社又公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训令》：
一是“颁布解放军口号”，共67条。二是“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就必须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