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易写难工”，确是中的之语，尤其在当今刊物泛滥的时代，凡有一定文字表述能力的人，都能在报刊杂志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写作的边界被无限地拉大，写作的难度被大幅度降低，这在推动散文表面繁荣的同时，也伴随着产生了大量的话语泡沫，写作的陷阱暗含其中。近年来，我对散文创作的关注由热情追踪逐渐变得疲惫倦怠，这是因为庞大的写作群体中，愈益显露出明显的审美无能，精粹、典雅、醇厚、或载道或怡情的传统散文路数被抛弃遗忘，大量文风拉沓、话语柔软的文字弥漫文坛。包括一些名家新作，也完全没有成名之作的艺术高度，要么凌空蹈虚，空洞无物，要么僵滞晦涩，难以卒读，他们的写作，受力于惯性的推动，放弃了继续攀登艺术高峰的努力，衍化成文字与情感的自我复制。散文是心灵的艺术，真诚是散文写作不变的艺术核心，脱离了这个核心，一切的文字都将变得黯然失色，容颜苍白。
在此意义上，我宁愿将目光收回到脚下的这块土地，重新感受与我同呼吸共生活的写作者们的情感状态与心路历程，从他们粗粝、甚至失之浅显的文字中，寻找感动心灵的因子。读到徐洪刚的散文，我的记忆被拉回到青葱的少年时代，在那些血质沸腾的岁月里，对英雄的崇拜情结促使了自己价值观的形成并逐渐稳固。时隔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曾经在心中与雷锋、赖宁等英雄齐名的徐洪刚，竟是云南人。他的创作曾以诗名世，散文亦是透视他人生与精神世界的一扇窗口，他关于往事的追忆，带着我们共同回顾了那历史性的一幕，今天读来，仍觉惊心动魄。为此，我有三个感受，一是作为一名普通的士兵，在那突发性的时刻，是什么促使他作出英勇无畏的举动，甚至置个人死生于不顾，将人性的光辉绽放至极点。二是从徐洪刚身上体现出的军人气质，或说英雄气概，在今天这个国人精神日益缺钙的时代，究竟还能寻觅到多少，徐洪刚身上体现出的榜样力量，需要我们以怎样的态度去对待，去张扬。三是文学其实很难高于生活，今天作者的亲历性叙述，虽然再次唤醒我们对过往的追怀，但文字建构起的世界，绝无现场发生的场景那么让人触目惊心，文字所能做的，永远只是对事件的部分还原。然而无论如何，我们都愿意为这一种闪光的人格加冕。李忠泰的《银幕散记》依然勾引起我对故乡和童年的记忆，在那物质贫困的年代，精神的追求近乎奢侈，放映电影几乎是一个村寨的一场精神盛宴和集体狂欢。作者通过描述村长一家和村民对电影放映员的尊重与期盼，真实再现了那个年代的民间文化图景，纯美的人性在温婉的笔调中洋溢。同样写往事追忆，许和平的《亲家》选择的是旁观者的叙述角度，展现“亲家”大半生的命运遭际，凸显出一位平凡人在生活磨难中坚挺的人格、柔韧的气质和孝悌两全、舐犊情深的美好品质。读来让人满怀感动。
云南散文作者的审美视角，永远离不开大自然给予的丰厚馈赠，一方山水，一片风情，本身就是一首优美的诗歌，或一篇字字珠玑的美文。行走在云贵高原的大地上，即使不浓墨重彩，不刻意雕饰，真情流溢出的，也多是极品佳作。散文家卞毓方曾这样形容张家界：“张家界绝对有资格问鼎诺贝尔文学奖，假如有人把她的大美翻译成人类通用的语言。”移之于云贵高原的奇山异水，如若用散文或诗歌的笔触将其“翻译”出来，岂不也构成一部彰显大美的巨著。刘启红的《德格，放逐心灵活的地方》，将视角拉到川藏交界的德格县，在那片雪山和高原草甸覆盖的地方，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人类最奇崛的想象，一切关于英雄史诗、神话传说、宗教信仰，以及雪域高原游弋的那些梦的精灵，都被披上了童话般的色彩。邓真江的《看鸟》则嵌入了历史传说的因素，烘托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具有“绿党”的意识。
云南本土的业余写作者，给人的印象大多是木讷隐忍，不懂投机取巧，不会哗众取宠，但他们以自己诚挚的感悟，默默抒写内心或隐或显的愿望和想象，以文字建立个人与世界之间的秘密联系。这组散文的写作方式略显朴拙，却字字含情，是作者心灵触角的延展与探寻。这样的写作方式，尽管吃力，尽管难以与走俏结缘，但它们的存在，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或许也是对日益圆滑的文坛的一种无声反抗。
（原载《百家》2010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