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公关，我理解就是吃吃喝喝不谈正事，不计一时得失，为日后互相掠夺埋下伏笔。也许钱白花了，彼此不能成为猎物，人走茶凉，只落下一大批酒肉朋友。我们就属于后面的那种。但由此却落下了买单的习惯，直到今天老想逞强。
记得第一次和华谊兄弟吃饭，在座的还有其他几位老板。我因为脸热好面子，奋勇买了单，当时并不以为然。没想到这件小事却为我们日后的合作打下良好开端。他们告诉我，和文艺界的人吃饭，没买单这是头一回。可见文艺界人士在各位老板的心目中是个什么印象。
这也难怪，文艺界有头有脸的腕儿们经常被邀出席各种饭局，能光临已经给了天大的面子。别说买单，不向邀请者收费心里已经隐隐作痛了。久而久之变成天经地意，逐渐养成吃白食的习惯。
当然任何人群都不是铁板一块，也有例外。我认识的冯巩、赵本山、傅彪、赵宝刚、腾文骥、葛优、梁天，就是抢着买单的。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也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的把单买到了手里，但他们起码做出了踊跃的表示，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外界对文艺界吃白食的不良印象。这倒真还不是他们比其他的人有钱，同业里有得是比他们腰粗的，但从来也没见过那些人买过单，就连假模三道虚飘地表示一下都没见过。
我一直认为这不是钱的事，是性格使然。
其实早在多年前办“好梦”的时候，王朔就跟我说过，他觉得最过瘾的事之一就是吃完了饭，用餐巾一抹嘴，眼皮不抬地说：
买单。
我也深表赞成。
那时手里不富裕，如遇有人约饭，事先又没有明确由谁做东，所以凡遇饭局尾声，小姐手捧账单目光在一桌子人里寻摸时，一准是目光游移不定，生怕和小姐的视线遭遇，直至听到有人接单，才如释重负又耿耿于怀。
心说：
别让我挣着钱，挣着钱了，谁抢单我跟谁急。
想象一下，一定是那副神情。
先对抢单的人说：
没你什么事。
然后狠狠地瞪小姐一眼，说：
你怎么连找谁买单都看不出来呀？
再然后，接过单来一看，当时就急了，厉声质问：
把你们经理找来，谁让你们打折了？少废话，实结！
付款时，还顺嘴飞个段子（说笑话的意思），令与座的各位不必在别人结账时陷入尴尬。这一点我是从《星工场音乐唱片公司》的老板姜宏那里学来的。我观察他多次，从中体会出他的细致和周到。
“好梦”有钱了，我们开始大张旗鼓地贯彻落实王总的精神。
请客，不是请一次客，是每天都请客。
每天下午就开始打电话约人，黄昏出门时，必说的一句话，就是：小林，带上支票。
负责理财的彭总每天都是一腔悲愤揣着支票本上路。到后来，实在是心疼，不忍目睹，就把支票填上限额交给我们，自己推脱不舒服告辞回家。实则是想省出一个人的饭钱。
现在想起来，仍为彭总的一番苦心感到忧伤。
一开始，请客的对象也没有明确的目标，只好先从亲朋好友入手，打电话找着谁算谁。人数也不确定，原本只约到三两位，开饭时一点人数却来了十来位。原因是，人家原来已经约了饭局，推辞不掉我们的盛情邀请，只好将先约的人合并过来一举同歼。
有两位国航的空姐就是这样认识的，后来她们又把乘务队的其她姐妹也介绍给我们，起飞前降落后定期会餐。口口声声称，他们乘务队要与我们“好梦”结为“共建文明”示范单位。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对空中小姐们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每次乘机，见到空姐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像久别重逢亲如一家。因为我知道，遇有危难关头，大老爷们都吓出屎来的时候，她们却大多都能临危不惧，先人后己。
许多年后，国航一架客机在韩国的釜山坠毁。事隔几日，我和徐帆搭乘国航班机赴港，顺便买了一束鲜花献给机组。事后在网上看到一些人骂我们，说：摔了飞机还去献媚，没有原则。其实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在换登机牌的时候，恰巧听到一番议论。
据知情者说：当时飞机坠地摔成两截，浓烟中空姐奋不顾身安排乘客逃生。一空姐叮嘱乘客：快跑，能跑多远就跑多远，不要回头也不要停下。乘客有良知，欲将那位空姐拖下飞机。空姐说：不行，她得等全体乘客都脱离后才能逃生。那位逃生的乘客跑出很远回头看时，飞机发生爆炸，眼见空姐化为火焰。听到此番情景，令我怵目惊心，许多天后，闭上眼睛仍能见我姐妹在火中挣扎。
话题扯远了，回忆往事，千头万绪，砸断骨头又连着筋。令我心猿意马不知道要写什么。我打电话向刘震云老师请教。
文章跑题了还算不算文章？
刘老师答：
任情绪流动，自由进出，不拘一格。
大约过了两三个月，我们的钱已经所剩无几，剧本却只写出了几集，投资方开始坐不住了，催我们开机。我们只能仓促建组，一边请赵宝刚导演选景支应着，一边我和王朔躲到香山饭店闭门赶写剧本。
王朔已事先声明，他的小说我随便改，他也可以出主意，因动笔的事得由我来。
剧本进展很慢，按说应该三四天写一集，但我十天八天也写不出半集，最后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每天看着打字机犯愣，脑子里一片空白。
想到钱也花差不多了，组也建了，剧本出不来，而且我心里清楚，在可预见的无穷时间里也出不来。“好梦”变成了噩梦。我忧心如焚食不能咽。
我问王朔：
怎么办？我的心散了，怎么写都觉得没劲。
王朔很不客气地说：
不是写出来没劲，是你根本就写不出来。就别遮遮掩掩地美化自己了。
他的话很伤我的自尊心，在此之前，我一口气写下了《遭遇激情》、《编辑部的故事》、《大撒把》和《北京人在纽约》的剧本。（“北剧”的前两稿分别是李功达和李小明写的，我写的是最后一稿。）照理说，有王朔的小说作为基础，剧本的风格又是轻车熟路，应该不难的。可就是在这里栽了跟头。
这时我才体会到刚开始写剧本时王朔对我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
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前三个中篇写得很顺，然后就遇到了一个槛儿，怎么都不行了。这个槛儿过去了之后就又顺手了。
我想我那时就正赶到这个槛儿上，过不去了。
当时王朔劝我说：
写不出来就放下吧，往最坏了想又能怎么样？大不了就慢慢给人家还钱呗。重要的是，你不能因此丧失了创作能力。但我看还不至于。何必非在一棵树上吊死，换个东西试试。要不然你就弄弄《永失我爱》，我帮你一起写。
听了他的话，我如释重负，当即决定剧组下马。那种心情，想起来比拍了一个大片还愉快。
从此我发现放弃并不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
这次虚假的利润，造成了“好梦”看上去很美的虚假繁荣，拉下的窟窿，是从《一地鸡毛》、《永失我爱》、《情殇》三部戏里抠出来的钱才堵上。
冬天过去，春天来了。
一九九四年的三月，香山饭店为接待会议代表，把我们客气地请出了饭店。
理由是为了确保代表们的安全。
当时入住香山饭店的就有姜文等一批文化艺术界的委员。都是文化人，住在一个饭店，怎么我们就会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我太太徐帆，一次在会议期间演戏。记得演得是《阮玲玉》。连演七场，两场是为会议演出，其余各场为普通观众。
前几天先为普通观众演，效果很好，台上台下都很配合，台上全情投入，台下鸦雀无声。演出结束后观众起立，报以长时间热烈掌声。这没什么可说的了，“人艺”的戏多年来都是这样。
可到了给代表们演出的那天，情况让徐帆感到意外。首先是场子里乱，出来的进去的一直就没有消停，手机铃声此起彼伏。其次是聊天，互相竞猜，阮玲玉怀里抱着的是真狗还是假狗？其声音之大，在台上演戏的演员都听得一清二楚，令徐帆险些忘词。
还有一件事，总觉得可以商榷。凡会议期间，老百姓对交通不便有抱怨。有时逢交通高峰期间，空出一条道，就导致另外两条车道基本陷于瘫痪。春天风大，无数警察沿线站在风中静候，车队往往迟迟不来，逢此情景，我都会为我们的代表在人民心里的形象担忧。
我曾作为“中华海外联谊会”的理事参加过一届在北京召开的大会。住在北京饭店，开会在人民大会堂，乘坐的也是会议代表的那种大巴士。开幕的那天，我们乘车从北京饭店出来，经长安街至人大会堂，沿途也是空出车道，警车呼啸，途中，我却深感不安，不敢把脸扭向窗外，生怕被下面掠过的群众认出，指着我说：你看，这不是冯小刚那个王八蛋吗！
我不反对，为保证会议如期进行，代表的坐乘由警车开道，甚至沿出行线路增加警力维护疏导，商讨国家大事，应该衣食住行精心款待。但要适度，开会去的时候，人民把路给让开，散会了返回住地，也和人民一起体会一下堵车的感觉。人民也都累了一天了，都要回家吃饭，看戏。谁也没有因为堵了车就饿死过去，交通顺畅和交通堵塞回家的路程，差不了半个小时四十分钟，最多也晚不了一个小时。虽然有点烦，但真这样做了，人民一定领情。
令人欣慰的是，今年有了大的改观，人民群众心服口服。
当然，谁都不是圣人。我也有一堆的毛病罄竹难书。这本书里就暴露了我的许多丑恶言行。但毕竟自己是知错的，而且代表的只是自己不是人民。
忽然发觉自己有点像个怨妇。哪来的这么大情绪？说白了就是被人家从香山饭店里撵出来，有点下不来台，小肚鸡肠而已。
言归正传。
我们从香山饭店出来，直接就搬进了颐和园。
一位叫严凯的朋友替我们付了房租。严凯为人温和，面相也善，神情也永远是笑容可掬，与世无争。很难想象出文革时期他竟是打砸抢的能手，一呼百应。他在东北当了几年警察，后来才辗转回到北京经商。很奇怪，他的言谈举止里丝毫也没当过警察的人所透出的那种大灰狼式的亲切。我始终对从事警察这一职业的人存在一种误会，总觉得别看他们眼下对你客客气气，但随时可以翻脸，指着你的鼻子尖，说：你给我老实点。但严凯不是，和他在一起，我有安全感。我知道即便有一天轮到他举枪射杀我，他也会眼含热泪对我说：原谅我吧兄弟，下辈子咱们还做朋友。严凯是个大孝子，其父刚刚过世，为了给母亲换个环境，慷慨在颐和园里租下一套院子，也把我们接来同住，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一个写作的环境，一方面也为一日三餐陪老人家散心。一举两得。
院子位于佛香阁下，在皇家园林里独立成章。院子分两进，我们住在前院西厢房，严凯住在东厢房，严凯的母亲住正房。据说琼瑶其时也住在后面一进院子里写东西，但我们从未见过她。
西厢房中间的堂屋是一个客厅，两边各有一间耳房，每个耳房里都有卫生间，浴缸很大，但布满水锈，水龙头里永远滴滴哒哒地漏着水。后来拍《一声叹息》时，徐帆因为修水管的工人进来查看嘀哒水的龙头，无意中道破了张国立的奸情。这个细节，就是源于这里给我留下的印象。
那时徐帆正与我热恋，像《一声叹息》里的李晓丹一样，每天排练结束，坐上公交车，长途跋涉到颐和园与我幽会。次日清晨，我还沉溺于梦中的时候，她已经无声无息地离去。日复一日，不辞辛劳。
徐帆的时间是这样分配的，见到我后说人话，往返途中背台词。
可以想象，徐老师轻轻带上院门，迎着朝阳，跨过玉带桥，绕过古树假山，穿过长廊，脚步匆匆一路狂奔，同时口中振振有词：
明天就要开庭，明天就要对一个强者中的强者，弱者中的弱者进行缺席审判。人们啊，用你们的善心和良知听我说一句话，在这个叫做人世的地方，我活了25年，检点我的所作所为，一丝一毫无愧于心。我应该是原告，原告。好心的影迷们，你们爱着的阿阮就要去了，在今后无穷的岁月里，我将睡在黑暗的胶片上，躺在冰冷的盒子里。若有机缘，我的容貌能在银幕上重现的时候，那眯眯的眼甜甜的笑，总是对你们的祝福。
这段台词本应是阮玲玉在服毒后，娓娓道出的。读者可以试试，在快速的行进中上气不接下气地背诵，想必十分的滑稽。
一天，我自然醒来，看到屋子里洒满阳光，我住的是西厢房，知道已经是下午了。所谓自然醒来，就是突然睁开眼睛，看哪儿都很实，再多一分钟也不想睡了，睡足了。近年来，我意识到，作为成功人士最奢侈的享受，既不是住别墅也不是坐奔驰。最奢侈的享受应该就是每天睡到自然醒来。这一发现令我非常欣慰，因为我已经十几年如一日这样要求自己了。除了拍戏，每天睡到自然醒来。
可以这样说：
有工作您就不能算成功人士。
照惯例，每天起来后，我都会到对面的王朔屋里转一圈，看看王老师今天兴致高不高，伺机动员他开写《永失我爱》的剧本。
王老师是不睡懒觉的，这是多年写作养成的作息习惯。他认为写作是他的职业，晚上属于休息的时候。只有业余作者才会挑灯疾书。从这一标准衡量，我永远都是业余作者。但我早在那时起就已经是“成功人士”。
那天，我只在门口和王老师打了个招呼就又退回了自己的房间。原因是，王朔正在待客。来人是王朔经常向我提起的作家，刘震云。
王朔的评价是：
刘震云是当代小说家里对我真正能够构成威胁的一位。
但那时我还一篇他的小说都没有看过。也不知道那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
我印象里一直认为，第一次见刘震云是在颐和园。写这本书前，我向刘老师求证，他告诉我，第一次见面是在魏公村的京城酒楼。颐和园已经是第二次见面了。可见记忆是多么的靠不住。
经他提醒，我似乎想起了当时的情景，和他在一起的有陈道明和张元，我和郑晓龙，好像还有刘欢，也是去那里吃饭碰上的。我还想起了那家酒楼老板的名字，叫李玉安，曾是北京十佳青年。
有一段时间，我帮冯巩写小品，经常和中央台《艺苑风景线》的一帮哥们儿去那里吃饭。
记得有一次我和冯巩都喝高了。两人从京城酒楼出来，不知不觉沿着魏公村大街一路向南，最后索性坐在马路边倾诉衷肠，说到委屈处抱头痛哭。今天已经想不起来当时都聊了些什么，只记得，朋友联系不到我们，开车沿途扫了几圈，天放亮时才在白石桥的路边捡到我们。那时我泪也哭干了，话也说累了，躺在冯巩的腿上睡着了。
之后我写出了小品，《融》。是由冯巩和王兰合演的。
故事是这样的，妻子因有外遇，毅然离丈夫而去。后来悔悟，重新回到丈夫身边。里面有一句台词我十分得意。
妻子惭愧，问丈夫：我跟别人好了，又回来，你心里就不别扭吗？
丈夫相当豁达，说：我就当自行车丢了，让别人骑了一圈又送回来了。
本来是要说刘震云，却让我想起了巩哥。想起了一段往事。
女儿出生时，我在从河南开封回来的火车上。到了北京直奔医院，隔着哺乳室的玻璃窗看到护士抱着的婴儿，心情不像想象的那样激动，就觉得是完成了一件事。回家睡了一觉，醒了，还想再看看她，于是又跑到医院去。
当时天已经黑了，姐姐在医院门口徘徊，见到我立刻迎上来，从她的神情上不难看出似有灾祸发生。姐姐瞩我作好思想准备，脚步匆匆带我来到妇产科的主任面前。然后我被告知以下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