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吴太太说出她家所在的村名，问我当年去的可是这个堡子，我说记不清了。她有几分失望，又详细打听我父母家的住址，听说住在三经路，便很兴奋，露出不胜向往的神情。她似乎对那一带很熟悉，一连提了好几个街名和老旧的建筑物，还提到市府广场的那幢咖啡色大楼，说抗战胜利后，全市开大会，老蒋和宋美龄就站在楼上，向欢呼的东北百姓频频招手。当时老吴太太还是没出阁的黄花闺女，也在场，穿一条蓝色的旗袍，激动得直想掉泪，嗓子都喊哑了。
我说我也在市府广场开过会，庆祝十一，批判“四人帮”什么的。参加会的官员也不少，挤挤擦擦都站楼上，只是没有特别大的，最高才是省委书记，离得又远，隔着人山旗海，军警民兵，根本看不清长的什么模样。
老吴太太笑说，中国人就是爱开大会，吾们开完了你们接着开。
我说现在不怎么开了，再说那个楼也不行，矮爬爬的，跟周围一些摩天大厦、玻璃大厦相比，灰头土脸，黯然失色。广场倒是扩大不少，一律种上青草，围上栏杆，不准进去耙踏，谁进去罚谁款。
两个老乡相识之后，经常在法拉盛的音像店见面，因为都是同一时间租带，所以差不多是同一时间还带。
租完了还，还完了租，转眼冰消雪融，春风拂面，我与老吴太太已经很熟了。她老人家快人快语，热情乐观，性格挺像我母亲，我们自然相谈甚欢。谈的范围极广，南朝北国，东海西洋，逮啥谈啥。对台湾一些比较露脸的成就（篇幅有限且有目共睹，恕不罗列），我竖大拇指说好，多好啊。老太太却不满意：不行不行，糟心的事也挺多，那口吻像是一位胸怀全局的高级长官。我并不认为可笑，因为我恭维老太太面相年轻时，她也会一迭声地说不行。当然，争执还是有的，尽管不很激烈。比如有一次，提到简化字的问题，老太太就很不屑：你们大陆啊，尽胡来。好好的汉字，用了几千年，说改就改，丢胳膊拉腿的，还得从左往右看，别扭不别扭？
我听了有点儿不乐意：你们的繁体当然好了，不但消磨时光，还锻炼体力，而且从右往左看，字里行间遇到洋文或者阿拉伯数码——这些都是从左往右看，你们的脑袋就往这边一甩，然后再往那边一甩，知道的说你在读书，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跳探戈呢。
老吴太太朗声大笑，并不以为忤，反而称赞我口才好，说大陆出来的口才都好，难怪台湾连推带挡，磨磨蹭蹭，不愿意跟北京谈判。
她的嗓门非常豁亮，这一点也像我母亲。不论是夸我们，还是训（东北土话叫“狠叨”）我们，母亲一律高门大嗓，余音绕梁。甚至“文革” 中说当局的怪话，余音也敢绕梁，害得天天挨批斗的父亲胆战心惊，一再哀求：小点儿声，小点儿声。两位东北妇女的区别在于，母亲嫁的是共产党，老吴太太嫁的是国民党。这一嫁，注定了她大半辈子呆在远处，想念家乡又够不着家乡。
我说，为啥你们的嗓门都那么大？
老吴太太：小子，松辽大平原你知道吧？宽宽绰绰的，亮瓦睛天的，又没墙又没盖儿，人就爱敞开嗓子可劲儿喊，这样才痛快。
我们虽同操乡音，互听不厌，但有时也会遇到语障，谈话就卡了壳，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以为嘴或耳朵出了毛病。细一问，却原来布希是布什，卡斯楚是卡斯特罗，飞弹是导弹，便当是盒饭，徐蚌会战是淮海战役，大陆沦陷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于是她笑我，我笑她，笑过之后每每发问：刚才吾们谈到哪儿了？
店主允诺的那盘东北片，姗姗的，终于进货了，竟是我在文化一元时代看过无数遍的黑白老片——《铁道卫士》，里边的台词熟得都能背下来。我对老太太说，这盘真还就挺不错，是在吾们沈阳拍的，有中街百货大楼，还有中山公园，你老先睹为快吧。老太太说演的啥内容，我说防奸反特，反你们国民党。
谁们国民党？老太太说，你看我像国民党吗？我要是说了算，国民党也不会有今天。
我和老太太都不是政治人儿，好不容易碰到一起，理应多聊点儿别的。美国一般民众，该吃饭吃饭，该娱乐娱乐，没事谁扯政治干嘛？我曾问一个修车老头儿谁是国务卿，老头儿一翻白眼：我有必要知道他是谁吗？然而我跟老吴太太却很蹊跷，两人不管唠什么，三弄两弄总弄到政治上，仿佛我们兴冲冲赶到音像店，是来参加例行的干部学习活动。这老太太发言极踊跃，心得体会也多，有一些我听来相当新鲜，甚至匪夷所思。比如她指出，“八一五”光复后，应该把张学良放出来，派他回东北主事，这样共产党就不好意思打了。谁知老蒋错了一步棋，把陈诚派了出来。陈诚这个人哪，太“正”，喜欢清水养鱼，伪满军队送上门都不要，嫌人家不干净，结果可倒好，全让林彪接过去了。林彪还嫌兵不够，就把炕烧得滚烫，让农村小伙儿都坐上去开会，讨论抽丁的事。庄稼院的人顾家，不愿跟解放军走。可是炕太热，屁股烙得直冒烟儿，一挪窝儿，得，人家说你表态了，主动要求上前线。
我觉得她这么说，有点儿抹杀人民的积极性，就反驳道，老百姓其实最不愿当的是中央军。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老吴太太眉毛一挑：中央军并不都像你们说的那么糟，也有一些纪律严明的。她还顺手举了几个例子，滔滔不绝说谁谁如何英勇，如何善战，说得我挺来气，真想噎她一句狠话——你们那么能打，为啥还“转进”到台湾去了。又一想，算了，人家不过一个老太太，属群众一级，犯不上那么严肃。再说仗也不是我打的，是我打的老提当年勇也没意思，有能耐把大陆弄得好好的，让台湾老的少的，穷的富的，本地的外省的，都争着抢着搬过去，咋撵也不走。
见我不吱声，老太太好像觉察到了什么，语调随即蔫下来：你看我这嘴，尽说些没用的，你别往心里去。我没旁的意思，就是爱跟家乡人唠，唠啥都高兴。你心肠子热，不嫌我老婆子絮叨，换个旁人，老外不用提了，一般中国人也不行，谁稀罕听这些陈芝麻烂谷子？这些年，还是头一回，我当当当当，一下说了这么多话。
我说没事，我挺爱听的，在国内时，一回家，我妈也总念叨过去的事。我说妈，我帮你干点儿活吧。我妈说不用你干活，跟我唠嗑就顶干活了。
老吴太太叹口气，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人哪，谁都不愿说自己白活了一辈子。
有一天傍晚，还完录像带，老太太执意要请我吃饭。我怕她着急，就不过分推托。纽约的中餐馆大多是南方口味，偶尔有一两道北方菜，做的也随心所欲，四方不着调。于是，我们在餐桌上怀念起东北的吃喝来。我说现在要是有一碗猪肉炖粉条，让我到中东当敢死队都不惧。以前北京人说相声，嘲笑东北土老帽儿，就知道吃这个。如今他们品出味道，也想当老帽儿了，街头巷尾，恨不得每个小馆都炖一大锅。
大锅炖怎么行？老吴太太提出疑义：又不是连队伙房，剁几斤肥肉片子，撒两把糟粉条子，咕嘟咕嘟就得。正经的猪肉炖粉条相当有讲究，不是随便哪一个老张老李就敢整的，那肉得五花三层，那粉条得上好的土豆宽粉，别小看宽粉，学问大了……老人两眼放光，说得十分仔细。那一瞬间，她还真有几分食不厌精的官太太派头。
老人家告诉我，她最爱吃的还是酸菜。一九四八年秋冬（多么遥远的日子），国共辽沈大激战，她丈夫所在的部队开始还挺硬实，渐渐就抗不住了，残兵败将，妻儿老小，凄凄惶惶往关内跑。老吴太太离开沈阳时，看着家里那缸白白净净的酸菜，心里怪舍不得的。丈夫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惦着吃。快走吧，晚一步小命就保不住了。老吴太太说她当时不知怎么搞的，刚走两步又折回来，从缸里捞出一棵酸菜，把帮子啪啪掰掉，剩一个小菜心儿，攥在手里，边走边吃。上了丈夫那辆中吉普，还吃，惹得一车的人全看她，像看一个傻子。
一晃快五十年了，老人垂下干涩的眼皮，低沉地说，再没吃过那么好的酸菜。
晚餐临近结束，我假装上洗手间，趁机到柜台把饭钱和小费都交了。老人知道后，并不刻意争执，只是轻声责备了几句。
由饭店出来，大西洋的夜风已经很凉。我搀着老人横过马路，去公共汽车站。老人步履蹒跚，嘴却挺硬，说她自己能走。她的家并不远，每次来法拉盛，都要走很久。等车时，老人说，下回上我家串门吧，我给你馇小米粥，烙韭菜盒子。我满口答应，老人显得很满意。分手时，她突然搂住我的胳膊，略有些喑哑地说：孩子，你自个回家，也要加小心。
上了车，隔着玻璃，她一再向我招手。车帮上的英文广告暗影斑驳，车厢内的异域乘客昏昏欲睡，惟有我那忘年的老乡目光幽长，鬓发如霜。
从那以后我一直很忙，无暇光顾音像店。老吴太太打过几次电话，邀我去她家“认认门”，我特别差劲，居然一拖再拖。夏天里，我获得一次回国机会，行前百事纠缠，实在抽不出身向老人当面告辞，就打电话过去。老人很感突兀，半晌不吭声。
我说，我去新城子看看吧，替你老。
她说不必了，老家那边早没人了。
我说，还有什么事要办，你老尽管吩咐。
老太太沉默片刻，缓缓说，给你老母亲，带个好，儿子回家，她该有多高兴。
白云苍狗，世事难料。重新看到纽约的天空，竟是一年之后了。我翻开通讯录，找到老吴太太的号码。通讯录旁放着一本最新版的沈阳游览画册，外加一袋真空包装的东北酸菜。电话铃响了几下，没人接，又响了几下，听筒里传出话务员的录音声，瓮声瓮气，零度情感——
对不起，这个号码已经注销了。
我跟老太太是“单线联系”，她生活圈子里的人我都不认识。她的老伴去世多年，独生子也因病早夭，世上亲人只剩下一个孙女，远嫁比利时，逢年过节总不忘寄个贺卡过来。老太太靠不多的一点儿积蓄维生，有时给人打打零工。不知现在她老人家身体怎样，还去租带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