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由于中日海战的爆发，已近暮年的李鸿章也迎来了自己的人生大败局。让国人难以了解的是，曾经看上去霸气十足的北洋水师，竟然经不起日本人仓促之间发动的进攻，这让整个民族陷入愤怒和绝望的情绪当中。为了向国人有个交代，需要有人替朝廷揽下责任，李鸿章就是这个人，这就意味着他要淡出权力核心。处于李鸿章金元格局中的盛宣怀，也遇到了平生最大的危机。
很多中外商人都在等着看盛宣怀的热闹，在他们看来，随着李鸿章的颓败，作为李鸿章的经济代言人，盛宣怀也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的盛宣怀，又一次用事实证明，他能够游走于政商两界并不仅仅依靠李鸿章一个人的权力。
美国驻天津的领事里德在内部的信函里宣称，盛宣怀才是李鸿章垮台的罪魁祸首。里德的话并不是空穴来风。长期以来，盛宣怀一直为李鸿章购买军火。与盛宣怀做这些军火生意的人，有德国军火代理商曼德尔、天津海关的税务司官员德璀琳、李鸿章的军事顾问汉纳根、俄国公使喀西尼。他们几个人联合起来，说服李鸿章拒绝了日本人关于高丽的要求。里德的意思是说，正是由于这一点，才引发了1894年的中日战争。对于军火商而言，战争成了他们发财的主要手段。事实证明，战争除了让战败国蒙受割地赔款的屈辱，对于那些发战争财的国家和逐利政治商人而言，他们个个都是大赢家。
对于汉纳根来说，则直接促进了德国军事工业的发展；对于喀西尼来说，意味着提高了俄国人对北京的影响力；而对于德璀琳来讲，他进一步取得了李鸿章的重用，因此取代了他的上司赫德的地位。对于盛宣怀来说，他最大的收益，除了在这样的军火交易中大发横财，还在于建立了与这些外国人的友谊，他们形成一个利益集团，最终能够拿到晚清政府各种商业的机会与权力。
这样的说法很快就在朝野上下流传开来，导致盛宣怀的名声开始变坏。大多数局内人也对此半信半疑，认为李鸿章的军队缺乏战斗力，是由于盛宣怀在军火交易中吃回扣。盛宣怀试图为自己辩解，说中日战争爆发的时候，他正在抱病之中，等病稍微好转之后，他也只是做了一些给李鸿章的部队供给和迁运的工作，谈不上军火交易。不过这样的说辞，又将他导向了另一种麻烦。人们发现，正是在这样的职位上，盛宣怀和袁世凯都贪污过军队的粮饷，有人在朝廷中指控他们，不过最终还是靠李鸿章的保护，二人才蒙混过关。
应该说，经历中日战争这样的巨变，经历李鸿章倒台这样的残酷事实，盛宣怀居然逢凶化吉，这显示出他对于晚清官场特质的熟稔，尤其是工商业如何与官场互动，他做到了滴水不漏。
机器织布局本是李鸿章亲手操办起来的企业之一，由于过于依赖官款，在经营一段时间之后，朝廷不再愿意增拨资金，导致生产经营无以为继，而一场大火，差不多将企业毁灭。盛宣怀接手这个烂摊子，与上海海关道聂缉椝联手，着手从民间召集资本，很快在废墟上重组了一个新的机器织布局。而且，由于资金来源于民间，盛宣怀没有继续采用过去官办的企业制度，而是采用官督商办制度，并将企业更名为华盛棉纺织厂。
到这个时候，盛宣怀在晚清企业界的位置，完全无人企及。他是棉纺织厂、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三家大企业的首脑，同时他还是位高权重的海关道。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理所当然，盛宣怀才是晚清家喻户晓的企业领袖。
的确，如果没有李鸿章的栽培，盛宣怀既不可能取得官场上的通达，更不可能取得商场上的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盛宣怀就把自己的一切完全交给李鸿章这么一个靠山。
盛是狡兔三窟的精明之人，还在给李鸿章当直接下属的时候，他就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这首先反映在财权上，他控制的几个重要的工业企业，所有的收入都是他一支笔把关，他人很难介入。他在天津海关的几年里，每年都有超过20万两的高额私人收入。随着时间的积累，盛宣怀成了真正富可敌国的人，因此他开始不完全依赖于李鸿章。
最明显的现象是，盛宣怀早在1890年就开始让他的企业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管辖下的地方势力发生了许多生意上的往来。那一年，张之洞也在大举操办新式工业企业，比如重要的汉阳铁厂。为了给该厂供应矿石和燃料，他买下了盛宣怀位于湖北省大冶县的煤铁矿。这是盛宣怀和张之洞势力的第一次实质性生意，从此一发不可收，为李鸿章之后盛宣怀商业版图的发展，打下了又一个官家基础。
到张之洞创业的时候，盛宣怀已经统领了全国90%以上的大企业。李鸿章垮了，他庞大的直隶集团分解成几块。盛宣怀则抓紧时机，将过去在李鸿章保护下的所有工商业企业，逐步转移到了张之洞的保护伞之下。正是由于得到了张之洞的保护，盛宣怀的个人势力不仅没有减缓，反而在乱世中渐长，一个新的盛宣怀又一次开始大面积影响着晚清政商两界的利益布局。
张之洞和盛宣怀何时开始交往。据盛宣怀档案记载：1883年10月25日，盛宣怀电告即将任两广总督的山西巡抚张之洞，报告黑旗军与法军对抗情况，这是张之洞和盛宣怀通电来往的开端。次年5月，盛宣怀与张之洞“在津始识面，赴粤后屡有电谕各事，皆随时电答，从未通函”。1886年盛宣怀“六月二十一日后曾香帅电报，商调天津等语”，张之洞拟邀盛宣怀去广东入幕，办理两广洋务事业，但此时李鸿章如日中天，权倾朝野，地位势力均是初出茅庐的张之洞无法相比的，力图“办大事兼做高官”的盛宣怀当然不愿意舍李而就张。正如他自己所说：“然读书素知自爱，在师门恋如骨肉，尚不敢以私面求。…… 并蒙密许周道升任时尚可栽培，宣怀非木石，岂不知利钝悉出裁成，谁肯以丑恶无益之于求，商诸爱憎无常之大吏。”。显然，盛宣怀认为李鸿章待他不薄，如果离开李鸿章而就张之洞，既对不起李鸿章，也对自己无益。此后盛宣怀作为李鸿章的亲信大员，同张之洞的关系自然随李鸿章与张之洞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张之洞早年曾为清流派健将，清流派的批评锋芒还指向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的对外妥协政策，“一时尊王攘夷之论，弥漫于全国。”“张之洞与李鸿章之间久存芥蒂，时相攻诘”张之洞依恃慈禧垂青、军机大臣张之万和阎敬铭的呵护，加上自己才华横溢、勇于任事而官运亨通，自然不肯趋同于主和的李鸿章。两人关系一度势同水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