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自从实行‘六十条’，取消了食堂、供给制，后来又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社员的积极性明显提高，生产、生活都有了转机。但是我们一进村，却遇到一个没有料到的情况：社员普遍要求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而且呼声很高，尤以韶山、大坪为甚。炭子冲好一些，据说这是因为刘少奇1961年回家乡调查时曾批评过包产到户。对这一情况，田家英没有精神准备，大家也没有精神准备。农民列举事实，讲了包产到户的许多好处，同时历数公社化以来集体经济的缺点和困难，有时同调查组的同志辩论到深夜”。
田家英是不赞成包产到户的。1961年3月广州会议期间，他将安徽的一个关于包产到户的材料送给毛泽东，并写了一封信。他看到材料里讲到一些缺乏劳动力的社员特别是孤儿寡妇在生产和生活上遇到的困难，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含着眼泪写了这封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寡妇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下，只好互助求生。她们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不带我们的话，要求给一条牛，一张犁，8个寡妇互助，爬也要爬到田里去。看到这些，令人酸鼻。工作是我们做坏的，在困难的时候，又要实行什么包产到户，把一些生活没有依靠的群众丢开不管，作为共产党人来说，我认为，良心上是问不过去的。”信中还说，为了总结经验，包产到户作为一种试验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普遍推广，“依靠集体经济克服困难，发展生产，是我们不能动摇的方向。”田在这封信里所表达的主张和流露出来的情感，同毛泽东是一致的相通的。毛立即将这份材料连同田的信批给政治局常委和几位大区书记传阅。陶铸见到田家英说：“家英呀，我赞成你的意见。”陈云则对田家英的意见不以为然，说：“安徽搞包产到户，应当允许人家试验吗!”
时隔一年，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田家英的思想起了变化。他认为，在手工劳动的条件下，为克服严重困难，家庭经济还有它的优越性。从实际情况看，搞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明显地对恢复生产有利。当田家英把这种思想在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明确表态，他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此时，包产到户在全国已经呈现迅速发展之势，成为全党议论的重要话题。田家英立即派人到安徽无为县．了解包产到户的情况。他们调查的结论大致是：包产到户对于解救已经遭到破坏的集体经济的危机，迅速恢复农业生产，肯定是有利的和必要的；但是将来要进一步发展农业经济，就可能要受到限制。
田家英回到北京后，立即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几乎马上说道：“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接着就提出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且详细地谈了对当时形势的看法。最后，刘少奇还要求田家英把这个意见在“秀才”中间酝酿一下，听听反应。当田家英向邓小平汇报关于起草《恢复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时，邓更干脆，说：“赞成”。田家英立即组织起草班子，他的指导思想是：当前在全国农村应当实行多种多样的所有制形式，包括集体、半集体、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以便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与此同时，田家英还向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谈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得到一致赞同。最后，田家英向毛泽东系统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和主张。
大意是：现在全国各地已经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30％，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的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40％，另外的60％是集体的和半集体的。现在搞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是临时性的措施，是权宜之计，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这种情况，同刘少奇性急地打断田家英汇报，滔滔不绝、毫无保留地讲出自己的意见，完全不同。最后，毛突然向田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一下子把他问住了。……毛泽东没有表示意见。
“大概是第二天，毛泽东召集会议……毛终于说话了，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大意)毛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集体经济，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1962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财贸等方面的工作，包括包产到户问题在内。但是，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提出阶级、形势、矛盾的问题，要求大家讨论。于是，这个题目就成了北戴河会议和9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主要议题。这样本来是讨论经济工作的会议，立刻变成了讨论阶级斗争的会议。
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多次讲话，联系对赫鲁晓夫的观点的批评，严重地提出中国国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并批评了彭德怀和邓子恢。
毛泽东认为，被推翻的剥削阶级还存在，甚至企图复辟，南斯拉夫“变修”就是一个实例。因此，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
关于形势和包产到户，毛泽东认为现在存在“黑暗风”和“单干风”。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百分之几十?有的说20％，安徽更多。就全国来讲，这时期比较突出。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业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现在就有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闹单干的是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地富残余，资产阶级争夺小资产阶级搞单干。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他还说：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1960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下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分单干。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他描绘了一幅阶级分化的景象：“一方面是贪污多占、放高利贷、买地、讨小老婆，其中包括共产党员、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一方面是破产，其中有四属(军、工、烈、干属)户、五保户。”毛泽东尖锐地提出：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他强调，这几年的一些做法，打击集体，有利单干，这次无论如何得解决这个问题。
毛泽东只在小范围里两次点名批评过田家英。其中一次比较严重，刘少奇出来说了几句话，说党内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缓冲了一下。田家英向毛泽东提包产到户的建议，不论从内容上还是从组织原则上，都是无可非议的。但这个合理化建议，非但没有被毛泽东采纳，反而造成了他们之间的政治裂痕，而且是一次更大的裂痕。从此，田家英逐渐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
毛泽东批评邓子恢等人支持包产到户，是代表富裕中农要求单干，甚至是站在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社会主义。他说：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或者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准备，没有马列主义，一有风就顶不住。大家都分析一下原因。这是无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地主、富农不好讲话，富裕农民就不然，他们敢出来讲话。上层影响要估计到。有的地委、省委书记(如曾希圣)，就要代表富裕农民。要花几年工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办高级党校，中级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这怎么行?他批评邓子恢说：你这次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又飞走了。
刘少奇由于自身的特点和所处的位置，很快便由支持包产到户，转向拥护毛泽东批判单干风。毛泽东上半年一直在外地，刘少奇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是很有成效的，也是符合实际的，但当毛泽东一回到北京，批评他对陈云关于农村实行重新分田包产到户的建议“为什么没有顶住”时，刘少奇便立即向毛泽东靠拢。9月26日，八届十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刘少奇作了重要讲话，毛泽东也多次插话。
刘少奇说：赞成主席的讲话。我们党在革命胜利以后，在毛主席领导下，一直是比较顺利的发展，但到1959年、1960年，因为受到天灾和我们工作中有错误，算是遇到一些比较大的困难。问题是采取什么态度。我们在困难面前有3种态度：第一种，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克服困难，坚持毛主席、党中央革命的道路，继续胜利前进。这是大多数同志的态度。第二种，在困难面前被吓倒，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向后倒退、单干，这是邓子恢同志的态度。……
毛泽东插话造名义是没有放弃社会主义道路，说是经营方式，实际上就是单干。
刘少奇继续说：除邓以外，还有许多人向中央写信，主张单干，邓是代表。第三种，利用我们暂时的困难，向党发起进攻，企图推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马列主义领导，这就是彭德怀、习仲勋的态度。第一种是正确的；第二种是动摇，不坚定，丧失信心，不懂马列主义；第三种是敌对的态度。
毛泽东又插话道：第二种是不懂马列主义，是属于认识上的，过几年一看好些，就改了，他当时没有想到全局和前途，没有想到国际国内关系。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以哉!”当时在颐年堂就批评过邓老。
刘少奇又继续说：单干是没有出路的，只有社会主义大农业才能使农民免于贫困和破产，农业才能过关。邓老主张单干，就是违背了最重要的两条，因此是香花还是毒草，是很清楚的，是一枝毒草。
毛泽东又插话说：可以建议，但不能采纳，有的地方开一次会赞成单干，但在执行半年以后，开一次辩论会，过去如何，将来如何，四属五保户如何，没有可能一家一头牛，就又不赞成单干。
刘少奇接着说：宣传单干优越性，肯定是毒草。如果党领导单干，党就要变质了，就不是共产党。现在我们的困难到底有多大?就是如此而已。大家都经过了的，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开始好转，应该继续前进，要坚持革命的道路，但宣传还要注意一点，还要讲有困难的。今年5月会议对困难的估计多了一些。如果采取第一种态度，把困难估计得多一点，就没有什么问题，如果采取第二种态度，估计困难太多，就会动摇社会主义的信心，丧失前途，那就有很大的坏的影响。农村集体经济可以巩固，单干风大，实际单干不多，并不严重，只有安徽、甘肃多一些。已经单干了的，可以重新组织起来的。这股单干风要打下去。
毛泽东又插话说：有l家就1家，几家就几家，10家、3家、5家、7家愿意的就组织起来。不愿意来的就不来，也不要骂他们是走台湾的道路，但要说他们方向是不正确的。将来要来还可以来，现在不要闻风而来。散的很多地方，如安徽，分二年、三年、分散分批组织起来，先说服愿意的组织起来，一年增加一些。
八届十中全会会后，中共中央撤销了由邓子恢担任部长的中央农村工作部。中国人民包产到户的改革实验再次被强行压制下去。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包产到户作为适合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的经营管理方式，只要有机会，它必然还会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再次复活。
(吕廷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