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3月，浙江省政府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统一国币应先实行废两改元案》，其意见是“我国货币之紊乱，至今日已达极点”，“自民国建立以来，银元需要既繁，流通亦广”，“现元宝数量又如此之少，实无沿用银两之必要”，请求废两改元，“积极实行，以立我国币制之基础”。
这一提案经宋子文主持的财政部审议，认为事关“统一币制，整理财政之重要问题”，惟当时本位银币的铸造尚有问题，要“上海造币厂克日筹备开工，尽量鼓铸，预计每日可铸八十万元”，以期达到“现金既充，民用既习，废两自易”。此外，还有本位银币的成色及重量和本位银币与银两的换算率两个重大问题，也一时不能解决。
1932年上半年，内地银元大量流人上海，达5446万元。比之以往，增加很快。一般舆论也认为废两改元时不可失。上海工商界的代表也致电国民政府，表示：“对于废两改元之原则莫不一致赞同，切盼实现”。因此，废两改元的条件渐趋成熟。
1932年7月7日，宋子文在上海召开银行界会议，讨论废两改元问题。宋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废两改元之原则：（一）废除银两，完全采用银元，以统一币制；（二）采用银元制度时，旧铸银元仍照旧使用；（三）每元法价重量决定后，即开始铸造新币。上海钱庄闻讯后，即召开会议，并致函财政部，表示原则上同意废两改元，但需假以时日，不应操之过急。7月22日，宋子文决定组织废两改元研究会，由中央银行副总裁陈健庵为主任委员，任命贝淞荪、胡笔江、刘鸿生及洋人凯末、麦照特、雷祺为委员，就废两改元之事进行专门研究。
锋其及敛，只有那锐力的眼光突现，好像所有的智慧都在那目光中凝炼。1933年3月1日，宋子文发布《废两改元令》，指出“为准备废两，先从上海实施，特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1元，或旧有1元银币之合原定重量成色者，以规元7钱1分5厘台银币1元，为一定之换算率，并自本年3月10起施行。”上海从3月10日起，各行各业的交易往来，一律改用银币计算，各种行市改标银元单位。
继上海废两改元之后，国民党政府又于1933年4月5日和6日，先后发布废两改元的布告和训令，规定4月6日起，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在这天以前原订以银两为付收的，在上海应以规元银7钱1分5厘折合银币1元为标准，概以银币收付。如在上海以外各地方，应按4月5日申汇银行，先行折合规元，再以规元7钱1分5厘折合银币1元为标准，概以银币收付。在这天以后新立契约票据与公私款项的收付，及一切交易仍用银两的，在法律上无效。至持有银两者依照《银行本位币铸造条例》的规定，请求中央造币厂代为铸造银币，或就地送交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兑换银币行用。
在宣布废两改元之前，预先于3月8日公布了《银本位币铸造条例》。其主要内容是：“银本位之铸造专属于中央造币厂。银本位定名日元。总重26．6971公分，银88％，铜12％，即含纯银23．493448公分。”“银本位币1元等于100分，1分等于10厘”等等。
宋子文为使废两改元顺利实现，还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财政部委托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代为兑换银币。中央造币厂得铸厂条，以适应市面巨额款项收付之用。第二，对各行庄宝银进行登记及兑换。至当年12月15日，登记宝银总计14621万两，即按成开兑。至1934年7月，共兑进宝银2794万两，兑出新币3907万元。第三，撤销炉房公估局。第四，经财政部批准，暂时设立冶金小炉，将碎杂银冶炼成银饼，送到中央银行估价兑换。
从1933年3月1日起，国民党中央造币厂开始铸造银币，银币正面为孙中山半身像，背面为帆船图案，俗称“孙头”或船洋。
中央造币厂一经成立，就由美国“造币专家”葛来德担任顾问，成立中央造币厂审查委员会，审查铸币的重量和成色。计1933年3月至12月铸2806万枚，1934年铸7096万枚，1935年上半年铸3356万枚。自1933年3月至1935年6月铸13258万枚。1935年下半年实行法币政策后，未再铸造，改印纸币。
宋子文推行的废两改元，曾对近代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旧中国行使的银两，是一种落后的货币制度。银两不仅有实银虚银之分，各地重量、成色以及秤砝、单位上都有很大差别，难以互相流通。因此，银两在全国范围内，甚至在省际之间，都不能充分发挥其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作用，对商品流通和人们生活极为不便。宋子文推行废两改元，去掉了这些弊端，所以它是具有积极闻听自己所恋之人，竟与妹妹结婚，霭龄一时难以接受。试想若当年嫁于孙中山先生的是宋霭蛉，那中国的一段历史是否会改写？图为在广州的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女士。意义的币制改革。废两之后，银元占领市场。银元无论形状、重量和成色，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比较一致的规范，流通行使较为方便。
宋子文推行废两改元，客观上起了统一货币、发展经济和便利人民的作用，并扩大了中央银行活动的规模和机能，有利于中央银行纸币的推行，为1935年实行法币制度奠定了基础。
废两改元虽然有这些积极作用，但它有局限性。当时世界多数国家实行的是金本位制，有的国家如英、美连金本位制也放弃了，而废两改元仍然是银本位制。中国不是产银国，而是用银国。因此，中国的货币权仍被帝国主义所控制。
对抗日的积极响应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九一八事变后，宋子文表现出抗日的积极性。
他支持蒋介石依赖国联调停，解决东北问题的主张。他将税警团归19路军指挥，参加淞沪抗战。他联合孙科等人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提出议案，要求“将军队集中于热河、察哈尔和河北地区，以抵抗侵犯中国领土的敌军”，“如有可能，军队进入满洲，收复失地”。他与张学良一起拟定了热河抗战方案。
他试图通过欧美的援助，制定一个关于促进中国经济、削弱日本在中国经济力量的计划。
日本公开进行“倒宋”活动。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一再警告蒋介石和汪精卫，宋子文必须免职。
宋子文能坚持下去吗？
20世纪30年代初，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东北易帜后，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准备俟机再起，以武力侵占东北，迫使南京政府完全屈服，进而将英美势力驱逐出中国，以达到其称霸远东的目的。
宋子文身为南京政府要员，虽然看到了日本侵略的潜在危机，但又认为远东趋势尚未发生变化，尚能以英美的力量牵制日本，因而对现实危险没有足够的认识。宋对蒋介石1931年8月16日电张学良“不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不予抵抗，力避冲突”的政策也未持异议。正是由于南京政府的这种妥协退让政策，才使日本敢于发动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宋子文支持蒋介石在外交上不屈服，依赖国联，解决东北问题的主张。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正值国联在日内瓦召开第12届年会。9月19日，南京政府致电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谓中国政府请求国联“立即并且有效的依照《盟约》条款，取适当之措施，使日军退出占领区域”，中国政府决定服从国联“关于此事所为之任何决定”。又电令驻美代办容揆，告诸美国政府。又电令其他驻签订《非战公约》各国使馆，告知所驻国家政府。
10月，南京政府成立对日交涉特种外交委员会，宋子文任“外委会”副会长。为了研究对日办法，宋于10月14日首次召集“外委会”委员顾维钧、颜惠庆等开会。会上，顾维钧提出：我方可由施代表要求即时撤兵为原则上赞成（日方）提案之交换条件。惟声明对于将来日本提出之大纲条件有关我国主权者，保留修改或反对之权。”对这样一个提案，宋子文也不敢作出决定。
30年代的宋子文10月15日，宋子文邀请蒋介石、戴传贤（外委会会长）、顾维钧等在宋寓续商应付办法。此时已得悉国联理事会主席白里安拟就了解决中日问题的三条办法，即日军退出被占领区，派中立国文武人员监视撤兵，俟上两点实施后两国直接谈判。这次会议，因有了国联的意见，加上蒋介石到会，宋子文心里才算有了底。
10月17日，外委会议定对日提案关纲预备方案：由国联监视之下，日兵退出占领区，中日将来一切交涉必须在国联照拂之下进行；交涉地点在日内瓦或欧美各地，中日将来一切交涉必须在国际公约原则——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之完整、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为维持东亚和平计，不得用武力行使国策下进行；日本必须负此次出兵责任，无论日本提出任何条件，中国皆有保留修正及另自提案之权。这项预备方案中，强调“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实际是为了满足英美特别是美国的需要，借英美的力量压制日本。不久，在国联理事会上得以通过。
南京政府认为“国联结果，道德上固属胜利，实际成为僵局”，因而对时局备感忧虑。因此，宋子文于10月25日再次邀请外委会委员顾维钧、颜惠庆、邵元冲、孔祥熙等商议对策。这次会议决定先发宣言，声明相信“日本尊重世界公意，于11月16日前将军队撤尽，俾其他问题可循序进行”，以留与日接洽余地。
南京国民政府但是，日本置国联决议和中国提案于不顾，11月22日，开始进攻锦州。25日，施肇基又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由英、法、意等中立国军队据守，日军于“中立区”成立后15日内撤出占领区。同时，宋子文也召集外委会讨论锦州问题，认为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本尚有所顾忌，否则东北难保。但由于英、法等国不提供军队据守“锦州中立区”，以及日本提出划锦州在日军管辖区以内的要求，国联理事会于12月7日决议放弃“锦州中立区”计划，并要求双方各守现地。南京政府依靠国联干涉日本的计划破产后，12月8日，宋子文、顾维钧致电张学良，要其勿抽调驻锦州部队人关，坚守防地。
贪得无厌的日本帝国主义，不仅要侵占我国东北，而且还要侵占我国华东，直至占领全中国。它们为了取得一个继续进攻中国内地的基地，1932年又发动了一二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采取的仍然是依靠国联干涉的政策。1月29日，蒋介石确定应付一二八事变的原则为“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在方法上，“交涉开始以前，对国联与九国公约国先与接洽，及至交涉开始时，同时向九国公约国声明。”“对日本先用非正式名义与之接洽，必须得悉其19路军与日军进行激烈巷战最大限度。”在程度上，“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限度，此限度至少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又确定以“19路军全力守上海”，“前警卫军全力守南京。”并以宋子文留驻上海，所有上海行政人员归其指挥。
2月6日，驻上海英海军司令克莱访宋子文．提出中日停战及划定和平区等办法，并表示愿与顾维钧、郭泰祺洽谈。当天下午，宋子文召集顾维钧、郭泰祺、孔祥熙、吴稚晖等开会讨论克莱所提办法，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列席。会议认为，沪案不宜单独解决，应接受英美调停办法，乘机谋得中日问题的总解决。7日，克莱偕英国领事到宋宅续商双方停战退兵事，除宋外，顾维钧及蒋光鼐、上海市长吴铁城等在座。克莱“注重上海租界之安全，欲谋上海问题之局部解决”。但因宋子文等坚持上海问题为中日整个问题之一部分，须照英、美、法、意四国提案办理，以致形成僵局。
宋子文这一主张，同南京政府不尽一致。南京方面，则主张先解决沪案。2月8日，何应钦致电宋子文等进行指责，谓“昨英海军司令在沪会商调解，闻诸同志中多主张……连同东省问题整个解决，以致毫无结果，失此斡旋良机，深为可惜”。“请兄等在沪诸外委，从速设法先求停止战争。”
宋霭龄与孔祥熙结合后，在宋霭龄的一手策划下，孔祥熙走出了太谷，走出了山西，坐到了行政院长的高位上。或许这也是当时的孔宋无论如何也不曾预料的吧。宋子文见自己的主张与南京何应钦等人的主张不合，于2月12日致电给当时在徐州的蒋介石，称英使“愿调停如下：（一）中国军队退出上海特别市区，由警察维持至国联调查委员会三星期内到沪后再定；（二）日军退至未战前原防并退出吴淞所占各地。”宋经请示蒋介石后，还未来得及与英使续商沪案解决办法，2月18日，上海日军司令植田谦吉、总领事村井仓松即分别向第19路军和上海市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限中国军队于20日午后5时前撤退。中国方面未予正面答复。3月1日，上海日军即发动了全线进攻。
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子文决定调税警团配合19路军抗击日军。
税警团是宋子文为了严密控制财政机关，充实国库收入起见，在财政部成立的一支部队。名曰税警团，实际上比当时陆军部队团的编制、人员、武器等都要好。税警团直属于财政部，其官员的任命与扩充，经费的增减，武器的补充，防地调动等等，一切都听命于财政部，直接受宋子文的指挥。
税警团原驻于津浦线，总团部设于蚌埠。后移至沪杭线，总团部设于嘉兴。一二八前夕，税警团大部分驻在上海、浦东一带，第1团驻徐家汇，第2团驻南翔，第3团驻闸北，第4团驻浦东，总团部设于徐家汇。在此期间，税警团正在积极进行补充训练，宋子文常从南京到上海，总是喜欢在法租界祈齐路第1、3、7、9号4幢连成的大公馆里，召见税警团的各级将校，询问该团的各种情况。当他听到训练进步很快，士兵如何强壮，服装如何整齐，纪律如何严明，武器装备又超过正规陆军时，宋子文就高兴得不亦乐乎。
但是，事情很不凑巧，当宋子文热心上海练兵的时候，也正是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勃勃，阴谋强占淞沪的时候。
一二八抗战前几天，税警团第3团驻扎闸北太阳庙一带。第19路军第78师的一个团，也驻闸北车站及天通庵一带，南京的宪兵团正陆续开来，准备接防闸北。日本海军陆战队和战车巡逻队则日夜在边界巡游示威、侦察，企图吓走将撤未撤的第19路军。由于日军欺人太甚，第19路军官兵个个摩拳擦掌，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
税警团驻在这个战争边缘地方，既怕同日军打仗，又怕挨骂，而不敢公然撤退，处境非常不妙。当该团的军官把日军横行无忌、企图挑衅的情况向团长张远南报告，并请示“日军如果冲到营前怎么办”时，这个团长竟干净利落地答复：“关上大门，不许开枪！”由此可见，一二八沪淞抗战之前，税警团是消极避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