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3月，宋美龄百岁大寿，台湾政界与各界纷纷派代表前往致贺，而百岁的宋美龄风姿绰约，历百年仍存。在这次会议召开的当天上午，由翁文灏代表行政院作经济报告。许多人对这个报告不满意，书面的、口头的质询达70多件。由于质询太多，翁文灏实在无法一一答复，只得临时决定改期答复而散。
当天下午四时，宋子文在重庆胜利大厦举行茶话会，招待参政员们。宋子文还在会上简短致辞，对参政员们的光临表示欢迎。但是，整个茶话会秩序混乱，一部分人一哄而散，弄得宋子文十分难堪。
在人间争斗了半生的孔祥熙和宋子文，去世后却又成了“邻居”，不知在另一世界的他们可还会继续人间的故事？在国民参政会3月22日上午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宋子文作了政治报告。他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是谈经济问题。他承认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全国同胞“痛苦依然存在”，衣食住行四大需要都无法满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税收负担太重，而国库负担最重的是军费。怎样解决人们的衣食住行四大需要呢？他提出的办法是：向美国借款，买棉、买布、买粮食、买船。当时，有的报纸评论说，宋子文的办法是“样样都伸手向美国要，连房子都要从美国搬来”。
宋子文报告完毕，各参政员提出书面和口头质询案65件，一些质询案暴露了四大家族及其亲信的罪恶行为。有的参政员在会上批评“行政院政策不一致”，有的参政员指出宋子文应对财政经济困境负责任，也有的参政员在询问中，请“宋院长拿得起、放得下”。这是规劝？还是嘲讽？宋子文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1945年4月，中华民国出席联合国代表国全体合影。前排中间者为宋子文。事实上，不论国民党中央怎样责难宋子文对“财政经济多有贻误”，也不论参政员们如何让宋子文“拿得起，放得下”，此时此刻的宋子文，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是无法改变国民党政权财政经济极端困难的形势的。对此，宋子文似乎也有点自知之明。
虽笑容可掬，可江河日下，风光不在，无限凄凉。1946年6月20日，宋子文在南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曾一再流露对财政经济“没有办法”的心态。
在记者招待会上，有的记者请宋子文谈谈“关于和平前途”问题。
宋子文回答说：“本人一向乐观，且对国运前途具有信念，但能双方让步，定可获得结果。”
有的记者问：“停战期满，和平仍无望时，又将如何？”
宋子文答道：“望爱国心高于一切，在无希望中寻找希望。”
在这次招待会上，宋子文一再说：“没有和平，则财政、经济整个都没有办法。”
这种说法，引起许多记者不满意。有的记者一再追问：“如和平不能实现，就绝对一无办法吗？”
在记者们的追逼询问之下，宋子文只好说：“尽量想办法而已。”
宋子文在这里所说的“双方让步”，谋求和平前途的话语，显然是站在维护蒋介石反动政权利益的基点上，掩饰蒋介石挑动内战的罪恶活动。在宋子文对记者发表谈话的几天后，国民党反动派以围攻鄂豫边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相继在晋南、苏北、鲁西南、胶东、冀东、察南、热河、辽南等地，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蒋介石声称，只需3个月到6个月，他就可以取得胜利，他的参谋总长陈诚也吹嘘说：“也许3个月，至多5个月，便能整个解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蒋介石反动派对于人民革命力量从来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毫无让步而言！
宋子文承认的“财政、经济整个都没有办法”确是一句真话。宋子文十分明白，以巨额军费为主的预算外支出，是平衡财政收支的最大困难，也是导致依赖中央银行垫款滥发通货的主要原因。尽管他作了些努力，但是在蒋介石庞大而又日益骤增的军费面前，他的种种减少财政赤字、抑制通货膨胀方面的努力，都是毫无意义的。
他的确在“尽量想办法”，他的办法就是实施“开放外汇”、抛售黄金的政策，这些政策能否帮宋子文摆脱困境呢？
想尽办法缓危机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又把中国推向苦难深渊。
为了缓解财政金融危机，宋子文想出招术：开放外汇，抛售黄金。结果通货膨胀如脱缰的野马，一日千里，国民怨声载道，要求撤职惩办宋子文。
四面皆楚歌，惟有辞职一条路。
宋子文辞职后，宋美龄向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说：“他们把我哥哥当替罪羊了。
宋子文担任行政院长后不久，美籍顾问杨格于1946年初许诺美国将给宋20亿美元大借款。有了这张空头支票，宋子文在一段时间里颇为得势，在中央银行等金融机关中，安插亲信，排斥异己。杨格为了满足美籍商人的要求，极力主张开放外汇市场。宋子文也以挽回法币的信誉，维持法币的币值为名，极力主张依靠美援、用黄金和外汇来回笼法币。
1946年3月4日，宋子文以行政院的名义公布了《管理外汇暂行办法》及《进出口暂行办法》。其主要内容为：
（一）把外汇汇率由美元1元比法币20元，改为美元1元比法币2020元，设置5亿美金的外汇基金，并指定中外银行27家为买卖外汇的指定银行，充分供应外汇。
（二）划分进口为自由进口、许可进口和禁止进口三类；出口除特定禁止出口品外，其余都可自由出口，但须先结汇。
岁月流逝，美人依旧，多的却是岁月的风霜。在这种所谓“开放外汇市场”的政策下，四大家族集团趁机捞取了大量廉价外汇。从表面上看，在外汇管理中，是“充分供应外汇”，而实际上，国民党政府只对与四大家族有关的人物和企业充分供应外汇，并且按官定低价结汇，而对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则拒绝提供外汇。这样，仅在开放外汇市场的短短一年内，宋子文的“孚中公司”，就从中央银行拿到外汇达153．7万元美金；孔祥熙的“扬子公司”，也从中央银行拿到180万元美金的外汇，他们用以进口美国货，从中牟取巨额利润。
这种所谓“开放外汇市场”的政策，更加便利了美商对中国进口贸易的垄断，从而使美国商品潮水般地涌入中国。1946年春，美国运到上海的物资堆积如山，南京政府动员了上海所有的起重机，花了整整半年的时间才全部卸完。这一年，美国商业性输华商品总值3．2亿多美元，占中国商业进口总值的57．2％。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到台湾后的蒋氏夫妇更加珍惜彼此的感情。1946年，由于美国物资的大量倾销，导致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巨大赤字，人超近4．12亿美元，创中国历史的最高纪录，比抗战前的1936年7000万美元，增加了近5倍，结果使南京政府的外汇储备大量消耗。
所谓的“开放外汇市场”的政策，使得南京政府的外汇基金濒于枯竭。在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掌握了600万两黄金和9亿美元外汇。但是，仅仅在1946年3月4日至1947年2月15日近一年时间里，就动用了外汇美金4亿元，英镑1763．5万镑，港币2787万元。
一方面外汇大量损失，另一方面宋子文幻想的20亿美元大借款，却如同画饼充饥。在这种形势下，宋子文想出了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是变更外汇官价。
1946年8月17日，南京政府宣布汇率从2020元调高为3350元（即美金1元等于3350元，调高65％）。汇率变动以后，市场掀起大波，情况日趋恶化。美钞黑市自9月19日起，五天之内狂涨至4450元，比官价汇率高出1／3。结果其他物价跟随上涨，人心惶恐，市场动荡不安。
还有一个办法是限制进口。
美籍顾问杨格见情势不妙，称病辞职，撒手不管。宋子文不得已，又请英籍顾问罗杰士和马克想对策。他们两人提出了两项建议：其一，课纱厂重税。理由是纱厂获利极厚，因为自1946年3月至1947年3月，棉价上涨只2000倍，纱价上涨到4000倍以上，市场上抢购美钞的大户，多半就是各大纱布厂家，所以他们主张应当课以重税，来弥补因大量外棉进口而受到的巨额外汇损失。其曾是风光一时的“第一夫人”，如今苟存于一岛，宋美龄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华发顿生，憔悴身心堪比黄花。二，即速限制进口贸易，设法推广出口贸易。这两项建议虽不是什么仙方妙药，对于一时维持汇价，稳定币值，或许不无小补。
但是，宋子文也有他的考虑。对于纱厂课重税的建议，认为有损自己的利益，无意实行。因为被他控制的中国纺织公司占全国纱锭总数的一半还多，是宋子文手中的一张王牌。若单课其他私人厂以重税，又恐遭人攻击，道理也说不过去。因此，他只采用第二项建议而放弃第一项建议。宋子文请英籍顾问罗杰士及马克、英籍职员吉勃脱共同草拟“修正进出口贸易办法”，并于1946年11月15日颁布实行。可是，美国商人表示坚决反对，这个所谓“办法”只能是一纸空文。结果，大量的美国物资仍然倾销到中国内地，中国的对外贸易的巨大赤字日益增加。南京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于1949年2月17日再度严禁外币买卖，对外贸进口采取限额制。同时，把法币对美钞的汇率再次调整为每1美元合法币1．2万元。随着官定汇价的不断变更，美钞黑市直线上升，法币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形势日益恶化。在1946年8月，宋子文同美国特派=号员还就美军在华的驻军费用进行过单独磋商，使中国不但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美金外汇现款，反而蒙受了极大损失。1942年6月起，美国根据《中美互相协定》派军队来华，截止1944年止，美国先后只付给2．5亿美元来抵偿美军在华应偿付的25亿美元的驻军费用。从1945年至1946年8月底止，南京政府对美军垫付的各项费用，又达1300亿元。在宋子文同美国特派专员的单独磋商中，宋表示同意将美国战时散布在太平洋各岛上的一些剩余物资来估价抵偿这笔巨额费用。美国以声称可值8亿美元实际上等于废品的各地剩余物资作抵，这无疑是变相赖账。何况，要运回这些在太平洋各岛上的剩余物资，南京政府还需付出巨额美金外汇的运输费用，因为这些物资需要美国船舶运输。这样，就更进一步地削弱了本来就已摇摇欲坠的法币的基础。宋子文推行的外汇政策彻底失败了！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政府掌握了600万两黄金和9亿美元外汇。由于挑起内战后，通货急速膨胀，宋子文在美国顾问杨格的建议下，一度实行大量抛售黄金的政策。1946年3月，国民党政府宣布黄金市场开放，由中央银行在上海配售黄金，配售价格随市价变动，配售方式为明配暗售，对银楼业正式配售，同时在市场暗地抛售。这次黄金抛售活动，由宋子文和其亲信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直接指挥，每天黄金买卖的情形，都用英文向宋子文作出报告，连当时的财政部长俞鸿钧都不能过问。
1946年3月4日开始，中央银行在上海抛售黄金，采取明配和暗售的两种方式相机进行。上海3月份全月黄金市价的平均价格为156万。以后继续抛售，金价直线上升。6月，黄金平均价达190万；11月，又升为256万；12月，高达316万。
1947年1月下旬，南京政府宣布奖励出口、给予补贴及进口限制结汇办法，美钞、黄金价格并肩上涨，使1月份的金价平均价升为382万。
在开放黄金的同时，宋子文还发放巨额贷款，美其名曰“生产贷款”，用中央银行法币——解放战争时期的关金券厂基及机器作抵并指定上海及外埠12个城市的四行总处同时开办。当然，宋子文发放这种“贷款”是有目的、有选择的。只有同四大家族有密切联系的企业才能得到这种“贷款”。宋子文凭借其特权，在每次活动中也都轻而易举地获取了暴利。仅在1946年12月初的头几天中，四行总处便放出了560亿元的“生产贷款”。那些获得贷款的大资本家，并不将此：款用于生产，而是马上用来抢购黄金美钞。甚至中央银行上午发出的“生产贷款”支票，在当日下午抛售黄金的收款中，支票就回了笼。
国民党的政客、军阀们乘机大发横财。当时，沿津浦、陇海一带，国民党军队云集，正进行大规模的内战。许多军阀将领到的军饷钞票，故意不下发。他们将国民党军队的大批军饷装运到上海来抢购黄金美钞。一些军阀为了争取交通工具运送钞票，经常发生争斗，以至武装冲突。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俞鸿钧于1947年2月14日在参政会上坦白供称了“利用军饷在沪购买黄金事态的降临”。
2月5日，南京政府颁布“出口津贴，进口征费”的办法，企图平息抢购黄金美钞的风潮。此举立刻引起美国政府的反对。美国驻沪总领事馆当即以书面通知各海洋轮船公司，告以中国所实行的出口津贴的办法，与美国1930年颁布的关税法令及海关税则有抵触，并通知出口商凡输往美国的出口货须在领事签证书内将津贴及奖励费加以注明，到达美国口岸后．还要特别课税。宋子文最后的这个毫无用处的办法，也因美国的反对而完全失败。
金融危机终于爆发了。这时，市面上发现重庆造币厂熔铸的金条，一些人认为中央银行存金已罄，引起争购风潮，黄金、美钞更加狂涨，法币狂跌，物价飞跃上升。2月10日、11日，物价平均涨了80％，某些物品甚至涨了两倍。由于中央银行对金市已失去控制，终于酿成了1947年2月17日的黄金风潮。这天，黄金价格每市两高达法币61．1万元。
从1946年3月4日至1947年2月15日，南京政府共抛售黄金351万两，约为600万两储备的60％。其中，仅1946年12月23日一天就抛出黄金5吨，计16000条。
黄金暴涨风潮，席卷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整个市场陷于极度混乱。上海从1947年2月11日起连接三四日食米有价无市，米店闭门拒售，其他城市也有类似情形。许多中小工商业者数日之间纷纷破产。许多民众无以为生，迁怒于米店、银楼。上海市民因买不到米，仅在一区内即捣毁米店多家、把米拿走。南昌一家银楼为群众捣毁，徐州亦有数家银楼被毁。在福州，由于物价飞涨，饿死者日众。
宋子文推行的外汇和黄金政策，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1946年6月19日，宋子文在行政院召开记者招待会。有的记者就直接问宋子文：“通货膨胀就到什么程度？”宋子文答：“物价涨到什么程度，通货膨胀到什么程度。”记者进一步追问：“政府对财政经济危机有什么办法？”宋子文无可奈何地说：“老实说，不和平，什么办法都没有。”
南京、上海的有些报刊对宋子文公开指责，要求将宋子文等撤职惩办。许多中外报纸都发出蒋介石政权经济崩溃、危机来临的惊叹。
黄金风潮的爆发，直接导致了宋子文的倒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