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位大使
抗战中期，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奉命到美国处理所谓“家庭事务”，实际上是争取美国贷款。由于宋子文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时人称其为“太上大使”。
当时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是一位文人，故称“书生大使”。两位“大使”因主见不一，时常交锋。
宋子文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随后，中国战区成立，蒋介石任中国战区统帅。
宋子文还主持了同美、英的废除旧条约签订新条约的谈判，分别与美、英等国签订了新约。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称：“此在中国外交上，系属首次。”
订立新约，举国同庆。
中国的国际地位果真提高了吗？
抗战时期，宋子文为推行“金元”外交，常去美国活动，与美国财政金融界结下了不解之缘。
胡适本是一位文人，是研究哲学的。30年代因其在学术上的地位，受到一些美国人士的赏识。1938年9月，在欧洲进行民间外交活动的胡适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使美任内，胡适通过频繁的讲演打消美国朝野置身于战争之外的孤立主义情结，并运用自己留学美国的经历和广博的学识，巧妙地周旋于美国政要之间，为中国坚持抗战赢得了美国的支持和援助，因而被人们称为“书生大使”。
本来，“太上大使”与“书生大使”有许多事情需要协调，但他们却无法走到一起。从1940年6月26日宋子文抵达纽约到1942年9月18日胡适离任，胡、宋两人之间由于分析问题和处理事务的差异，以及此前双方私人关系的恩怨，“书生大使”和“太上大使”的矛盾和纠纷可以说贯穿这一时期始终。
1940年6月，宋子文初到美国时，胡适陪他分别拜会了罗斯福、琼斯、赫尔、韦尔斯、汉密尔顿等美国政要。但一个星期后，双方就发生了在美国的第一次冲突。7月2日晚，胡适在宋子文下榻的旅馆小坐。宋子文认为罗斯福总统已答应帮忙，借款一定有望。已担任驻美大使近两年的胡适却不这么看，他说：“子文，你有不少长处，只没有耐心！这事没有这么容易。”胡适的话犹如一盆冷水，把宋子文满腔的热情当头浇灭。宋子文随即批评此前由陈光甫负责的两次借款（即“桐油借款”和“滇锡借款”），这两笔借款表面上虽说是陈光甫负责，但实际上胡适也参与其中并做了相当的努力，国际和国内舆论均认为对中国的抗战有打“强心针”的作用。胡适忍不住对宋子文说：“我要wam（忠告）你：第一，借款时间不能快。第二，借款条件不能比光甫的优多少，光甫的条件是在现行法律之下，无法更优的。”
胡适7月12日，英国政府在日本的胁迫下，不顾损害中国的抗战利益，决定在缅甸问题上对日本做出暂时让步。胡适得悉后非常焦急，频频与美国外交部接触，请求在英国做出不利于中国抗战的决定后，美国能迅速公开地对中国的抗战表示有力的支持。宋子文对此也很着急，但他不是如何想方设法去解决问题，反而围绕胡适的讲演大做文章。他对胡适说：“你莫怪我直言。国内很多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多管管正事吧！”宋子文的话深深地刺伤了胡适的心，因为胡适把讲演看成自己作为一个学者从事外交的最佳手段；而且在此期间，国内媒体上关于更换驻美大使的报道也让他颇为心烦，宋子文的责难无异于火上浇油。
11月29日，也就是日本准备正式承认汪伪政权的前一天，美国为表示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支持，决定将拖了很久的一亿元对华借款即刻发放。时在华盛顿的宋子文立即让人打电话给在纽约的胡适，说自己有要事和他商谈，让胡适不要回华盛顿，在纽约等他。在没能联系上胡适本人后，他又给胡适所在的旅馆留了电话，并让李国钦等人转告胡适务必在纽约等他。宋子文的做法显然是不想让胡适分享借款成功的功劳，所以后来当胡适得知宋子文的“巧计”后，也不禁讽刺宋子文的做法“真是‘公忠体国’的大政治家的行为”。
12月17日，这一天是胡适的生日。胡适对自己一年来的工作颇为感叹，同时对做事的困难也有了更为辩证的认识：国际局势演变对中国日益有利，确实使做事的难度减少了。但来了一位“太上大使”，又使做事的难度稍稍增加了，自己也“只好忍这种闲气”。尽管如此，胡适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即“为国家做点面子”，“叫人少讨厌我们，少轻视我们，叫人家多了解我们”。
1941年1月23日，白宫发表劳林·柯里等将赴中国调查财政情形的任命。28日，胡适从霍恩贝克处得知，柯里等人去中国的事情全是宋子文一人策划的，最初他想请凯恩斯，遭拒后转请柯里。美国外交部和财政部均不知情，柯里请示外交部时，外交部也仅表示并不反对，因为柯里等人的赴华费用均是由中国政府支付的。胡适认为宋子文此举太不值得，因为柯里尽管对中国很友好，但他却不懂得币制，让他去调查中国的财政情形显然是不行的。
4月15日，罗斯福总统约见胡适和宋子文，在座的有摩根索、财政部次长贝尔，以及从中国返美的柯里等人。宋子文滔滔不绝，胡适连插话的份也没有。胡适没有像以往那样事无巨细地在日记中记录谈话内容，一句“全是子文一人谈话”暴露了胡适对此的极大不满。
4月21日，摩根索约见胡适和宋子文。会谈没有了以往较为轻松的气氛，摩根索突然声色俱厉地对宋子文大发其火，痛责宋子文不应与美国政客勾结，向他施加高压。主张“诚实的”、“水鸟式”外交的胡适对宋子文的一些“小动作”也不太赞成，他认为摩根索的愤怒可能是“几个月的积愤一齐涌出来了”。
12月23日，重庆国民政府准备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部长，胡适打电话给宋子文，宋子文说自己此前也是一无所知，自己也未决定是否就任。
抬手驻足，张扬在嘴角的微笑，当爱情与权势同期而到，幸福的表情又如何阻挠。1942年2月11日，宋子文用外交部公文给胡适一个荒唐奇怪的命令——“请求美国财政部通过国务院不要冻结我在下列银行的账目……”其中列出了六家银行，实际上也是宋子文利用战时所发的“国难财”。所以战后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发现宋子文“开始担任公职的财力十分有限，而到1943年1月他已经积蓄七千多万美元”，难怪美国作家默尔·米勒采访杜鲁门总统时，杜鲁门气得大骂：“他们都是贼，个个都他妈的是贼……他们从我们给蒋送去的38亿美元中偷去7．5亿美元。”
5月17日，胡适给翁文灏和王世杰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发泄了对宋子文的强烈不满：“某公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驳回一字。”对自己和宋子文合作过程中的种种情况大倒苦水：“我则半年来绝不参与机要，从不看一个电报，从不听见一句大计。”同时求去之意更坚，说自己早在去年12月8日就已生退意，但后来宋子文刚刚执掌外交部，考虑到当时求去，人们必会认为自己“不合作”，甚至产生更大的误解，所以一直忍耐下来。并感叹“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栈’了”。两天后即19日，胡适在日记中记下了几乎同样的内容，说明宋子文任外交部长以来，从不给他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宋子文要求驻美使馆把使馆和外交部、政府等往来电报每天抄送一份给他，却从不把他收到的电报给胡适看，有时蒋介石致胡适和宋子文两人的电文也不给胡适看，自己单独就回复了。
9月18日，胡适黯然离开他在华盛顿的官邸——双橡园，结束了他四年大使生涯，也结束了“书生大使”和“太上大使”在美国的较量。
平心而论，胡适和宋子文在美国的紧张关系双方均难辞其咎，宋子文急于立功的心理、趾高气扬的优越感、自以为是的小聪明，固然是两人之间水火不容的主要原因，但胡适作为知识分子的过分敏感可能也是双方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尽管这种关系必然会对中国在美国的外交活动产生负面影响，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可以说“太上大使”和“书生大使”的一动一静，有相得益彰的作用，因为外交活动毕竟不是仅仅依靠所谓的“诚实”就能成功的。
1941年12月7日，日本军队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空军基地珍珠港，摧毁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同时进攻美属菲律宾、关岛、威克岛，英属香港、马来西亚。太平洋战争爆发了。12月8日，美、英两国分别对日宣战。9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告实际上已进行了四年多的对日作战，同时也对德、意宣战。这样，建立远东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了。
当时，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力图尽早建立远东反法西斯联合作战指挥机构。
12月8日下午，蒋介石在重庆分别约见美国大使高斯、英国大使卡尔和苏联大使潘友新，表示中国将与其他反法西斯国家共同作战的决心，并请他们分别转致罗斯福、邱吉尔和斯大林。当日晚上，蒋介石又会见了英国武官邓尼斯蒋介石、宋子文接见比利时驻华使节的合影与美国武官包瑞德，建议中、英、美等国成立对日联合作战的指挥机构。第二天，蒋介石打电报给在美国的宋子文，要宋与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诺克斯联系，对美军在珍珠港遭到日军突袭表示同情，要求双方达成在远东联合作战的协议，成立由美国领导的各盟国联合指挥机构，共同对日作战。
12月10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宋子文，要求宋子文向美国当局转达他所提出的由美国、英国、荷兰和中国立即达成联合作战的协议，并提议由4国立即在远东成立一个中央统帅部，或一个中央军事参议机构，在重庆设立指挥部，统一指挥对日作战。与此同时，蒋介石还会见了在重庆的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崔可夫，请苏联加入对日联合作战。
宋子文收到电报后，于12月10日即拜访了被视为美国“第二号人物”的财政部长摩根索，向他转交了蒋介石的这份电文。宋子文说：如果成立这样的盟国军事指挥部，希望摩根索也是成员之一。12月12日，宋子文又把蒋介石12月10日电报的抄件转呈摩根索，并在致摩根索的信中说：“由于当前事态紧迫，如果您能就怎样在美国推进此事给我出任何主意，我将非常高兴。”
此后，中、美、英等国加快了关于协调远东联合对日作战的磋商。12月中旬，以马格鲁德少将为首的美国军事代表团、以邓尼斯少将为首的英国军事代表团齐集重庆。12月22日，英国印度军总司令魏菲尔上将、美国陆军航空总司令勃勒特少将抵渝，参加了23日、24日举行的重庆军事会议；英、美军事代表团团长、中国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及其他高级将领出席了会议。与此同时，罗斯福、邱吉尔在美举行会谈，并共同与新任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晤谈。经商定，决定组成反轴心国的同盟，确定了联合作战的具体规划，并决定设立参谋长联合会议和根据租借法案分配物资的军需品分配委员会。12月下旬，中、美、英三国在重庆举行的东亚联合会议决定，如日本侵入缅甸，中国将派空军助战，美国供应中国战略物资。12月23日，中国与英国订立军事同盟，签订了《共同防御滇缅路的协定》，决定中国军队赴缅甸配合英军作战。
在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苏、美、英、中等反法西斯国家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商定了与共同敌人作战的策略。在此基础上，1942年1月1日，美、英、中、苏、澳、加、荷等26个参加反法西斯同盟的国家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参加签字的中国代表是宋子文。宣言宣布：“它们现在正对力图征服世界的野蛮的和残暴的力量从事共同的斗争。”规定：签字国政府保证运用全部兵力与经济资源，打败法西斯轴心国及其仆从国；不到侵略国家无条件投降，每个国家都保证不与法西斯国家合作，不单独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这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
随之，中国战区应运而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处于两面作战的态势。美国从世界战争的战略出发，依然采取“先欧后亚”的方针。同时，美国也充分考虑到中国抗日战争的作用，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是打败日本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因此，美国决定在战略防御阶段主要是打通滇缅公路，依靠中国战场消耗日本的军力和物资，等欧洲战事结束后，再利用中国人力和基地转入对日进攻。根据这样的部署，罗斯福在征得英、澳、荷等国的同意后，1941年12月31日致电蒋介石，建议组织包括中国、印度支那、泰国在内的中国战区，成立统帅部，由蒋介石任统帅，统一指挥中国战区的军事。1942年1月1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对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一职，表示“义不容辞，敬谨接受”，并要求罗斯福指派一位信任的高级将领，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罗斯福经考虑后，决定派美国军界上层人物被称为“中国通”的史迪威中将任此职。
从此，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洪流汇合了，中国抗战的长期孤立局面结束了。
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建立后，美、英为了与中国共同消灭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不等战争结束，于1942年10月9日分别通知中国政府，声明愿即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他有关权益。美国声明说：“美政府准备立时与中国政府谈判，缔结一规定美国政府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美政府并望在最近期内以完成上述目的之草案，提交中国政府考虑。过去数周内，美政府业与英政府就是项一般问题交换意见，美政府欣悉英政府与美政府具有同样之意见并正采取相似之行动。”英国声明：“帝国政府愿于最近将来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并将以规定立时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解决有关问题之草约，提交中国政府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