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夏，梅奥接受对外关系委员会（TheCouncil0nFeignRelations）的委任，作为美国代表参加在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ChathamHouse）召开的主题为“国家与经济活动”的会议。国际联盟的国际智力合作研究所邀请他发言，论述国际关系研究中科学方法的运用。对于“国家干涉是‘医治’德意两国社会‘疾病’的正当手段”这一广受吹捧的观点，梅奥提出了批评，他主张，在开出“治疗药方”之前，应当先对社会“疾病”加以诊断。他在科罗拉多州的观察结果、霍桑实验、在芝加哥的社会调研及厄威克的工作全都表明，只要人们不能合作，社会“疾病”或者当时被他所称的“文化衰退”就始终会出现。促使人们自发合作的传统在工作过于迅速的工业化进程中崩溃了。最佳的治疗手段是公正广泛的教育，这就要求：第一，对社会“疾病”进行科学研究；第二，向社会的管理者开展科学事实的教育。梅奥的观点与当时盛行的看法背道而驰，他的讲话没有被公布。他注意到，事实上他的观点被压制了。
梅奥关于国际联盟的想法遭遇到了同样的命运。在“国际联盟的问题”一文中，梅奥回顾了威廉·拉帕德、西蒙（F．H．Simmond）、詹姆斯·鲍威尔（JamesPowers）、诺曼·安吉尔、瓦尔特·李普曼和威廉·麦克杜格尔等人的思想。他注意到，经济和政治民族主义的逐渐高涨以及国际联盟的影响的日益式微激化了国际争端。原因何在？在讨论国际争端之时，国际联盟的成员国总是强调各国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上的问题，与贸易平衡和劳动的工业化有关。这个世界似乎是由杂乱无章的相互冲突的利益构成的。根据麦克唐纳关于减少混乱的提议和布鲁克斯·亚当斯关于如何更好地控制冲突的建议，梅奥提议，应该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国际争端问题，培训行政管理人员以便让他们了解此类研究。
梅奥扼要重述了《民主与自由》前面几章中他认为政治学弄错了的内容，并且指出，现代民主制度的专制程度已经变得像那些将要被它取而代之的政治制度一样了，国际联盟的专横程度也像任何一个全能政府的权力一样了。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国际联盟不但没有带头对各国内外出现的问题开展研究，从而实现自发合作的目标，相反，它像法西斯主义组织一样主宰了其成员国，其领导层对权力和自发性的正确关系茫然无知。它的目的是控制，途经是“攫取权力和权威，压制批评和反抗，（并）运用积极频繁的宣传来寻求发展虚假的自发性”。
取代宣传的建设性的问题是：在一个社会中，社会秩序是什么？它是如何同当前的政治理论联系起来的？目前正在发生哪些变化？不过，梅奥的这些问题还夹杂以对国际联盟的进一步的抨击。他对国际联盟的研究加以嘲讽，谴责主办本次会议的委员会，尤其指责国际联盟的官僚作风，“太多行政事务，却不（具备）科学的研究观念”。他对有风度的克制和外交官的圆滑一点都不耐烦，因为这些都不是为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依据和建立有效协商机制的正确基础。“在日内瓦，将来服务于人类和平和文明事业的唯一权威，是在事实和逻辑学方面拥有超群的知识……最新的知识，尤其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这些，也唯有这些才能使得国际联盟处于超然的地位”。
当时，梅奥的意见并没有得到认可，但他不为所动，不改初衷，而且一有机会，他就会大加宣扬。他领会到，在1935年，这些意见成为某些人的眼中钉和肉中刺，其情形同1915年不相上下。这些人包括攫取了权力的人，以及遵循了被他所称的“眼光偏狭的理论”和19世纪行政管理理论的人。他用这一点来指示那些用以证明掌权者的政策和实践是正当的意识形态。梅奥认为，根据帕累托的术语，意识形态是不合逻辑的和失去理性的；而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它们是些“合理状态”，用来赞同和拥护约定俗成的社会惯例和错觉，人们为了能够处理情绪问题而把它们当做逻辑公理来看待。梅奥认为，持有这种信条的政治家不过是“博物馆的藏品——最具毁灭性的19世纪启蒙运动”。当战争造成梅奥的“古老背景分崩离析”之际，他写信告诉帕特丽夏，他希望她们这代人将接管并在事实的基础上运用智慧来管理国家及其经济，让“夸夸其谈者”震惊得目瞪口呆、哑口无言，“……一定要让他们安静、长眠不醒……必须排除这样一种念头：滔滔不绝的空谈能够解决问题”。这才是国际联盟的主要问题。
梅奥关于国际联盟的见解发展了《民主与自由》和《工业文明中的人的问题》最后几章的思想，而与埃德温·科恩（Edwincohn）的谈话使他第二次开始尝试建立政治理论。科恩是亨德森的合作者之一，也是梅奥极其尊敬的哈佛医学院的研究人员之一。“科恩定律（CohnTheorem）”——梅奥后来对它的叫法，是一个发源于生物化学理论的命题，并被应用于1934年欧洲各国的关系上。当时，梅奥正按照唐翰的提议为公共管理者开设一门学习课程，并帮助亨德森谋划对哈佛大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加以控制，使哈佛大学在社会研究方面只从事科学的工作。
在这场学术争执中，梅奥的任务是在1935年1月举办的拉德克里夫学院外交事务学校（F"oreignAffairsSch001）会议上主持专题为“1934年欧洲均势的变化”的研讨会，这次会议由麻省妇女选民同盟（LeagueofWomenVotersofMassachusetts）主办，对外政策协会选择了七位演讲人。之所以选择梅奥担任主席，是因为：一方面，梅奥在哈佛没有什么野心，不会与物理学家之类的经验论者拉帮结派；另一方面，他能够轻而易举地控制政治学家及其支持者，取悦高智商的与会者，通过清晰流畅地讲解“科恩定律”让会议平稳开展并波澜不惊。
科恩定律与以下盛行的假说相矛盾：国家及其领导人和人民的禀赋是该国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的合乎逻辑的原因。今天，社会科学中的这条法则被称为均势原则；均势原则认为，国家间的关系之所以发生变化，并不是出于国家的……仁慈、愚蠢或者明智，相反，这些关系以一种非逻辑性的、相互依存的模式发生变化。
对于被指定为大会主席，梅奥非常欣慰。他相信，这条定律蔑视“所有的‘主义’（法西斯主义，甚至于国际联盟大多数人当前所信奉的观点）”，为政治学指明了真正的方向；使他关于帕累托的思考顿时清晰起来，并大大拓展了他在洛厄尔演讲中所使用的概念0（9此外，由于德国领事冯·蒂佩尔柯希伯爵（CountvonTippelkirsch）同意在本次大会上发言，科恩夫人请梅奥向他表达感激之情，这让梅奥感到开心：“她决不会这样做，因为她是犹太人。看来我都成了亚利安人酋长了。”
梅奥提醒与会者，国际危机往往类似于发生在听话国家与淘气国家之间的托儿所式的吵架。他是这样宣告讨论会的开始的，他说，发言者的艰巨任务将是：
向世人展示现存于欧洲各国均衡关系的某些内容，向世人展示发生于任何地方的一个变化都会立刻改变整个欧洲的态势和关系……与会者将认识到，普普通通的讨论，往往被过分地解读为差不多是不同民族惯例和民族情绪之间的一道数学均衡问题。这是一道没有逻辑根据的问题，而合乎逻辑的描述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虚假陈述。
梅奥为专题研讨会和随后的讨论会所做出的贡献广受好评，其结果是，人们邀请他在各种各样的宴会上以及向对外政策协会发表关于政治问题的讲话。在这些讲话中，他开始了两个有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新主题。这些谈话将在战后发表。
1936年2月，在纽约，他向哈佛俱乐部发表了讲话，这是由菲利浦·卡伯特安排的。卡伯特是哈佛商学院“卡伯特周末”的创始人，他对梅奥的工作十分钦佩。这次讲话异乎寻常，其中心思想是主权国家的职能。梅奥小心谨慎，没有玩弄词藻，而是坐着平静地说话，为了阐述中心思想不惜做出一切牺牲。对于法西斯主义以及现代民主国家中近期出现的、他认为会导致法西斯主义的变化，他一律怀有敌意，他把后者诙谐地称为“失望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偏狭的悲观主义”和“一种圣洁的法西斯主义”。他在最古老的宴会俱乐部——威廉·詹姆斯研究所（WilliamJamesInstitution）——重复了这篇文章。这两处听众似乎全神贯注于他对这些明显相互对立的政治制度的批评。他认为，当他使他们的“政治想法分崩离析，留下的只是断壁残垣”的时候，他们觉得很满意、很有趣。当科恩读到这篇文章时，他留下的深刻印象是，梅奥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政治原则”。
梅奥的主题是“乌合之众假说”的先导，后者于1945年发表。其思想是，社会不是由一群为生存而奋斗的个体组成的，而是由一组在功能上彼此相关的群体组成的，他们并没有被一个中央政府权力所主宰；相反，如果他们得以自发合作的话，那他们将和谐融洽地为社会福利做出各自的贡献。由于在各组成部分的主要职能中技术变化过于迅速，造成现代社会四分五裂。只要注意到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当务之急，英法两国的合作问题，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苏联对知识分子的清洗，众多工业化民主国家中普遍的反常状态，就可以证明这一思想。法西斯主义的特征出现了：孤立主义，傲慢自大，民族主义，以及激进分子和革命者呼吁建立强大的中央权力机构。对于这个告诫，梅奥求助于詹克斯（Jenks）的《中世纪的法律和政治》（LawandPoliticsintheMiddleAges）。
詹克斯指出，在政治组织中，国家和氏族存在质的不同，而不是量的差异。氏族以亲缘关系和祖先崇拜为基础，国家则针对氏族、外部敌人和内部血腥冲突用武装暴力镇压。氏族被国家取而代之。而权力之所以让渡给国家，不是出于理性认识和审慎计划，而是万般无奈之举。为了解决令人苦恼的问题，在詹克斯的理论中，国家在形成较为完整的社会的过程中被利益集团的合伙关系所取代。
梅奥批评詹克斯过于墨守法律条文，尤其抨击他所提出的破坏性政治组织原则和一些假设。这些假设认为，集体活动的所有方面在逻辑上都必然地与变化的单一原则相联系。在梅奥看来，诸如氏族之类的简单文化改组为新的复杂的社会秩序，既不符合逻辑又没有经过审慎的计划，更与已知的原则不相一致。因此，变化中的社会始终处于被中央集权的独裁政府所压制并控制。这种权力尊崇单一的原则，也就是虚假的二分法。这种二分法断言，所有形态的人的交往要么是敌对的，要么是友善的，二者必居其一。为此，梅奥运用纳粹分子对路德教的态度加以证明。
在梅奥的政治思考中，第二个阶段集中考察1938年后期世界级政治人物的个性，并结合了各种思想，包括对自己曾在昆士兰工会会议上所见到的人们的想法以及对希特勒的古怪举动的看法。
在对外政策协会举办的一次午餐会上，梅奥接受邀请，与哈佛政治学教授威廉·扬德尔·埃利奥特和来自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玛丽·阿格尼丝·汉密尔顿一起，讨论“英国的威望是上升还是下降”的问题。埃利奥特和汉密尔顿断言，如果英国武装起来捍卫和平的话，那其威望将会上升，且美国会追随这项政策。梅奥已经同意扮演亲英派，所以他支持英国政府的政策，谴责埃利奥特和汉密尔顿是“嗜血的和平主义者”，并宣称，英国的威望与其说仰赖于那些固执地通过黩武主义政策来获益的人们的想法，倒不如说是要远远仰赖于英国工人的端庄正派。
个人利益和公共政策深深地扎根于梅奥的以下批评之中：“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倾向于使他们自己的执迷见解自圆其说，并称之为政治学或社会学。然而，既没有任何试验，更没有接近的观察结果来验证这个过程。”当他听到同事们阐释某个复杂精致的政治学说时，好像被“咬了一口”。数月以后，梅奥在致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Chamberlain）的一封信中再次提起了这个问题。
张伯伦执行一条为梅奥所认同的政策，他被人们谴责为没有坚定地对付希特勒。在美国，许多人大声贬损张伯伦，其支持者却缄默无言。格兰特百货公司董事主席威廉·格兰特（WilliamA．Grant）请梅奥写信告诉张伯伦，他的绥靖策略是可靠合理的。然而，梅奥没有告诉这位首相的是，这些策略看起来虽然成功地解决了至少一个欧洲危机，但最终却足以导致各种旨在被转移掉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