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梅奥曾把社会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应用于政治关系、劳资关系和人际关系。上述讲话把这些内容进行了综合。其材料用于战争期间哈佛商学院的教学工作，并在他退休一年以后予以出版。
该书旨在满足少数同事的要求，他们关心社会的、个人的和管理的艰巨任务。第一章大略叙述了心理卫生的问题，概述了政治煽动者或破坏者的精神病理学，以引入强迫观念和临床谈话原则。第二章追溯了直至19世纪80年代的癔病和催眠史。让内在这段时期认识到，可被催眠是癔病的一个症状。为了解释这一点，他提出建议，这种疾病既是神经疾病又是精神疾病，如果要对这种疾病作适当的研究的话，那就必须进行密切的观察和描述。梅奥概述了让内的主要思想，又用双重人格患者露西（Lucie）例证了让内医治心理扭曲病人的方法及催眠术和暗示法之间的区别。他运用工业中的案例显示，当人们处于类似睡眠状态时，他们常常表现积极且多产。在让内的理论中，癔病引起心理张力的降低以及第一自我与第二自我的分裂。这两项功能是独立的，这解释了为什么癔病患者典型地表现出双重人格，以及他们为什么比正常人更易于受催眠和暗示的影响。
梅奥在第三章中进行了解释，认为一种心理状态是由诸多处于平衡关系下的因素组成的：处于下皮质控制的条件反射和成长过程中获得的主反射；受皮质控制的习惯性技能；根据对某种情境的积极反应把含义归结于这种情境和变化的习惯性技能。这些因素处于一种有序的平衡状态；不平衡是由伤害、疾病、个人不满及悲伤引起的，并表现为两种能力的下降：行动能力和对周边环境的警觉性注意力的下降。当各因素在相互平衡的关系中达到良好的发展状态且行动的注意力足以应对环境之时，个体就处于较高的心理紧张状态。就像一个业余选手经过训练后，其生理机能相互协作，组成一个极为和谐的系统，进而个体的新陈代谢处于较高的水平。
接下来的两章集中阐述了强迫性思维和均衡假说。梅奥对癔病患者和强迫症患者进行了比较，阐述了后者的社会性起源及这种病人在感情、思想和行为举止上的主要特征。与癔病患者不同的是，强迫症患者不易受催眠的影响。为了帮助自己维持其无意义的论断和论证，他们不接受暗示。他们是些难以治疗的病人，治疗者们都讨厌他们。强迫症患者往往介于20～40岁之间，他们有智力，但往往是私下而不是公开求医，他们似乎都受过良好的教育。通常，他们的强迫症根源于他们教育中的重大缺陷，其人数正在逐渐增加。
强迫症患者似乎不灵活、不自在、局促不安和不善表达。这种在表达自我时显而易见的困难掩盖了他们的谈吐能力，带有让人痛苦的细节，掩饰了他们的症状及引起这些症状的原因。他们害怕有关其强迫症的话题，他们也知道这是不现实的。他们有两种情结：一负罪感，即自轻自贱，对自己及自己的疾病有轻蔑感；二具有想要行动的强烈冲动，就好像他们心绪紊乱，甚或是精神错乱。为了防止不测和不幸——他们知道这些根源于他们自身，他们还采取了极端的预防措施，同时他们都得到了一种缜密的和人为的论证即强迫观念的支持。每一天，他们都费力地支持强迫观念的理论解释。当现实与他们发生矛盾时，强迫症患者就会变得极度忧虑，他们拒绝客观证据就会致使情况恶化，进而会更执著于他们缜密的论证和成见。
强迫症患者的思维有三大特征。首先，论证不充分，没有说服力，建立在错误的二分法或选择之上。这些论证永远不会结束，这是因为，他们一方面感到不可遏止地要把论证一般化，另一方面又不由自主地作出精巧而荒唐的逻辑区分。强迫症者常常看到并感到必须对细枝末节进行考虑和决定，就好像这些细枝末节是些重大的道德问题一样，但却嘲弄自己对问题的过度思虑。其次，他们失去了他们作为世界一部分的现实感，体验到不完整，并意识到他们是一个处于梦中的“自动机器”。他们知道他们不能够对现实世界作出积极的和恰如其分的反应，他们对于这一点感到焦虑甚至病态的恐惧。第三，他们是如此谨小慎微，顾虑重重，以至于他们对自己的全部所思所为担负起个人责任。对于这些责任，一个有智力的强迫症患者通常通过缜密清晰的表达来推断并管理自己的思维；反之，一个智力不高的强迫症患者虽然也企图这样做，但最终会以失败告终，进而深陷不幸，感到自己处于危机之中，体验到痛苦或者患有某种身体疾病；同时，行动落人不快乐的、难以自拔的和无休止的常规惯例之中，进而阻止自己获得正常的惯例，给其他人带来不幸，阻止人们从情感上对自己的偏见加以理解，抑制自己与其他人发展复杂的和成熟的关系。
在把均衡假说应用于强迫观念之时，梅奥强调了“现实感的丧失”和“心理张力的降低”，即在适应总体情境的变动时各心理因素之间的失衡。接着，梅奥重申了“破坏者”的特征，并表明了他们也属于强迫症者。他断言，破坏者在强迫症患者中不到三分之一；其他类型的强迫症患者不破坏其他人，相反，他们攻击自己，在极端情况下企图自杀。
在讨论降低了的心理张力时，让内注意到，强迫症患者在生活所必需要的日常技能方面缺乏训练，因此，他们离群索居，不切实际，表现笨拙，在他们尝试的大多数事情上均以失败告终。在梅奥看来，这解释了“破坏者”的行为举止，也极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知识分子不能把想法与行动联系起来，却表现为无休无止的争辩。他注意到，强迫症患者以行动的逻辑性是否具备为行动与否的先决条件，因而就把实验性的试探性的调查、正常的学习和成长排除在外。在强迫症患者参与的社会活动中，他们常常力图主导谈话，他们相信，当他们能够把别人说得无言以对时，那就比其他人更成功；如果未能做到这一点，那他们的自尊心就会受伤，其立场就会往回退缩，直到他们认为退缩后的立场比他想要加以主宰的人所持有的立场更为优越为止。
最后一章对以上观点进行了总结，把他关于强迫观念的社会意义的评论进行了发挥。让内曾注意到，强迫症患者不能够倾听一些可供参考的话题，因为他们过于经常性地陷于空想的危机中，也就是说，他们对于无法解决的个人问题变得心事重重。这种能力的缺乏，源于儿童期及青春期未能发展出正常的人与人之间沟通所必需要的社会交往技能。
正常人往往发现，他们的想法常常不足以应对正在变化中的情形。正如让内所说的，他们对自己的认识和技能进行反省，以便为他们的经验带来统一与和谐。反省是内在注意力的一种举动，有助于根据新的信息重新整理他们的认识。强迫症患者永远完成不了这个过程，因为他们对口头话题及其纯粹逻辑的持续关心，致使他们不能轻易地对任何新鲜事物感兴趣，通过试错法组织并整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对此，糟糕的学校教育要负全责。
梅奥告诉同事们，大学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出的强迫性行为是可以追溯到早期孩童时期的缺陷的，因为这样的缺陷他本人经受过。在儿童时期，强迫症学术人士被阻隔于同龄人之外，并被父母的价值观和标准所主导。此后，在与其他人交往的过程中，他们获得的社会交往技能很少，并学会把解决办法推给其他人来处理。作为学术人士，他们把注意力固定在专门公式或抽象理论之上，这往往使问题过于简单化。于是，在通过群体讨论提炼思想的过程中，由于他们在社会交往方面笨拙不堪，他们就会对此无休止地作出过度思考。因此，社会学家会创造一个自圆其说却无法验证的思想体系，进而给予个人一个可以依靠的支柱，使个人借以对合作研究提出批评而不是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基础。
梅奥还指出，这些源自让内的观点也与工业有关。强迫症患者不能顺利地作出决定或者进行反省思考。在工作中，犹豫不决或者不反省思考可能是由社会约束或令人疲惫的工作造成的，这些都妨碍人们发展自己的情感，以获得正常成年人的思考中所具有的复杂性（即成熟性）。在正常人中，这样的约束导致易怒、犹豫不决和兴趣的丧失。
梅奥建议，社会科学的学生应该学习让内的三个要点：注意力的复杂性，积极思考与反省思考的相互交织性，以及约束与不安全感是如何引起强迫性思维的出现的。要掌握前两点，学习心理学是必要的，否则，学生将永远看不到不安全感和压抑感的根源，也永远理解不了正在学习的社会情境。
梅奥的这本书于1948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它只售出了1．3万册。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销售量不到100册。1963年，这本书一度绝版。不过，在1969年，这本书又由格林伍德出版社（Greenwood：Press）再版。
对于这本书，业界评论褒贬不一。在《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SociogicalReview）中，一篇未署名的评论文章暗示，这本书“从任何标准来看”都是一本“稀奇古怪的书”，因为这本书竟然推荐了让内关于个人适应的思想，而“对于弗洛伊德……或者本领域的近期发展，连一笔带过性的注释都没有”。对于梅奥的“强迫性行为在现代正变得比癔病更普遍”的观点，从来不为梅奥所敬重的哈佛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ordonAllport）深表怀疑，他断言，梅奥关于癔病的想法过时了。但是，奥尔波特却像梅奥那样推荐让内的强迫观念理论，而且，就整本书而言，他更偏爱于第一章。他撰文指出，从整体来看，这本书对让内的研究是不完整的。在《纽约时报》（NewYorkTimes）中，弗洛伊德和欧内斯特·琼斯（ErnestJones）的学生弗里德里克·沃特海姆（FrederickWertheim）批评这本著作已经过时，没有公正地评判同让内的思想有关的临床理论和方法。他还抨击梅奥对让内的强迫观念过于简化了，没有看出它怎样不同于各种精神病和智力缺陷。沃特海姆认为，进行社会学的访谈似乎太天真了，运用让内的思想也不够科学，尤其是当梅奥断言自杀者都是强迫症患者——沃特海姆的这个判断错得离谱——之时。在沃特海姆看来，让内和弗洛伊德在这一点上都是不会赞同梅奥的。
梅奥把沃特海姆斥之为“自称继承了弗洛伊德的衣钵，却依然对弗洛伊德一无所知”的人，因为他忽略了这本书的两大要点：习惯并不是重复，而是对情境作出的有技巧的反应；关注也是一个复杂的行为。
这本有关让内的著作标志着梅奥在心理学方面的著述的结束，而且，在哈佛的最后五年，当他的亲密同事去世和战争的迫切需要使他的注意力转向教学和研究之时，他的临床工作亦断然中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