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工这才回头仔细打量了一下孙中山，原来真的就是孙中山，和照片上的一模一样！他惊奇地大声说：“对！对对！您就是大总统！”说完深深地给孙中山鞠了一个躬。
12月10日，孙中山召集驻桂林的滇、赣、粤军所有的团级以上的军官开会，作了题为《军人精神教育》的演讲，孙中山说：我们革向的目的，是要实现我们的三民主义，所谓的三民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民族主义的达到，就是中华民国国家进入独立的地位，我们当前的国家，虽然已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但这并不是民族主义的完成，中国现在仍然是处在分裂、动荡之中，北洋军阀所鼓吹的“汉、藏、回、满、蒙五族共和”
完全是欺人之谈！我们只有实行北伐、统一中国，才是真正的实现了民族主义。所谓民权主义，可以称之为众民政治，是说政治上的一切权力完全在人民的手中。而所谓的民生主义，就是要打破当前的不平等的生活现状，现在社会上的富豪阶级拥有无数的财产，而老百姓却穷得没有立锥之地，这正是我们要革命的。作为一个革命的军人，要有一种精神，古人要求军人要有大智大勇、大仁大义，什么叫智？智在于明辨是非，分别利害，认清时势，在对敌作战中要能知彼知己，这就是军人的智；什么叫仁？仁，不是一种小恩小惠，仁的目的在于救国，在于为人民的仁；所谓的勇不是单纯的不怕死，要能懂得生与死的大道理，要能立定决心，从事革命，为了革命而不怕死，这才是真正的勇。作为一个立志于中华革命的军人，就要有为革命而必死的决心，这就必须有一种革命的精神来支持着我们。
孙中山又说：今天的革命与古代的革命是不同的，今天的革命是为人民的革命，革命事业的完成要有一种革命的精神来支撑，在北方，我们的紧邻--俄国的军人就有一种可贵的精神，他们处在列强的重重包围之中，可是他们就是为主义而坚强地挺了下来，他们的军人能与工农结合而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国家，我们的军人，只要有主义及革命的目的和决心，那么我们改造中国的效果，一定不会在俄国之下的。
孙中山的讲话，一次次地被军官们雷鸣般的掌声打断。当孙中山在桂林积极为北伐做准备的时候，远在北京的各派军阀们的内部矛盾也在日益尖锐化，北京政府的掌权者直系军阀曹馄、吴佩孚已经不得人心，奉系军阀张作霖、皖系军阀段祺瑞正在密谋策划要推翻直系军阀，并且表示愿意与孙中山合作，南北呼应，打倒直系军阀。这一消息，使孙中山更加兴奋。孙中山觉得，北伐的时机，这时候已经完全成熟了，而且，在孙中山看来，这时候出兵北伐，只要北伐军发出一纸檄文，各地的反动守军就会望风而阶，北伐的形势是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好。
在孙大总统这时候看来，北伐只是速度的快慢问题，而不存在胜败问题了，只等一过了年，春暖花开，他就要大举挥兵北进了！
会见马林
广西，岭南的初冬仍然是花草丰茂、绿树丛丛，清早起来，像薄纱一般的轻雾笼罩着山头，一个一个的山头影影绰绰地浮现在云雾之中，真像仙子一般。在这样的早晨，孙中山经常一个人早早起来，到大本营的四面去散散步，活动活动筋骨，一天的工作便神清气爽。
这天清早，孙中山又是一个人早早起来，独自在独秀峰下做柔软体操，深深地呼吸着早晨的新鲜空气。今天，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先生要来和自己会谈，这是他盼望已久的事情了。在他的第一次护法失败之后，经过这几年的挫折和奋斗，他逐渐清醒地认识到，南北军阀乃是一丘之貉，要想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不能依靠任何一个军阀，必须探求中国革命的新路子。最近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却聚集着不少英才，共产党的不少主张倒是对自己大有启发呢。而在北方的邻居--俄国革命的胜利和国家建设的成功经验，更是对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大有启迪和教益。
孙中山不自觉地回想起自己今年8月份给俄国外交委员齐契林的一封覆信来。当时，他接到了俄国外交委员齐契林的信后，非常激动，立即给他回了一封长长的信，直到现在，自己还清楚地记得这封信的所有内容。齐契林在收到自己的信后，立即派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专程从欧洲绕道来和自己会见。
孙中山正在遐想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宋庆龄已经来到了身边。宋庆龄轻轻地说：“这么早就起床了，也不叫醒我？”“不，我想让你多睡一会儿，我也乘这会儿想想问题”，孙中山答。“是不是考虑今天要接见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先生的事？”“是的。哦，这次马林先生来到这里可不容易呀，他是绕了很远的路才来到中国的，我们可不能慢待了人家。今天的会见，请你也来，还要为会见做记录。”宋庆龄轻轻地点了点头，笑着说：“听说马林可是个容易激动、急公好义的人啊。”孙中山也笑了，说：“这个人还是非常可爱的，据说他在上海的时候，看到一个洋人欺负中国人，他竟然挥动老拳，上去就打那个洋人。”
宋庆龄说：“这几年的奔波，总算没有白费，现在，北伐大军云集桂林，共产国际的代表又来和你会晤，形势是越来越好了。”孙中山也很高兴：“是啊，眼看就要大举北伐了，我几十年为之奋斗的目标就要实现了，怎不令人激动！”可是，孙中山说着说着，脸色忽然阴沉下来：“只是竟存（陈炯明字竟存）这几个月来令我大伤脑筋，他至今仍然不支持我北伐，对我当大总统他也是十分地不高兴，要他为北伐军筹集粮饷，他也是推三阻四，叫他到这里来和我商谈北伐工作，他也总是推脱，这个人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在广州的时候，党内的许多同志都劝我免去他的职务，可我想，当前正是国家用人的关头，竟存是个难得的将才，我说服了党内的其他同志。等我和马林谈过以后，再亲笔给他写一封信，好好地劝说劝说他。”这时候，孙中山脸上愉快的笑容，已经消失殆尽。
对陈炯明的忧虑，不光是孙中山有，宋庆龄也有，她也知道陈炯明这个人极负野心，是个桀骜不驯的家伙，要想说服他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就说：
“陈炯明这个人刚愎自用，恐怕很难说服，我在广州的时候，风言风语地听说他和吴佩孚有往来，和湖南的赵恒惕也有往来，陈炯明的这些行动只怕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两人议论到这里，心情都复杂起来，默默地回头向山下走上午8点，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张太雷的陪同下，准时来到了孙中山的会客厅。孙中山率领胡汉民、许崇智等起身迎接。一见到马林和张太雷，孙中山的眼前不觉得一亮：好英俊的人才！只见张太雷面目俊秀，举止优雅，眉目中有一股勃勃的英气；再打量一下马林，只见他身材高大，给人一种雄壮魁伟之感。
孙中山陪同马林和张太雷并肩走进客厅，双方没有多少客套，便开门见山地交谈起来。“马林先生，听说您这次来中国，一路上被不少国家关押、拘留，受到了重重的阻难，但这都没有动摇您的决心，我对您这种不屈的精神深表钦佩，我代表国民党和全体北伐将士向您表示热烈的欢迎！”孙中山的话一落音，张太雷立即作了翻译，马林激动得站了起来，声音宏亮地说：
“我在我自己的祖国的时候，旱就听说了您的大名，这次我受党的委派来到中国，一路上经过了许多国家，受了不少的磨难，可这使我更加进一步地了解到您和您创造的事业的伟大。”
孙中山微笑着说：“您太过奖了，这次请您来桂林会晤，主要是想听听您对我国革命的看法，还想听听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请您多多指教。”
马林说：“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志和共产国际的同志们都很关心中国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已经于今年7月正式成立了，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希望你门两党能很好地携手合作，共同推动中国的革命事业！但是，中国共产党毕竟成立时间很短，孙先生所领导的国民党这么多年来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这是值得称赞的！”孙中山轻轻地摇摇头说：“马林先生，说起来真惭愧，我党成立这么多年了，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也已经十来年了，可是中国依然是腐败的官僚和军阀、政客们统治着天下，国家被弄得四分五裂，中国革命还远远不能说是成功啊！在我们的革命中，有着沉痛的教训，我最大的失误，是当初不该把政权让给袁世凯，这使我们又丧失了一次宝贵的成功机会。现在我们才认识到，把革命的政权让给军阀，对军阀们抱有幻想，这是我们幼稚的表现。像你们的国家，就没有在这方面犯错误。试想一下吧，如果列宁把革命的政权拱手让给高尔察克、尤登尼奇或是弗兰格尔，那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呀，真是不敢想像！”马林说：“孙先生，苏俄革命的成功，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建立了一个能联合工农群众和各个阶层一起起来革命的政党，并且还建立起了一个革命的武装核心，这才是我国革命成功的根本经验，不知道孙先生是否研究过马克思主义？”
在这个时候的孙中山的心目中，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尚未能清楚地认识到，孙中山说：“贵国的经验是很可贵的，我党可以借鉴，但是至于说到马克思主义，我最近也有过一些研究，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感觉到，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东西，在我国先秦的诸子百家中早有涉及，比如说春秋时期的孔子，他就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对社会的许多精辟的见解，至今还是十分有用的。”
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孙中山和马林谁也没能说服谁，只得把话题转到了其他方面。在谈到如何团结一切力量进行革命时，孙中山和马林越谈越投机，马林直率地说：“孙先生您必须明白，您现在即将举行北伐，您自己也清楚，靠您目前所有的兵力，只有几万人，是很难取得革命的胜利的。
我建议：一个国家的主体在工农，工农的领导者是他们自己的政党，您所领导的国民党应该改组，要组建一个包括工农大众在内的政党，这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您第一个要联合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你们两党联合起来，中国革命的胜利才真正有望。”
孙中山说：“我欢迎苏俄的十月革命，我也非常欢迎苏俄对中国革命的真诚帮助，我还欢迎中国共产党与我们联合，我现在在桂林组织北伐，我的敌人就是直系军阀，是曹馄、吴佩孚，除了这些敌人以外，我可以包容一切愿意与我们合作的人或者政党、团体！”
马林对孙中山的大度非常钦佩，又对孙中山提出了一个建议，那就是不仅要有一个团结各阶层力量的以工农为主的政党，还要建立起一支革命的武装核心，为了建立好一支革命的队伍，首先要办起一个革命的军官学校，用这样的学校来培养革命的骨干。
对马林的这一建议，孙中山十分赞同。送走了马林和张太雷，孙中山的情绪很高昂。晚饭后，孙中山和宋庆龄一边散步一边交谈着白天的会见，宋庆龄说：“这位马林先生辞锋很健，很善于雄辩啦。”孙中山点了点头说：“这位马林先生是我有生以来遇到第一个能在理论上让我心服的外国朋友，那位张太雷先生可也是个难得的人才啊，看来，共产党的前途不可限量！”
宋庆龄说：“从马林先生今天的谈话来看，他对我们党和我们军队的素质似乎有不小的看法。”
“是的”，孙中山也忧郁地点点头，“我就一直为这个问题担心，前几天，我为北伐军中团以上的军官作了一次讲话，我反复强调了军人精神的教育，军人一定要入党，为我们的主义而奋斗。”
宋庆龄说：“军官们入了党，也并不一定就能和政府同心同德，像陈炯明那样的人，虽然入了党，可是现在他又能怎么样呢？他对先生您的主张不是不了解，可他却就是不合作，我真提心……”
孙中山说：“你说得有道理，我何尝不知道竟存此人越来越靠不住了呢，我只是想，当前我们最大的敌人是直系军阀，我们当前首要的任务是要进行北伐，待到北伐战争胜利，我们再来整顿我们的党。”
这时候，一阵山风吹来，天也渐渐黑了下来，映着天幕，孙中山站立在山坡上，黝黑的身影像一棵顶风屹立的劲松……
恸失仲元
在孙中山的民国政府的上层人物中，有一批高级文武人才，他们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主要的人物有朱执信、邓铿（字仲元）等人。孙中山以他们为自己的左右手，可惜这些人都早早地离开了孙大总统。
朱执信是广东人，是孙中山早年的革命战友，1920年9月在虎门牺牲。朱执信是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的，他以生命为代价，换取了讨伐桂系军阀的胜利，为孙中山的北伐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朱执信的死是死在敌人的手里的话，那么邓铿的死则是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的。
邓铿是早期中华革命党的中坚分子之一，孙中山在广州就职任大总统的时候，任命陈炯明为陆军部长，任命邓铿为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并兼第一师师长，这是一个要职。在孙中山想来，陈炯明和自己的北伐主张总是格格不入，必须有一个人从中作为调停人，同时也对陈炯明起到一点牵制和制约作用，将邓铿放在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确是孙中山的一番苦心，这也足以说明，孙中山虽然对陈炯明一直抱有幻想，但也并不是一味地信任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以后，在桂林设立大本营，集中了滇、粤、赣军的大部主力，自己也带着一大批高层人士前赴桂林，将陈炯明留在广州，让他在后方接济粮饷。孙中山知道，陈炯明无论如何是不会为北伐而冲锋陷阵的，他主要是要保存自己的实力，他不愿意离开广东。因此，孙中山巡视广西时.
动身之前也就等于向陈炯明表白了自己的心迹：“竟存，我这次北伐，如果胜利了，我当然是不会再回广东来的了，如果我败了，我也是无脸回广东来的，广东这块地盘就交给你了。”这无疑是在说：只要你陈炯明支持我北伐，我就让你在广东占住这块地盘了。这种姑息迁就的做法等于是在向陈炯明表示自己的软弱可欺，这也是陈炯明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对北伐拒不支持的原因之一。当然，孙中山也不是对陈炯明一无防备，他把邓铿留在广州，并且兼任着一个主力师的师长职务，实际上就是牵制陈炯明的一个重要措施。
就在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之后，陈炯明为了表示自己是听从国民政府的命令的，便率领粤军主力向广西进发，讨伐桂系军阀，邓铿留守在广州。一天，驻军汕头的粤军旅长尹骥发来急电：
“据可靠情报，桂系方面有间谍在潮汕一带活动，在我军中煽惑人心，鼓动军人造反，来此的奸细已被抓获，并供出在广州设有秘密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