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孙中山决定北伐。5日，发表《大元帅出师对粤宣言》，亲往韶关，督师北伐。9月15日，陈廉伯通电拥护政府，但没有表示悔过，因此扣械未发还。商团借机攻击政府，散发反动传单，并酝酿第二次总罢市。9月下旬，陈廉伯指使广州买办商人、豪绅地主集会攻击政府，并致电国际联盟指控孙中山是“破坏国际善意的叛徒”。对商团的反革命行径，代理大元帅的胡汉民采取完全妥协态度。9月20日，胡汉民取消对陈廉伯、陈恭受的通缉令，发还其被封财产。10月3日，又决定发还部分枪械。商团见政府软弱可欺，又于10月4日在佛山召开全省188个县商团代表大会，决定于10月10日“双十节”发动全省第二次总罢市，武装进省请愿。“双十节”前，广州盛传商团要发动武装叛乱，陈炯明、林虎、洪兆麟等反动武装准备从石龙、东莞袭击虎门与商团会师。9日，商团发出第二次罢市通牒。9日晚，孙中山令蒋介石依照胡汉民转呈广州市长兼全省民团督办李福林所拟妥协办法发还商团枪械50支，条件是商团交20万元捐税。10日，胡汉民、李福秫等于清晨派人赴黄埔将枪械4000支交还商团。商团见政府继续让步，认为叛乱时机成熟，事先招收两三千土匪假充商团，企图在“双十节”收回枪支时叛乱，对政府进行武装威胁。10日，广州市商店在商团号令下罢市。
为打击反革命气焰，10日下午，在中共广东区委的组织领导下，广州反帝大同盟、广州工人代表会、工团军、农民自卫军、社会主义青年团、学生联合会、民族解放协会等30个团体，约万余人在广州第一公园举行纪念辛亥革命大会。大会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反动派”、“中国民族独立万岁”、“复活辛亥革命精神”等口号。3点钟会议结束，当各团体结队游行示威到太平南路时，商团军向徒手游行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20余人，伤者百余人。12日，商团军到处张贴“打倒孙政府”、“请孙文下野”等反动标语。这时盘踞东江的陈炯明也准备配合商团军进攻广州。在这紧急关头，中共广州地方委员会发表《告民众书》；参加游行的团体也组织“工农兵学革命大同盟”；广州工人代表会发出通电，“誓为政府后盾”，广州的工团军、农民自卫军及黄埔军校的学生都纷纷表示愿尽一切力量随时准备对商团军作战。孙中山决心采取断然措施。10月10日，他在韶关大本营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自任会长。次日，特派廖仲恺、谭平山、许崇智、汪精卫、蒋介石、陈友仁两党人士为全权委员处理商团问题。同时电饬胡汉民及各军司令，指出对商团叛乱不得“再事姑息”。13日，商团又在沙面秘密集会，阴谋扩大叛乱。这时，孙中山一面令胡汉民将广州商团机关一律解散并缴械，一面令韶关警卫军及湘军、粤军各一部，连夜赶回广州戡乱。
10月14日，商团军在陈廉伯的指使下，集中全市商团军枪支，占据广州西关进行顽抗。他们架起天桥，修筑炮台，用铁栅封锁街道，把广州分割为城内和西关两部分，以武力控制西关，从14日晚到15日晨向政府军开枪扫射。15日，工团军、农民自卫军、警卫军、黄埔军校学生与桂、湘、豫、粤等各军分五路包围西关，勒令商团军缴械。经数小时激战，政府军完全占领西关地区，将商团军全部歼灭，商团军首恶分子逃往香港，各地商团也都被迫缴械。16日，政府发出安民布告，从17日起，全市商店一律开业。至此，由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军阀相勾结，企图颠覆广州革命政权的一场叛乱被彻底粉碎。
开展收回满铁附属地教育权运动
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沙俄，开始在满铁附属地实行殖民统治，并控制了满铁附属地的教育权，开始实施奴化教育。为了抵制奴化教育，东北人民开展起收回教育权的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蓬勃兴起，它极大地影响、推动全国各地爱国运动的兴起。1924年，在奉天以教育厅长谢荫昌为主要发动者，开展起大规模地收回教育权运动。
其实，早在1922年，谢荫昌就提出收回满铁教育权的要求，并着手准备收回教育权。
1924年4月1日，谢荫昌在奉天接见由日本中小学校
长20余人组成的教育视察团的招待会上，揭露满铁附属
地教育对中国教育造成的严重损害，再次公开提出收回教
育权的问题。
在同一天，奉天教育厅宣布：为了收回教育权，今后外国人在东北设立学校必须经省教育厅批准，中国教育不准外国人干涉；外国人在奉天省设立学校必须按照中国法规进行。谢荫昌在奉天省教育年会上还宣布：禁止中国少年和儿童到日本学校读书，非中国公民任中国东北小学教师的人应该退出小学，国民教育由中国人办理。为此，奉天省代理省长王永江和教育厅长谢荫昌向日本总领事、满铁地方部交涉，要求尽快交回铁道附属地教育权。
4月22日，谢荫昌召集教育会临时会议，组织收回教育权委员会，继续研究和部署收回教育权的斗争。
4月26日，奉天教育会召开收回满铁附属地教育权临时特别会议，并作出如下决议：1.在报纸上大造舆论，揭露日本在东北推行奴化教育的事实，通知全省教育机关组织演讲会，以中华教育联合会为后援，继续坚持斗争。2.组织满铁附属地教育实况调查委员会，公开调查结果，研究日本奴化教育手段，随时建议省政府收回教育权。3.由教育会发动各界向省议会请愿、省议会督促省政府严正与日本交涉。4.督促省政府收回教育权，设立中国学校，拨款办学；禁止中国儿童进入日本学校。
4月28日，东北地区收回教育权委员会在奉天正式成立。会长由冯子安、张静云担任，内设总务、调查、研究、宣传四部，在奉天省教育厅领导下开展工作。首先，对东北南部外国所办教育的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将调查结果汇报教育厅，再呈报省署；其次，收回教育权委员会根据调查情况，研究制定收回后的中小学校如何办好的方案，经教育厅转呈省署批复，而后执行；再次，成立收回教育权月刊编辑部，编辑部部长盛桂珊、梅佛光，计划每月出刊一次，每刊发行2000份以上。
收回教育权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收回教育权的斗争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
1925年8月间，收回教育权委员会连续两次召开会议。会上各团体发表意见，并向省署及教育厅请示办法，后于9月初省教育会上，共同表决五项措施：1.省署完全负责管理各项交涉事宜，并予以适当之援助。2.省署饬财政厅准拨大宗款项，作添设学校及维持收回教育权委员会之用。3.教育厅通令解散教会小学，并禁止交回创办小学。4.中国儿童不得进入日本小学校，并禁止日本在奉省添设任何种大学校。5.教育厅饬各县视学及教育事务员调查各地外人所办理之小学校，酌量情形，协调各县知事，在外人设教之处添设小学校。
以上措施都切实可行，并收到了显著成效。如当月就颁发了解散教会小学令，饬沿线各县添设小学校令，拒绝日本人在东三省设立农业大学要求等。
收回教育权运动是一场反抗殖民奴化教育，维护国家主权的爱国运动。虽然收回满铁附属地教育权的运动基本上归于失败，谢荫昌一再坚持斗争，终因得不到东北当局的支持，愤怒辞职，并于1928年病逝，但这场运动在奉天还是取得了较大的影响。
开办奉天至营口航空邮务
1870年9月23日，法国首次使用飞机运送邮件，这是世界航空邮务的开始，但是并不普及。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欧洲国家将军用飞机改装，用来发展民航事业。中国受其影响，也准备自办民用航空事业，在这一背景之下交通部内设立筹办航空事宜处，国务院也设立了航空办事处，1920年国务院的航空办事处接收了交通部的筹办航空事宜处，中国的航空事务方得到统一。
1920年5月7日。交通部航空事宜处为取得运输航空邮件的经验，在北京、天津之间曾进行过一次试飞。1921年2月航空办事处改组为航空署，4月26日又与邮政总局签订了我国第一份航空邮运合同，中国的航空邮务开始。
1920年以前，在中国只有北京政府才有飞机，直皖战争结束后，地方军阀开始瓜分北京政府的飞机。当时的胜利者奉系军阀张作霖从北京南苑机场抢得大维梅双翼客机、小维梅侦察教练机各4架，会同一批航空器材运回东北。其后以这批战利品为基础，于1920年7月成立东北三省航空处，由其参谋长乔赓云出任航空处长，同时在东塔附近划地建造飞机场，10月16日机场完工。为了壮大东北航空力量，张作霖在这一年还向英法等国订购了20架飞机，并派张作相、张学良等赴日本考察航空。
张学良从日本归国之后，便极力鼓动张作霖扩充航空处，这得到张作霖的认可。1922年9月张学良创办东三省航空学校。1923年9月张作霖任命张学良为东三省航空处总办东三省航空学校校长。
东三省航空处成立后，准备开辟奉天至北京的航线，并且委托顺天时报馆为其印刷一组印有“京奉空中邮运开航纪念邮票”，由于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关系，这一计划落空，邮票也未能发行。直奉战争结束，东三省航空处开始筹设奉天——牛庄（营口）以及奉天——长春——哈尔滨两条邮运航班。
1924年3月，奉天至牛庄（营口）通航，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试飞，同时决定调出5架飞机用于民航从事邮运，这是沈阳地区中华邮政首次出现的航空邮路。1924年5月6日，奉天至牛庄间航班首次试航，空运邮件也同时办理。试航期间，航空信的资费为15分，不收包裹。当时的邮运合同规定除沈阳、营口两地外，其他邮局一概不收转航空邮件。最初计划每周的星期二、星期五上午8时由沈阳起飞，当天的下午4时由营口返航。试航一个月，成绩良好，于是决定从6月1日起到7月3日止再试航一个月。后来由于班期不定，邮件不多而停办。
沈阳至营口开办航空邮务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它在中国早期航空邮政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也为沈阳航空邮务填写重重一笔。
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
1924年9月17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同年11月3日，战争结束。这次战争，是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退回关外，在“自治”幌子下，经过两年多整军经武、扩充实力、组织反直“三角同盟”、分化直系军阀势力等一系列措施之后，为报复直军“一箭之仇”而发动的。
在1922年4月29日爆发的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军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被直军打得丢盔卸甲。当年5月10日，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屈从曹锟、吴佩孚压力，免去张作霖本兼多职，并任命吴俊升为奉天督军、袁金铠为省长，任命冯德麟为黑龙江督军、史纪常为省长，借此离间张作霖旧部，逼张下野。但奉军虽败，元气并未大伤；何况张作霖久踞东北，其地位非北京政府一纸命令所能动摇的。北京政府的企图，未能得逞。5月12日，张作霖在滦州宣布“东北独立”。5月30日。张作霖回到奉天，立即召开东北三省各界代表会议，商议施政大计。6月20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推举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司令”，孙烈臣、吴俊升为副司令，正式宣布脱离北京政府，实行东三省“联省自治”，保境安民。实际上所谓“东北自治”只是一个幌子，目的在手整军备战，以求东山再起。
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惨败后，深感自己处境险恶，曾有“形势如锅底、江山似蜡头”（张作霖诗句）的感伤。他回顾失败的原因，非实力不足，亦非兵器不精，乃指挥失当、部下哗变所致，更重要的是官兵素质太差。为此，他决心整军经武。1922年7月24日，他在奉天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后改为“陆军整训处”），派孙烈臣为统监，张作相、姜登选为副监，张学良为参谋长，负责整编队伍、训练将校。在整编中，刻意重用新人、淘汰老弱，把奉军编为3个师、27个旅、5个骑兵旅。派张学良、吴俊升、李景林为师长，阚朝玺、郭松龄、张宗昌等27人为旅长，穆春等5人为骑兵旅长。同时，扩充“陆军讲武堂”，张作霖自兼堂长，张学良兼监督，由陆军大学毕业的萧其煊、郭松龄等为教育长和教官，培训各级军官。以考试办法选拔军官，校级以上军官统统改由军校出身的人充任。在大力整顿陆军的同时，注意发展海军和空军，成立了东北航警处，重建了东北航空处，分别任命沈鸿烈为处长、张学良为督办；并设立航警学校、航空学校等，训练海、空军骨干。经过努力，使奉军拥有大小舰艇21艘（约32200多吨，占当时全国军舰吨位的76.7％），居全国海军之冠；拥有各式飞机近300架，在全国各派军阀中，占绝对优势。为适应战争需要，张作霖又大力扩建原有的兵工厂，任总参谋长杨宇霆兼任东三省--督办、制炮专家韩麟春（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为厂长。从1922年夏到1924年，先后成立了枪、炮、枪弹、炮弹、硫酸、炼铁等厂，员工超过6000人，其规模之宏大、设备之完善，堪称全国第一，连日本人也为之侧目。张作霖还从日本购人大量军械，武装部队。与此同时，张作霖还大力充实东北经济实力，重用“理财能手”王永江整顿税务、清理田赋、经营矿山、大办企业、修筑铁路、垦荒移民等，使财政收入成倍增长。此间，张作霖又创办了东北最高学府——东北大学，以培养高级人才。对外，张作霖为壮大自己声势，孤立打击直系军阀，不但积极联合段祺瑞、孙中山，结成奉、皖、粤的反直“三角同盟”，还先后通过傅兴沛、郭瀛洲等与对直系军阀不满的直系将领冯玉祥联络，付与巨资（200万日元），策动其反直。
张作霖在各方面准备充分后，决心再度入关，角逐中原。
1924年9月3日，英美和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支持的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日本和奉系军阀（张作霖）支持的浙江督军卢永祥（皖系），为争夺上海地盘，爆发了江浙战争；卢永祥战败，经日本逃到奉天。张作霖即借此事向直系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