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烟草公司就是陈光甫拉到的一个大客户，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负责该公司各地经销商的货款交接事宜。根据英美烟草公司的要求，各地经销商填写好一式三份的交款单后，直接与货款一并送到就近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分行。银行将交款单留一联保存在该客户的账户内，一联送到上海总行，另一联供经销商提货使用。银行每隔一段时间即将货款直接划入英美烟草公司在上海总行的账户内，如此一来，该公司不用在各地开设分公司即可照常运作，非常便捷。为了增加客户忠诚度，陈光甫还要求各地分行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优先放贷给这些经销商，这种“利益捆绑”的方式使他们成为银行的长期忠实客户。
随着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网点的布建，汇兑也成为一项重要的日常业务。与当时其他同行相比，陈光甫在汇兑业务上不断推出新的服务种类，从票汇、信汇、电汇到电话汇款、小额家用汇款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服务不但灵活方便，而且还有多种优惠方式，如小额的家用汇款，一般不收取手续费，即免费帮助汇兑，这对百姓来说就很有吸引力了。为了汇款方便，他们往往会直接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开立账户，需要向家里汇款时，就通知银行直接划款。陈光甫的这些服务看似在赔本赚吆喝，其实不然，这些汇兑款额每一笔看似都不大，但聚沙成塔，所有分理处的这类业务集中起来，相当于每天收到一大笔不用给付利息的短期存款，可供银行周转之用，而且以这些业务积攒人气，带来的潜在收益难以估量。在陈光甫等人的努力下，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国内回款总额已经是业内第一了。
除了国内汇兑业务外，陈光甫还早早地将目光投向了海外各国，希望能把银行的业务开展到国外。为此他积极联系国外的同学好友，寻找合作银行。早在1918年，陈光甫就力排众议，坚持在银行内设立了外汇部，并聘请了外国专家作为这项业务的顾问。但是，限于当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实力和影响，外汇部设立的最初一年时间里，业务开展得并不理想。在银行刚成立时，陈光甫想在汇丰银行开个账户，以方便业务往来，居然都被刁难，后来办好了账户后，每次去汇丰办事，都要从人家的偏门进去，每每受到白眼，连银行的副买办都不愿意见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国内与洋人的大银行打交道的时候尚且受到如此的对待，就不难理解他们在海外各地发展业务时遭遇的困境了。
苍天不负有心人，在陈光甫的不懈努力和其海外同学好友的帮助下，1919年终于在日本、新加坡、美国、英国、法国、荷兰等6国的通商口岸寻找到了合作伙伴，并和当地的银行达成协议，由它们代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业务，而它们在中国的业务，则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代理，通过合作达到双赢的效果。至此，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为第一家挤入外汇市场的民营银行。
扶助工商，救济农村
一家成熟的银行，不但要有吸收存款的能力，还要有向外放款的魄力。陈光甫作为一流的银行家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他在创业之初，就表达了要扶助民族工商业的意愿，对申新、永利、大生和福新集团的面粉业、纺织业、化工业、水泥公司等实业都慷慨放款。
据统计，“当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国内工厂的押放款通计2300多万元，占全行押放款总数的34％以上；1934年，放贷给国内各工厂的资金总额更达到3400万元，占全行放款总数的41％。其中向在民族工业中具有相当重要地位的纱厂放款达1900万元，占工业放款总数的57％”【薛念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研究（1915—1937）［D］.上海：复旦大学，2003.】。整个20世纪30年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商业放款数额一直占据全部放款数额的1/3左右，远远超过当时任何一家商业银行。
陈光甫不仅在放款方面大力向民族工商业倾斜，而且也极力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荣德生、荣宗敬两兄弟是荣毅仁家族的第一批创业者，他们凭借着超人的胆识和坚韧的精神为他们的面粉厂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当时，棉纱是最热门的行业之一，有点像今天的高科技。荣氏兄弟腾出手来，开始向棉纱行业进军。他们拿出30万银元在上海创办了申新纺织无限公司，建立申新纺织第一厂（简称申新一厂）。由于经验丰富，人脉广泛，经过了16年的发展，荣氏兄弟将申新纺纱公司从申新一厂扩展到了申新九厂。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由于面粉和纺纱业都受到了外国大量倾销品的挤压，荣氏兄弟的生意逐渐陷入困境。为了使紧张的局势得到缓解，一向胆大的荣氏兄弟就以申新七厂作为抵押向汇丰银行等几个银行贷出了大笔款项。没想到，这笔贷款并没有使公司完全摆脱当时的危机情况。然而，还款日期一到，以汇丰银行为首的那几家银行就全力逼迫荣氏兄弟还款。见荣氏兄弟无力还贷，汇丰银行就打算将他们抵押的申新七厂以廉价拍卖出去，以抵押贷款。当时申新七厂总资产价值大约500万元，而汇丰银行为了尽快收回贷款，拟以250万元拍卖给日商。这一举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愤慨。陈光甫得到消息后，四处找人，多方托关系，联合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组织银团放款给申新七厂还贷，终于，在各方的努力下，申新七厂没有遭到贱卖，又回到了荣氏兄弟手中。之后，陈光甫还帮助荣氏兄弟经营该厂，使他们的生意越做越红火。
1933年，著名化工实业家范旭东创建硫酸厂的时候，陈光甫也尽其力帮助。20世纪20年代初，范旭东创建了亚洲第一家纯碱工厂——永利碱厂，在突破一系列技术难题，工厂走向正轨之后，他决定发展硫酸产业。创办硫酸厂需要巨额资金，当时永利碱厂虽已正常运营，但利润还远远不足以支持硫酸厂的创建，为此，范旭东只好寻找外援，拉拢资金。他向盐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金城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各大银行寻求帮助，极力争取他们的支持。
陈光甫与范旭东没有过多交情，但十分敬重范旭东的为人，加之时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副总经理的邹秉文大力支持农业建设，深知化学肥料对农业的促进作用，便十分赞成范旭东办化工厂，并积极为其多方奔走，最后经过不懈努力，资金问题得以解决：由永利碱厂自行筹资300万元，再由中国银行、金城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各大银行组成的银团出资550万元承购永利发行的公司债券。
据记载，1934年，一向放款谨慎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那一年共投资了70多家企业，其中只有永利一家达到了90多万元，投资额在5万元至20万元之间的企业不足10家，其他的都不超过5万元。
像上述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不过陈光甫放款并不是盲目信任朋友，而是在充分调查之后才放款，放款之后也很重视跟踪调查。
民国时期的时局不稳，经济起伏大，商业放款也存在着很多风险，陈光甫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对于商业放款一向要求严格。在他的指导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形成了自己的放款特色——抵押放款为主，信用放款为辅。
放款和存款的利润差异是银行收入的主要来源。对于银行来说，存款相对来说没有风险，要做的只是尽量提高利率等优惠政策，以吸收大量闲散资金；而放款就没有这么简单了，这里存在着一个放出的贷款能否收回的问题。收不回的贷款称为坏账、呆账，它会导致银行亏损，甚至破产。所以，放款的策略是银行兴衰的关键。
当时，放款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人们普遍接受的信用放款，一种是遭人排挤的抵押放款。信用放款，是以人的信用作为抵押，风险较大。虽然存在很多不合理因素，但因为许多钱庄都采取这种形式，所以逐渐沿袭下来成为银行主要的放款形式。而抵押放款，顾名思义是靠抵押企业的固定资产来获取款项，这是一种对物的信任。当贷款企业无力偿还自己的款项时，银行可以通过变卖抵押物来周转资金、维持经营，所以抵押放款的风险较小。民国时期，大部分银行家都因循守旧，他们把抵押放款看做是一种耻辱，认为抵押放款表现不出银行家大度的风范，表现出的是对于放款商家的不信任。因此，他们非常推崇信用放款，所以一时间，信用放款成为内地金融行业的主流选择。
而陈光甫不受行业内这种言论的影响，他认为信用放款只是基于对放款人的信任，衡量放款人是否值得信任，一般是以他的固定资产、家庭背景以及对他的熟悉程度作为判断依据的。而陈光甫认为这些依据都不可靠，“东家资产虽多，并不足恃，盖有10万元资产者，彼可以其资产为号召，负债或已达20万元”。
事实证明陈光甫的想法是正确的。奚东曙是当时北京政府内阁总理段祺瑞的女婿，他凭借着与段祺瑞的关系，受到许多想要得到政策上支持的商人的巴结，这些商人经常给奚东曙送礼，并称赞他有着超乎常人的商业才能。奚东曙经不住夸，以为自己真的是一位经商天才，于是也开始组建自己的公司。公司刚刚起步，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奚东曙没经过详细的思考便决定贷款。由于奚东曙和段祺瑞的关系，奚东曙的公司一上市，便得到商业界的极大关注。听说奚东曙想贷款，很多银行都纷纷主动送钱过去，而且数额巨大。而陈光甫对奚东曙作了一番调查之后，知道他为人作风不正，总爱干投机倒把的勾当，所以要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贷款给他时一定要谨慎，而且数量越少越好。其他几家银行的经理都觉得陈光甫傻，到眼前的机会都不抓，陈光甫知道后也只是微微一笑。果然没多久，奚东曙的公司就因为经营不慎而倒闭了，奚东曙本人也因无力偿还巨额债务而躲了起来。这时，曾给过他巨额贷款的银行都损失惨重，但又因为段祺瑞的关系而不敢上告，可谓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却因为陈光甫的英明决策损失甚少。
在放款政策上，陈光甫首先极力提倡抵押放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直遵照他的指示进行。无论企业的大小、权势如何，只要经过调查认为企业有能力还贷，就可以同意给予他们抵押放款。例如，面粉厂只要把小麦、面粉等原材料或机器、房屋等固定资产作为抵押，便可以申请到贷款。
其次，以短期放款为主，一般不超过3个月。其实抵押放款不是完全没有风险，随着市场行情的变化，抵押物品的价值也会发生改变，这也有可能给银行带来损失。因此，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自开业以来就主要从事短期放款业务，这种放款方式由于时间短，企业和市场的变化都不大，从而风险更小。陈光甫把期限定为3个月，是因为时间太长，变数太大，风险也太大；而时间太短，企业就很难有所作为，也不能很好地还上贷款。
再次，重视放款前期的调查。陈光甫坚信市场调查的力量，他有着现代人企业营销的理念，十分注重调查的准确性。他还成立了市场调查部，为每一笔放款都做出了精打细算。调查部不仅要调查、分析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还要研究市场的变化、汇率的涨落以及日用品和食品的产销情况等等。陈光甫不仅是思维缜密的理论家，还是亲力亲为的实践家，他曾多次亲自参与到调查之中。在他的日记中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
“晨观察拟购以建筑分行之房地后，赴信丰面粉厂办公室访朱幼岑君。座谈片刻，宝兴面粉厂主杨树诚君来晤。杨君幼贫失学，作矿工，以坚苦卓绝，得出人头地，于矿业上极有经验，近年创办面粉厂，其计划气魄，咸有过人之处。观于杨君之造就，可见中国社会，不论何人，苟能艰苦努力，必能占一相当之地位。
与朱、杨等晤谈后，偕至信丰面粉厂参观。信丰机器颇旧，而管理精密，近岁适遇良机，颇有盈余。旋往前购之堆栈地址观察，再往宝兴厂参观，机皆德国制品，生产能力四倍于信丰，聘有德人Reiter为技师，正在计划徐州新厂。午膳于宝兴厂，午后观公记堆栈后，即回分行，坐片刻，回宿所。临淮关陈子衡君、正阳关余禹门君于是晚来访。”【上海档案馆.陈光甫日记［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这段话记录了陈光甫亲自去考察贷款者时的情景，突出地说明了他对于市场调查的重视程度。
除此之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有着一系列放款的规范措施。例如，成立放款委员会。这就是说，是否放款要经过委员会成员们的集体协商才能决定，只有一半及以上成员都同意放款，才可以采取行动。这就避免了单个人作出决定的盲目性和思维误区，使放款的风险降到最低。再如，在放款的过程中，他们坚决按照章程办事，绝不会因为某位股东的一己私利而为其放款。
不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从开业起就一直秉承“服务社会”的原则，放款的对象不局限于实力雄厚的工商业，对农业和中小企业也都一视同仁。按照中国 “士农工商”的传统观念排排座，农民的社会地位并不低。可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农村生活非常贫穷。天灾、战乱再加上农村没有像样的金融机构，导致农民们“丰产不丰收，丰收无温饱”。
旧中国的农民确实是在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下艰难生存。南京政府成立之后，天下也没有太平，蒋、桂、冯、阎四派军阀相争，战乱殃及大半个中国，致使农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保证；政权更迭频繁，农民遇到自然灾害时不但得不到国家的救济，各种苛捐杂税反倒层出不穷，说农村经济濒于崩溃绝不是危言耸听。好不容易等蒋介石巩固了自己独裁统治，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又席卷中国，西方大量的过剩农产品倾销到中国，造成了中国农村出现谷贱伤农的局面。
如果说这些都算是人祸的话，在那个年代，天灾也频频降临在中国大地上。从1928年起，水灾、旱灾、风灾、冰雹、虫害等天灾不断，侵袭的范围非常大，背后又没有强大的、职能完善的政府支撑，农民只能眼睁睁地变成难民、灾民。民不聊生，心眼活的人就想往外走，看看外面的世界能不能活人。数不清的农民离开家园导致土地荒芜，农业生产萎缩。这样的恶性循环使得民生凋敝，农村经济一年不如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