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存款服务震动上海滩
上海地处繁华富庶的江南，又是长江的入海口，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古代就是“江海之通津，东南之会都”。鸦片战争之后，上海更是外国首选的通商口岸，近代工业、金融业高速发展，使它成为当时全亚洲最为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十里洋场”、“东方巴黎”、“冒险家的乐园”等，都是对这座城市的别称，可以说上海百年就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缩影”。
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百年前的中国战乱不断，军阀当道，在政府几次几乎瘫痪的大背景下，上海却因为拥有众多的租界而独享太平，甚至在日军全面侵华之前，称得上“高度繁荣”。伴随着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政治中心的南移让上海再一次成为全国的商业和金融中心。
在钱庄掌控金融市场的时代，上海钱庄的申票满天飞，不仅在江浙一带吃得开，就连北方的天津和西南的重庆，申汇市场都一样活跃。毫不夸张地说，那时的申票就像后来的美元一样，在国内各大商埠之间大行其道。
近代各家银行的总行也大都开在上海，当然像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这样的官办银行除外，但是这两家银行在上海的分行的实力却丝毫不逊于总行。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的10年间，原本总行不在上海的各大、中银行不约而同地做了将总行迁移到上海的同一个动作。比较有名的像“北四行”中的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至于中南银行则是一开始就直接将总行设在了上海。
自19世纪50年代开始，上海逐渐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到1915年时，得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发展起来的民族工商业和金融业的实力急剧膨胀，已经成为能够影响政局的重要因素之一。
“商人集商市兴，财富集则金融裕”，这一年前后，上海聚集了永丰、福康、顺康等大钱庄，花旗、汇丰、麦加利、三井、三菱、道胜、华比等外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新华储蓄银行、四明银行等商业银行以及交通银行、中国银行等官办银行，可谓是中外公私银行汇聚一堂。各大银行的兴盛使中国金融业逐渐摆脱了对钱庄的依赖，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辛亥革命之前，中国仅有15家华商银行，大都是官办或者官商合办的，很少有私人银行。1912年之后，8年时间里全国的银行增至130多家，大都是私营银行。尤其是“一战”结束到1920年3年间就开了60多家，资本投入高达8700多万元，扩张速度超过了民族工商业。
私人银行的大量增加，一部分是因为工商业的发展加剧了资金融通的需要，但更主要的是随着辛亥革命的到来，票号业基本消失，钱庄业也一度紧缩，给私人银行提供了生存空间；再有就是外商银行因一战的原因停业、歇业的不在少数，北京政府又大量举借外债，需要依靠本国银行为它发行公债。这种对外借款利息高、还款不能拖欠，发行时还有很大折扣的私人银行，成为北京政府官员和有实力的军阀争相投资的行业。著名的私人银行“北四行”就诞生于此时。
银行业快速发展，催生了银行业的行业组织。1915年，中国、交通、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商业、中孚、盐业等7家银行共同发起组织了上海银行公会，会馆落成时，参加银行达到了13家，其后还在不断增加。两年后，北京银行公会出现，共计19家银行参加。到1920年，天津、汉口、杭州、南京、济南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也都相继成立了银行公会。这些行业组织成为各地方商会中最活跃的力量，还在北京和上海发行了《银行周报》、《银行月刊》等掌握舆论的刊物。
与实力雄厚的外国银行和根深蒂固的本国钱庄相比，近代银行的实力还是弱了一些，但是若论发展前途，还是要看本国的近代商业银行。用“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来形容此时的华商银行再合适不过了。
其实，外商银行能在中国立足，与外国的资金实力有关系，更重要的是中国没有与之抗衡的实力。20世纪初，中国背负着太多的外债和不平等条约定下的赔款，政府的关税、盐税都要交由他们打理，尤其是汇丰银行既经手关税，又经理中国政府外债、铁路借款，还能发行钞票，在中国的银行界长期占据龙头老大的地位。当时中国有余钱存进银行的都是什么人呢？不外乎清朝遗老、官僚、军阀等，对于他们来说，这些钱财来自中国的百姓，万一哪一天政策变了，存入中国银行被没收了呢？所以就下意识地把钱存到了外国银行。普通市民也觉得中国烽烟四起，战乱经年不断，还是外国银行处在战乱之外，放到他们那里保险一些，只要本金安全，也就顾不上利息不利息了。所以，当年的外国银行吸收大量存款却不用付利息或只付出极少的利息，不执中国金融界牛耳才怪！
反观中国的银行，数量上寥寥可数，很难让人相信其实力。最早有盛宣怀主持设立的中国通商银行，招股之初就加入了外国银行公会，聘请外国人做经理，以至于户部宣称“中国向无银行……拟先由户部设立，筹设资本，采择各国银行章程，斟酌损益，以为财币流转总汇之所”【陈立新.户部银行成立时间考辨［J］.中国钱币，1986（1）】。新旧交替，有盛也有衰。特殊的政治人文环境也使得上海成为全国乃至整个亚洲经济竞争最为残酷的战场之一，每天都有一些钱庄、银行分行因经营不善等原因而倒闭，黯然离开这个经济之都的大舞台。当然，在上海本地的报纸上，时人也经常能看到新的金融机构成立的消息。在1915年6月3日的《申报》“本埠新闻”一栏里，就有这样一则豆腐块大小的新闻，报道了一家新银行的开业。它的新闻稿是这样写的：
“昨日午后为本埠宁波路九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正式开幕之期，各界领袖前往参与盛典者，络绎不绝，由董事长庄得之先生、总经理陈光甫先生一一延入接待室，款以茶点。三时行开幕礼，首由陈光甫先生起立演说，略谓：‘一国工商业之发展，全恃金融机关为之枢纽，我国百业凋敝，其故于金融机关之阻滞不灵，此次欧战已得极好之教训，凡一国国民，苟无远视大志，即无可以立足之地，我国实业今在幼稚时代，欲培植之启发之，必先当有完善之金融机关。本行宗旨，注意储蓄，盖欲扶翼中、交两行而为其辅助机关，既承惠临，乞赐教言，以匡不逮’云云。继由上海商会会长周金笺、中国银行行长宋汉章相继演说，宾主尽欢而散。”【申报.1915-6-3】
类似这样的经济新闻在大上海的媒体报道中非常之多，人们看报纸时大多一扫而过：一家银行开业而已，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但令很多读者想不到的是，就是这样普通的新闻，还是经过《申报》记者“修饰”的。原来这家名称不小的银行，其实力在上海强者林立的金融界，小得实在让人不好意思提及，其资本总额为区区10万元，但到账的仅有七八万元，连许多小型钱庄的实力都比它大多了。这么一点儿钱别说开银行，做点儿稍大的生意恐怕都不够。也正因此，银行开业时，庄得之、陈光甫并没有广发邀请函以扩大影响力，而前来贺喜的大都是各股东的朋友。
虽然这样低调，但这家极具“个性”的银行在不久之后还是在上海滩出名了。事情是这样的，银行刚一开业，就首先推出了“一元开户”的服务项目，同行们在蔑视这个“小字辈”的同时，也被它这个大胆的举措激怒了：你规模小就算了，但一元就能开户，也太掉咱们“银行”的身价了，让我们以后怎么办？
没过几天，就有“不忿”的同行派人前去刁难了。这天上午，有一年轻男子进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大门，来到柜台前，拿出了100元，要求开100个账户，这顿时吸引了大厅所有客户的目光。但是，接待这位不速之客的柜员没有什么不满的表示，依然笑容满面地为这个人办理业务，一个多小时后，100个账户的手续全部办好，这人大为感动，带着一堆存款凭据赫然离开了大厅。目睹整个经过的客户们，对银行职员的敬业与服务大为钦佩，他们也成为这家银行最早的一批忠实客户。
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这件事很快传遍了整个上海，这家小银行的知名度骤然上升，一时间客户量大为增加，恶意作弄反倒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做了一次活广告，这是同行们意想不到的。令他们日后更加意外的是，正是这家小小的银行，在短短16年中，资本增加了50余倍，业绩名列全国同业之首，并成为大名鼎鼎的“南三行”之一。在总经理陈光甫的精心打理下，这家银行在局势动荡的中华大地上始终能找到生存的土壤，并延续至今，铸造了中国私人银行的百年传奇故事。
百年前的现代银行服务登陆中国
当陈光甫和好友张嘉璈、李铭谈及自己打算开办银行的想法时，得到了他们二人的极力赞同。“谈笑有鸿儒”，这两人的背景也不简单。张嘉璈是早年留日学生，攻读的是货币银行专业，时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李铭和张嘉璈是留日同学，时任浙江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在征求亲朋好友的意见后，他们三人均得到了不少支持，也听到了一些很中肯的提醒：他们本就是金融圈的青年才俊，皆有一番成就，创业办银行是好事，但是这不同于其他生意，办银行需要雄厚的资本作为后盾，才能在竞争激烈的上海站住脚，他们有这么多钱吗？
这三人虽然都才华横溢，但可用的家财并不多，尤其是陈光甫，可以说是身无余财，这可怎么办呢？“一文钱难倒英雄汉”，却难不倒陈光甫这个商业奇才，在仔细考察了上海乃至全国的金融业后，他提出了一个令人称奇的商业创意：避开竞争激烈的传统银行服务领域，另辟蹊径，找准市场空白点，创办一家为老百姓日常生活服务的小银行，初期定位即是作为中国银行等大银行的辅助角色。
而这个市场领域也不完全是一片空白，尚有许多大小钱庄存在。面对这些已有的竞争对象，陈光甫是如何看的呢？在他眼里，这些钱庄已经是日暮穷途，走下坡路了，与陈光甫即将创办的现代银行相比，它们的竞争优势并不明显，为此，他还专门向亲友讲解了他对钱庄的看法。
钱庄在我国金融史上曾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作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私人信用机构，最初经营的只是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而后其业务也逐渐拓宽。非要追本溯源的话，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零星的兑换货币的业务，后经秦汉、唐宋的发展，到明末清初，已经有了比较专业的金融组织，不但进行银钱兑换，还有存放款、提供汇票、发行钱票等功能，和现代银行的一些基础业务比较类似。从某种意义上说，钱庄也算是中国近代银行的前身了。
谈到钱庄的萌芽，最初还真不是以职业金融机构起家的，而是和米店、布店、煤炭店等日用百货店“混搭”着来的。久而久之，作为副业的金融服务业务一天比一天繁荣，在不投入大量精力便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的情况下，民间逐渐出现了专业钱庄。钱庄还有另一个称呼——“银号”，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南方和北方的叫法习惯不同。
说到近代钱庄，不能不提及上海。在民国时期，上海就已经是全国的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了，各行各业之间的频繁交易，以及汇划、换算、洋厘、银拆、申票等服务的出现和发展共同催生了大量的钱庄和银行在这里安家落户。上海的钱庄多掌握在江浙财阀手里，在全国金融业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上海的钱庄经营业务各不相同，与各家银行各有业务侧重点的道理一样，钱庄也根据业务性质和信用能力的不同，分为汇划钱庄（即大钱庄）和一般钱庄（即小钱庄）。顾名思义，大钱庄势力大，除了办理存款贷款业务之外，还能发行庄票、银钱票，能够左右市场的动向。而一般钱庄又分为元、亨、利、贞四个等级，按照排列顺序，它们的业务范围逐层缩小。仅仅从事最普通兑换业务的机构，称为“钱店”。
在19世纪末，“上海金融界的势力以外商银行为第一，钱庄次之，本国银行屈居第三”。土生土长的钱庄能在旧上海立足，与外商银行、本土银行一起竞争，靠的是他们在上海扎根早，熟悉地方行情，人脉资源丰富，机构精简，分工明确。众所周知，金融业最重要的是信誉，当时钱庄正是凭借其良好的信誉，开出的庄票被客户誉为“金蝴蝶”，意为可以满世界飞，拿到哪里都管用。钱庄合伙的股东都是资本雄厚、信誉卓著之人，互相之间都有连带责任，有的钱庄之间互为联号，是“信用同盟”的关系，类似于今天的“银联”，所以庄票一度比银行支票还要吃香。
在近代中国，银行和钱庄并存多年，近代银行最早出现在清末，初期有着明显的“钱庄化”痕迹，而作为历史悠久的传统钱庄，在后期又呈现出明显的“银行化”特色。
关于钱庄和银行的界限问题，这里还有两个真实的故事。其一是上海的豫源钱庄一开始因为规模较小、发展缓慢，经理秦润卿在征得东家同意之后，赶了一次时髦，将钱庄改组为豫源商业储蓄银行。可是没想到银行的营业额还没有经营钱庄时富裕，没出3个月就因亏损而关门大吉。后来又改回钱庄，仍然是秦润卿做经理，经过上次失败后，秦经理悉心经营，反倒获得了良好的业绩。第二个故事是清末长沙出现了两次官办的大钱庄，后因业务范围不断扩大，超出了钱庄的经营范围，发展到3个分局、6个子局，按银行业界的称呼来说，就是在总行的基础之上，又开设了3家分行、6家支行，最后改名为“湖南银行”继续营业。
钱庄在清末民初经历了回光返照似的闪耀之后，陷入了不可避免的衰败。至于衰败的原因，既有外部的冲击，又有自身的弊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