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出生在江苏淮安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家庭。他的父亲曾中举人，在家乡开馆收徒，日子很是清贫。他自幼随父读书，后考取官费留学，在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学校深造过。辛亥革命后，周作民走上仕途，回国担任了财政部库藏司的一个小科长。
金城银行倾注了周作民一生的心血，他自银行创办之日起就担任总经理，坚持了32年，历经北洋军阀、国民政府、汪伪政府三个特殊的统治时期。凭借着长袖善舞的交际手段，周作民让金城银行不断地发展壮大。
北洋政府期间，金城银行大量购买政府公债、国库券，为自身谋取了巨额利润的同时，也表示了对政府财政困难的支持，赢得了北洋政府的好感。
国民党上台之后，周作民又积极向国民政府靠拢，不但把银行的总部转移到上海，还先后出任了国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等要职。
金城银行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诞生，能够清醒地认识到“银行与工商业本有绝大关系，工商业发达，银行斯可发达，故银行对于工商业之投资，自系天职”，所以在银行放款方面多侧重于对工矿企业的资助。像纺织业、化工业、面粉业和煤矿成为金城银行重点关注的对象，受到华北地区社会各界的赞誉，尤其是对永利制碱公司的资助成为我国金融史上一段美谈。
永利制碱公司是范旭东一手创办的，是当时国内唯一的大规模制碱公司。由于当时洋碱垄断中国市场，所以永利制碱公司能否制出好碱面已经不是单纯的技术活儿，而是上升到了为国家争面子的高度。洋碱公司想方设法要把永利公司制碱扼杀在萌芽中，但是金城银行却敢于在成败尚未可知的状态下帮助永利公司，允许其透支大量现款开发研究。永利试制纯碱历经了八九年，期间资金严重短缺，债台高筑，前途未卜，谁都不敢把钱贷给他们。但是周作民力排众议，说范旭东的人品可以信赖，毅然支持这项民族工业，显示了一个民营银行家的超人胆识。最后范旭东不负众望，永利纯碱逐步占领了国内市场，为此周作民很是得意自己当初的“有胆识、有气魄”。
因为有留洋日本的经历，1935年全面抗日爆发之前，周作民还被国民党内的亲日派推举为中日贸易协会的副会长。1942年，日本提出要和周作民合作，周作民誓死都不答应，他不想在抗战期间戴一顶“汉奸”的帽子。1949年，他和很多银行家一起到了香港。但是在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周作民是一大批避难香港的银行家中第一个回归大陆的。金城银行在20世纪50年代接受了天津金融业的公私合营，80年代又接受了中国银行的投资，成为中国银行的全资附属企业。
在盐业银行，吴鼎昌的上任正赶上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因停兑事件而信誉受损的时期，官办银行的失利无疑给商办银行提供了发展的良机，北洋政府的各个机关单位都把钱存到了商业银行。此时的盐业银行，本来就有过官办的背景，再加上吴鼎昌善于经营运作，特别是大量购买善后借款公债、中法五厘美金公债、中比六厘美金公债、沪宁铁路英镑公债、克利甫斯以盐税担保的英镑公债等，使得盐业银行获取了暴利，资金实力雄厚，所以在北洋政府时期，它一直和浙江兴业银行轮流坐私营银行的头把交椅。
天津盐业银行凭借水陆通达的地理优势、盐业为主的经济便利，以抵押、收购的方式掌控了大批实业，触角伸到了国外，简直就是当时商业银行的执牛耳者。盐业银行花费120万巨资建成的办公大楼彰显了盐业银行曾经的辉煌。这座大楼吸纳了中西方建筑的精华，成为天津唯一载入西方《建筑史》的近代建筑实例，属于世界级的建筑精品。
盐业银行还有一项“闷声发大财”的特殊业务，就是利用在京津的区位优势，结交了大量晚清的遗老遗少，这些人都有很多珍贵的文物，甚至末代皇帝溥仪大婚的资金也是在盐业银行办理文物押款筹集的。押款的古物中不仅有大量的精美瓷器、玉器、金册页、金塔，还有一套号称国宝的金编钟。这些宝贝说是用以抵押贷款，但因原来的主人都没有能力赎回去，他们只能眼看着盐业银行将其拍卖，大发其财。
然而，作为民国著名的银行家，吴鼎昌的眼光是很长远的，他并不满足于盐业银行眼下取得的一点成绩。他曾特意请假半年去欧洲考察，为的就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经营管理手段。他认为当时中国的金融界各自为谋、互不干涉，导致无论哪一家私人银行都称不上真正的强大，因此能联合起来共同发展才是出路。凭借盐业银行的实力和吴鼎昌在业界的号召力，金城银行和中南银行同意了“三行联营”，后来大陆银行总经理也主动申请参加联盟，就有了著名的“四行联合营业事务所”，简称“四行”，也即“北四行”。大家共推吴鼎昌为主任，协调一切业务。
后来，因为银行办得红火，吴鼎昌还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1935年，他被蒋介石任命为南京政府实业部部长，后因“奉旨”调查上海“纱交风潮”牵扯出了孔祥熙、宋霭龄，惹怒了蒋介石，事后被免去实业部部长的职务，发配到偏远的贵州做了7年省长。在这7年间，吴鼎昌继续发展经济实业。可是不知怎的，后来他又得罪了蒋介石，最后连省长的官也丢了。新中国成立前夕，吴鼎昌去了香港，不久就发现身患癌症，最后在香港病逝。
在“北四行”中，大陆银行既有政府背景，又不缺专业人才，各地分行也一个个开展起来。上海分行别出心裁，偷师陈光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把学校储蓄当做重点工作来抓，分别在大学、中学设立服务网点，以办理奖学金、开办子女教育储蓄金的方式招揽了很多储户。新中国成立后，大陆银行被公私合营，1952年关闭。
至于中南银行，其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开业不久，便争取到了钞票发行权。不过，“发行钞票”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能降低银行成本，方便筹措资金，另一方面也容易因控制不好发行量而引发挤兑风潮。所以，这件好事，中南银行没有独享，而是在召开董事会分析讨论后，决定联合金城、盐业、大陆银行成立“四行联营事务所”，联合发行中南银行钞票。这样一来，中南银行不仅规避了风险，还取得了稳步上升的业绩。
日军开始大举侵华后，中南银行没能逃脱厄运，在战争中蒙受了巨大损失，到战争结束也没有缓过劲来。新中国成立后，除中南银行上海总行被收归国有，中南银行的香港分行却保留了下来，直到2001年被并入香港中银集团。
不同于“南三行”的是，“北四行”形成了联营的运作机制，也就是上述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共同倡导成立的联营联盟，“南三行”则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
“北四行”形成之初，其实只有盐业、金城和中南三家银行在1921年达成了联营协议。后来，大陆银行总经理也意识到，在政局动荡、金融风潮频发的情势下，银行间建立起一个共同的联盟，密切合作，相互扶持，各家银行才能真正强大起来。于是，到了1922年，大陆银行也主动参与联营，原来的三行联营从此发展成为四行联营，即“北四行”。
在当时的社会，金城、盐业、大陆、中南四大银行的联营，无疑是一种强强联合的银行经营方式。四家银行签订联营协议后，随即成立了联合事务所，并创建了一个联合准备库。因为联合事务所本就是为发行钞票而成立，所以，联合事务所下辖的准备库，主要职责就是办理中南银行钞票的发行、准备金的存储及钞票兑现等事务。因四行已经联营，那么发行钞票之事就由这四家银行共同负责，这不仅大大降低了发行钞票要承担的风险，还壮大了四家银行的声势。自此以后，社会各界都认为“北四行”是稳妥可靠的商业银行，信誉度很高。到国民政府实行法币政策前夕，四行联合发行的钞票总额已仅次于中国银行，这为“北四行”其他业务的开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另外，联合准备库创建后不久，“北四行”又成立了一个特殊的金融组织，即“四行储蓄会”，以实行联合储蓄。这种联合储蓄与一般商业银行的储蓄有着明显不同，它是由四行担负保本保息之责的一种储蓄形式，存款人为普通会员，他们不仅能够在存款到期后取回本息，还能在年终时获得银行的分红。对于储金的运用，四行储蓄会有着严格的规定，即只允许用其开展国家或地方有确实基金担保的债票购入或抵押、各繁盛商埠的房地产押款、生金银及国外货币押款及以该会储蓄证为抵押的贷款等业务。在四行储蓄会成立后的许多年里，“北四行”的储蓄业务都处于蒸蒸日上的状态。
而除实现联合发行、联合储蓄外，“北四行”还进行了联合投资，更彻底地实现银行联营。联营初期，“北四行”曾对工商企业放款和投资，这一点倒是和“南三行”十分相像。不仅如此，“北四行”还注重在公债方面的投资，既购置国内公债，又买卖外国债券。由于“北四行”联营的发起人、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等人都与政界有着密切联系，更为后来的蒋介石国民政府所倚重，因此他们的消息十分灵通，对国民政府发行公债的政策、进程等可谓了如指掌，这就为“北四行”的公债投资提供了便利。此外，“北四行”还积极与外商银行建立业务合作关系，一同经营外汇、黄金等生意，从中谋取了巨额利润。有资料显示，到1933年年底，“北四行”共投资国内公债1500多万元，国外债券1800多万元，可见四家银行在债券投资方面的力度之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