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美国社会，特别是但不只是新英格兰，具有四个紧密相连的特点。这四个特点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时代，影响着大部分美国公民的价值观。它们分别是：人生目标不管多么模糊，归根到底都是建造人间天国（Kingdom of Heaven on Earth）的坚定信念；拥有机械天赋、喜欢亲力亲为的技师精神；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德观念；能够根据大大小小的目的协调各种财力、物力和人力的组织能力。所有这些特点都与殖民地的清教主义密切相关。17世纪30年代的清教徒大移民是一次组织工作杰作，现在仍然具有很多启迪意义（第二章会详细讨论这个事件）。
英国著名散文家兼法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先生（1561—1626），既提出了清教主义哲学思想，又预言了（至少是隐晦地预言了）后来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他就读过的剑桥大学（与比较保守的牛津大学不一样）是宗教异议的温床。作为虔诚的基督徒，他告诉我们：“粗浅地了解哲学，就会信奉无神主义；而深入地了解哲学，则会皈依宗教。”他还雄辩有力地论证过“技艺（mechanical arts）”的重要性。他说，技艺“以天性和经验为基础……在不断发展和成熟，因为它们是有生命的，从一开始的粗野，到便利，再到华丽，无时无刻不在进步”。他认为，有三样东西让一个国家变得伟大，它们就是“肥沃的土壤、忙碌的车间和便捷的运输”。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人类设计的工具，而第三样则特别强调运输技术。没有运输技术，清教徒大移民就不会成功。
培根特别赞扬了最近的三项“发明”（这三样东西其实都是从中国引入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
这三样东西彻底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格局；第一样用于文学，第二样用于战争，第三样用于航海；由此引发了无数变化；没有哪个帝国、哪个教派或者哪个星宿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超过这些技术发明。
股份公司在老英格兰和新英格兰后来的工业化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培根是发展股份公司的先驱，他是弗吉尼亚公司的七百个股东之一，该公司1607年在北美建立了第一个永久英国殖民地。和后来的很多资本家一样，他在这项投资上亏了钱。培根的生活观和工作观被清教徒带到了新英格兰，在那里扎下了更深的根，不仅塑造了经济，而且塑造了社会特有的性质和结构。1865年，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在小说《从地球到月球》中评论道：“就像意大利人是音乐家、德国人是形而上学者一样，新英格兰人是工程师——他们天生擅长这行。”凡尔纳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在书中甚至预言了人类登月。果然，1969年，人类首次登上地球最大的卫星月球。这是美国伟大技师文化的终极成就和最后成就。
建造人间天国这一愿望，体现在了约翰·温斯罗普的讲话中。他率领一批清教徒到达了新大陆，建立了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当选为首届总督。起航之前，他对追随者说，新英格兰会是“山巅之城（City on a Hill）”（出自《马太福音》）。他还说，马萨诸塞殖民地会是一个样板，新英格兰以后的殖民地都会仿它而建，届时人们会说是上帝要求殖民地“就像新英格兰那样建立”。（他表达这个意思的时候，殖民地还不叫殖民地，而是叫种植园。）1835年，法国作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说新英格兰文明是“矗立在山顶的灯塔，在温暖了邻近地区后，把光芒投射到远方的地平线”，渗透到整个联邦。19世纪50年代，这个愿望被世俗化，成为“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译者注：为政治人物惯用措词，表达美国凭借天命、对外扩张、散播民主自由的信念，包括一些笼统信条而非特定政策。）中的一条信念，引出了对美国小伙子的著名号召“去西部，和祖国一起成长”。据说，这个口号是《纽约论坛报》的创始人兼首位编辑贺拉斯·格里利提出的。它的原型，一直反映在某些相信基督会再次降临，甚至出现在美国的新教教派的信仰和习俗中。
笼统而论，它表现为一种对社会未来坚定不移的乐观精神——这种精神在当时世界各国中独一无二——并坚信难题之所以出现是为了得到解决。它最具代表性的代言人之一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史黛西·希夫说他“从未怀疑美国永远是朝阳”。（根据希夫的说法，富兰克林还精辟地用一句话定义了美国：“新大陆不看你是谁，只看真本事。”）本着大体相同的精神，托马斯·杰弗逊把约翰·洛克的“生命、自由、追求财富”巧妙地改成了“生命、自由、追求幸福”。最近，这个价值观有了一个很受欢迎的代言人——卡通人物超人，他相信“真理、正义、美国方式”。超人尽管出生于氪星，但在美国小镇（Smallville）长大，因此有着双重身份，既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又是一个英雄乃至天神般的人物。
拉里·佩奇和塞吉·布林的个性和价值观与超人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两个闲暇之时爱滑旱冰的人，在“花之权力”（译者注：嬉皮士的口号，意思是，权力归花儿、爱情与和平。）的鼓舞下，创立了后来成为世界IT大佬之一的谷歌公司。他们的座右铭是“不作恶”。我们得知，他们受“清教徒式理想主义”的鼓舞，希望改变世界，让世界变得更好；据报道，有个人参观谷歌总部后说，觉得自己走进了一家“满是传教士的公司”。还有一个人说，“谷歌是一个披着公司外衣的宗教”。要是他们成功改变了世界，世界会是什么样？没人知道——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动手、亲力亲为，是美国社会一开始就不同于那些建国更久、等级制度更森严的欧洲国家的地方。这个特点并非仅仅涉及契约佣工和工匠阶层。有个出处不详的故事说，1630年温斯罗普的轮船靠岸时，大移民的先遣队早已没了士气。然而，“觉得让这些人闲着的话早晚会出问题，温斯罗普先生一上岸就立即卷起袖子干起活来。他用这种方式鼓励大家，结果整个种植园没有一个闲人。”人们经常看到，他不处理管理事务时就与佣人一起干活。他去世时，人们在他的遗物里发现了一个木匠工具箱。
技艺和敬神之间的紧密联系，很好地反映在了约翰·柯顿的布道中。他在英格兰的波士顿做过教区教士后，受命成为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教区教师——当时那里的牧师职位已经有人占了。插一句，相较于“教士（priest）”一词，清教徒更喜欢“牧师（pastor）”一词。他在宗教及其相关事务上的见解特别权威，成了新英格兰的无冕教皇。在他的布道中，手工艺和神圣性紧密相连、观察和行动密不可分。例如，“自己做的东西自己看都不看，对优秀工匠来说是很丢脸的事情”，“当优秀工匠看到有人欣赏他的作品时，便乐意竭尽所能地展示他的技艺”。
随着19世纪初机床的出现，对手工艺的热情转变成了对批量生产及其带来的问题和机遇的迷恋。然而，美国人在骨子里还保留着些许工匠气质。他们喜欢修修补补，就像18世纪托马斯·杰弗逊做的那样。这位美国第三任总统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我一门心思做农活、造钉子（我开了一家造钉厂），政治完全从我脑海中消失了。”大卫·弗里德曼告诉我们，《人权宣言》（1791）的作者汤姆·潘恩“做过很多年胸衣匠，手艺一直没有荒废。他从政后，做胸衣成了他在闲暇时的消遣。像他的朋友富兰克林一样，他在很多方面依然没变——骨子里还是个工匠”。
富兰克林一生取得了众多成就。他代表宾夕法尼亚州签署《独立宣言》。他发明了双焦镜和避雷针。他还发明了一种铁炉，以替代又浪费又危险的明火，至今仍然有人用这种铁炉。作为外交家，他将法国卷入了美国的抗英斗争中，让局势变得更有利于殖民地居民。有“社会学开山鼻祖”之称的马克斯·韦伯认为富兰克林是新教伦理的代言人，尽管新教伦理一些不太好的方面也起源于他。然而，他直到去世都对自己最初的职业深感自豪。这种自豪感首次体现在他年轻时给自己撰写的碑文中：
印刷工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身体，像一本旧书的封面，内容已经破碎不堪，印字和烫金斑驳不清，长眠于此，喂着虫子！然而作品本身不会泯灭，因为他深信它将重新出版，经过作者的校正和修饰，变得更新更美。
遗憾的是，这段碑文后来并没用在他在费城基督教堂的墓碑上。
20世纪初，美国人之所以迷恋上了汽车，其中一个原因正是可以在星期六早上给汽车修修补补。直到20世纪六十年代，哪家公司的总裁如果亲手疏通了水管，就一定会把这件事写进公司记事中，表明自己是个“真正的美国人”。自己动手、亲力亲为，是美国管理者不同于欧洲管理者的地方；这一差异反映出，相对于欧洲国家，新大陆的社会阶层化较不明显。即使在今天，美国的房子一般也是用木头做的（不像欧洲用砖头或石头），需要经常维修，大部分维修由户主自己做（户主有男有女，女人越来越多）。
传统美国社会四个特点中的第三个，美国清教徒式的集体主义精神，是最少被人论及的。很多学者（比如韦伯）认为自殖民地时代流传于美国社会的只有张扬而自私的个人主义，但是真相要更复杂、更令人欣慰；清教运动在释放个人活力的同时，还天生擅长把个人团结在一起为共同目标奋斗。1625年，培根在散文《论友谊》中告诉我们，“在孤独中自得其乐的，不是野兽就是上帝”。他还指出了社区与人群的关键区别：“熙攘的人群中，没有你的同伴：目光所触，一张张好像是从美术展览馆图像上复制下来的脸孔，冷若冰霜；耳朵所闻，那些高谈阔论，跟钹发出的叮咚声没什么区别。那里没有爱。”“爱”就是把个人聚成社区的东西。十年后，温斯罗普在“山巅之城”讲话中延伸了这个观点。他说，为了避免沉船、供养后代，“在这个工作中，我们必须团结得像一个人，我们必须自己少抽一支烟让别人多吃一口饭……我们必须同甘共苦、同舟共济……”不久后，牧师约翰·柯顿发表了类似的观点：“世俗的社会好过孤独的隐居。”
由此引出了第四个清教特点。为了“团结得像一个人”，清教徒移民需要组织能力。他们一开始就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若不是如此，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到达美国。正如历史学家佩里·米勒1964年告诉我们的那样：
新教徒一群一群、一个镇一个镇地移民，一定居就是一个社区，所有单位都治理得井井有条……新英格兰理论家认为社会……不是个体的集合，而是一个有机体，为明确的目标运行着，各部分都服从整体，各成员都贡献力量，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位置。
优秀组织一定分层级，尽管分层级的组织不一定是优秀组织。美国两个俗语“亲力亲为（hands on）”和“尽力而为（can do）”，就源自这种生活方式。它们还有另外两层意思：一、各种各样的机会等着你去利用；二、值得一做。即使在今天，成群的美国人在异国他乡定居，不管参加什么组织，都会接管其运营。这四个特点相辅相成（这当然说明它们是一个系统），构成了美国管理文化的核心。本书的首要主题就是美国管理文化。
宗教教义、动手能力、集体观念和组织能力之间的联系似乎源自人们的一个信念：物质世界是邪恶的，精神世界是美好的。这样去神圣化后，物质世界就成了可以利用的资源。你可以随心所欲地破坏它、掠夺它。你可以利用其中某些东西让生活变得更舒适，你还可以利用其中某些东西建造人间天国的基础设施。清教主义本质上具有剥削性，尽管它不必如此，正如震教徒和摩门教徒的例子（见第三章）表明的那样。
在清教徒看来，《圣经》是上帝语录。上帝通过《圣经》传达的教诲是不容置疑的：
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生活的各样活物。看哪，我将地上一切结籽的菜蔬和一切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
清教徒用《圣经》思想为剥削取向辩护。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充分利用上帝的作品，也就是利用周围的世界，为自己谋取幸福，让上帝显得伟大——这两个目标并不冲突。为此，他们需要工具把物质世界塑造成有用的样子，还需要技能生产并使用这些工具。技艺因此变得重要，工匠因此受到敬重——受到敬重的还有工具本身。一个早期移民说：“别小看独轮手推车，它值得我们去敬仰。”
宗教与商业的关系，紧密但艰难。17世纪晚期的新教徒神学家柯顿·马瑟说，宗教带来繁荣，而繁荣摧毁宗教。他的意思是，殖民者依靠勤劳节俭创造财富，但是富裕起来就背弃这些美德。但是，20世纪的历史学家艾伦·泰勒指出，传统行为模式的衰退被大大夸大了：“核心原则还在，特别是坚持做一个有道德、有教养、会经商的同质民族。”
美国第一所大学，即后来的哈佛大学，是移民在1636年创办的。美国第一家工厂，是温斯罗普的儿子小温斯罗普在1643年创办的。这家工厂是炼铁的，位于马萨诸塞，工人是他从英国伦敦附近一个名叫哈默史密斯的村子带来的。和父亲一样，小温斯罗普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在康乃迪克州做了30年州长，对技术及其应用非常感兴趣。正是这个兴趣让他在1664年入选伦敦新成立的皇家学会，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美国人。他做会员期间，有5年是伟大的艾萨克·牛顿爵士任学会会长。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说牛顿“集实验员、理论家、机械师和（尤其是）艺术家于一身”。说到科学观察和实验，小温斯罗普本人也不赖。他用一个35英尺（约11米）的望远镜观察到木星貌似有第5颗卫星，还把这一猜测报告给了皇家学会。1892年，爱德华·巴纳德证实了木卫五号的存在。
托尼（RHTawney）在《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图文并茂地描述了“清教运动掀起的巨大风暴”：“树木东倒西歪、橡树啪啪作响、枯叶随风狂舞，既非全然的冬天又非全然的春天，但是猛烈又提神、无情又温柔，发出向往又痛悔的奇怪声响……”英国殖民者把清教主义带到了北美，这里说的英国殖民者包括后来在马萨诸塞州楠塔基特岛和宾夕法尼亚州定居的贵格会教徒。在英国殖民者之后，又有几批有着类似信仰的人移民到了北美，比如在纽约州新罗谢尔定居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在纽约州其他地方定居的荷兰归正会教徒、在新泽西州定居的莫拉维弟兄会教徒、在宾夕法尼亚州定居的门诺派教徒和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定居的苏格兰人，尤其是有着爱尔兰血统的苏格兰人，即杰出的苏爱人（苏爱人在英国叫做乌尔斯特人，笔者就是苏爱人的后裔）。18世纪，苏爱人从爱尔兰东北部移民到北美，定居在阿巴拉契亚山脉宾夕法尼亚州到密西西比州之间的区域，然后慢慢向西扩张。
很多苏爱单词进入了美语，其中有些至今仍在广泛使用着，比如“redneck”（红脖子，代指乡下人，也许因为乡下人经常露天劳动，后颈晒成了红色）、“young-un”、“critter”、“growed up”、“fixin’to”、“whar”和“thar”。1760年，有个评论员把北卡罗来纳州称作“苏爱根据地（Macocracy）”。独立战争中，华盛顿军队有一大半是苏爱移民；独立战争后，美国总统有近三分之一要么母族有苏爱血统、要么父族有苏爱血统。不那么令人高兴的是，美国最悠久、最庞大的黑社会组织“三K”党也是苏爱移民创建的；“三K”全称“Ku Klux Klan”，其中“Klan”是苏格兰语，相当于英语的“Clan”，意思是“部落、氏族”。今天，苏爱移民在“红”州（共和党领先的州）以及其他地方的后裔据说达到了3000万，乔治·沃克·布什（以下简称小布什）1999年当选总统、2003年连任，很大程度上就得力于苏爱移民后裔的支持。为什么支持右翼共和党的州现在称为“红”州，而红色传统上代表左翼（比如“reds under the bed”的意思是“床下藏着赤色分子”）？最好的解释似乎是，“红”州中的“红”源自“红脖子”。在布什任总统期间，不管怎么说，是苏爱人统治着美国，然后通过美国统治着世界。
所有这些教派都追随瑞士神学家让·加尔文——除了门诺派和莫拉维弟兄会。门诺派追随加尔文的同辈门诺·西蒙斯，莫拉维弟兄会追随加尔文的前辈扬·胡斯，不过这两个人与加尔文有着类似的想法。早期加尔文主义信徒不相信品行良好就会进天堂，但是“希望道德社会能让上帝息怒，让新英格兰摆脱饥荒、瘟疫、战争等苦难”。而道德社会的实现，只能通过节俭、节制和勤勉，这些都成为了最重要的清教价值观。托尼这样看典型的清教徒：“生性自省、自律、自制，是俗家苦行僧，其修行之地不是修道院，而是战场、账房、市场。”加尔文说上帝是“伟大的工头”，加尔文自己曾到处找活干。“原因何在，”他写道，“为什么生意所得不能超过土地所得？商人的利润若非来自他自己的勤奋勤勉，那要来自哪里？”丹尼尔·雷恩另有看法，他说加尔文理念“不支持资本主义事业”。
清教徒大移民两个世纪后，大副星巴克在捕鲸船裴阔德号出航寻找猎物时经常说“责任和利润密不可分”。大副星巴克是伟大小说《白鲸记》中的人物，《白鲸记》是作家梅尔维尔带着新英格兰人的挑剔眼光讲述的一则关于善与恶的寓言。有家著名连锁咖啡馆就叫星巴克，这个名字是咖啡馆的三个创始人取的，那三个创始人既酷爱咖啡又酷爱文学。又一个世纪后，卡尔文·柯立芝告诉我们，“美国不承认任何贵族，除了工作的人。”他还相信“工作证是进入贵族阶层的唯一通行证”，但是“人只有开始敬神之后才开始成长”。柯立芝，生于佛蒙特，卒于马萨诸塞，1923年到1929年任美国总统，因话少而有“沉默的卡尔”之称。对他来说，“建工厂就是建教堂”、“在工厂工作就是在教堂祈祷”。
殖民地以及后来美国新来的非清教徒移民，染上了类似的价值观。1907年，历史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写道：
新英格兰的习俗……仍然彰显着清教徒的脾性与世界观。也许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见到对这种习俗精神及其变化性和适应性更好的诠释。“清教精神”传播给了很多新移入新英格兰的人，并赢得了他们的信仰。移出新英格兰的人还把清教精神带到了其他州。清教精神在新英格兰永垂不朽，是个经常受人关注的现象。
尽管笔者为自己的苏爱清教徒血统骄傲，但是他们的观点完全不同于塞缪尔·亨廷顿之类作家。那些作家似乎认为，从某种意义而言，传统美国文化在起源和本质上具有种族性。笔者认为，清教主义本质上是一套思维和做事方法，这套方法在恰当条件下可以跨种族、跨部落、跨国家，甚至跨宗教传播。历史学家认为美国清教运动起源于16世纪的英格兰，这没错。但是，美国清教运动不是突然在英格兰出现的，而是有着历史悠久的多民族背景。这个背景远远超出了本书的讨论范围，也许可以追溯到3世纪美索不达米亚的先知摩尼。如果是这样，那么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区域在很多方面可以说是现代文明的摇篮。
17世纪30年代的殖民者模仿了《旧约》中的人，也就是说，托尼那么生动描述的清教主义理念和实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犹太人的启发。因此，不足为奇的是，犹太人（先是德国犹太人后是俄国犹太人）19世纪大批移入新大陆后，不仅觉得美国的习俗与自己的类似，而且生意做得比较成功。这样，新移民既保持又巩固了第一批移民留下的伟大而优秀的管理传统。插一句，有趣的是，据说先知摩尼是在一个讲究禁欲的犹太社区生活期间形成了自己的宗教观，这个犹太社区好像叫做艾尔卡塞特（Elkasites）。
所以，清教主义理念和实务与优秀组织联系紧密并不是新教世界的独有现象，甚至不是基督世界的独有现象。笔者会在第十一章讨论19世纪晚期武士道精神对日本企业的影响，让大家看看武士道精神如何为丰田汽车公司的创立铺平道路。今日印度，马尔瓦尔（Marwari）教徒拥有并控制着大部分的炼钢业和茶业贸易。传统的马尔瓦尔教徒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遵守“帕尔塔（partha）”。这个词语的意思是“做生意，每天第一件事情是做印度教祷告，最后一件事情是计算当天的收入和支出。”他们曾经有一套用于交流商业机密的密语“魔的（modi）”。
英文“Marwari”来自梵文“maru”，这个梵文特指印度西北部拉贾斯坦邦的塔尔沙漠，马尔瓦尔教派就发源于此。今天最著名的马尔瓦尔公司是米塔尔钢铁（Mittal Steel），它最近与卢森堡公司阿赛诺（Arcelor）合并成了世界最大的钢铁公司；这次合并把公司的控制权交给了非马尔瓦尔教徒，打破了马尔瓦尔社区遵守了一个多世纪的潜规则。像17世纪晚期的美国清教徒一样，马尔瓦尔教徒最近经历了某种“衰退”，而且原因相同：随着宗教带来的繁荣，奢华代替了简朴。
一个半世纪以来，历史学家一直在问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是谁先出现的，清教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个问题至少有四个相互冲突的答案。19世纪中叶的卡尔·马克思及其合作者兼资助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认为，清教主义是社会经济变化的产物——换句话说，清教主义比资本主义后出现。对比之下，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中及其弟子托尼在《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1926）中论证说，事实完全相反——清教主义先出现，刺激商业贸易和制造业发生了随后的变化。
第三个观点是休·特雷弗-罗珀在一次讲座中提出的，戴尔麦·麦库洛克在权威著作《改革：1490—1700欧洲分裂》（Reformation—Europes House Divided 1490—1700）中重申了这个观点。这两位历史学家都怀疑两者并不存在直接因果联系，但是也都没完全否认两者的联系。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国教对少数族裔的影响。少数族裔无权参与很多方面的事情（比如政治和法律），就一门心思做生意。资本主义来自麦库洛克所说的“多元主义”（意思是，数个教派在同一社会共存，有些占主导地位，有些占次要地位），因此只是宗教的副产品。
后来，罗德尼·斯塔克在《理智的胜利》（The Victory of Reason）中论证说，资本主义的出现远远早于新教主义，资本主义起源于中世纪天主教伦理对“理智”的日益关注。面对这些相互冲突的观点，笔者立场如何？他们认为：是清教主义引起了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带来了清教主义，这一点是不可能确定的，与其说两者是因果关系，不如说两者是共生关系，共生了数个世纪；在美国，它们是同一现象的不同方面。（本书讨论的不是神学史而是美国社会史，因此假定新教主义和清教主义差不多是一回事。）
麦库洛克之所以想撇清清教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好像是因为，他认为前者“提倡社区”，也就是不管在哪个社会都努力增强社区感，而后者“否认或者背叛”社区。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是对资本主义实质的误解。意味深长的是，麦库洛克的《改革：1490—1700欧洲分裂》共有832页，可是只有3页专门讨论财富创造。美国工商界在不断演变，可是其核心一直没变，这个核心就是既尊重个体的权利又尊重集体的权利，而且把两者兼顾得很好——用管理术语说，也许就是“共治（collegiality）”（ 译者注：这个概念最早见于1887年，用于指代同僚之间相互尊重彼此的能力和义务，为了达成共同的目标而努力的关系。在社会学中共治指的是权利被身份平等的人所共有的一种组织形式。共治与官僚制在社会学中是一组对照概念。）。共治带来了一个新的、生机勃勃的、总体上是良性的文明社会，即市场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