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清廷命选派京师大学堂学生出洋留学以培养合格教习。为维护统治，清廷决定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但又深感缺乏合格的教习，故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上年臣百熙于召对时，曾蒙懿训，深以教习乏才为念，当经奏陈京师大学堂，宜派学生出洋，分习专门，以备教习之选。计自开学以来，将及一载，臣等随时体察，益觉资遣学生出洋之举，万不可缓。诚以教育初基，必从培养教习入手，而大学堂教习，尤当储之于早，以资任用。查日本明治八年选优等学生留学外国，至明治十三年留学生毕业归国，多任为大学堂教员，迄今博土学土，人才众多，六科大师，取材本国，从前所延欧美教员，每科不过数人，去留无足轻重，而日本之留学欧美者，尚源源不绝，此其用心深远，可为前事之师。臣等忝膺学务，夙夜焦思，固知中国大学分科，照目前物力士风而论，求其规制完备，程度高深，恐非三四年所能猝办。而仰窥圣明垂意之殷，环顾举国属望之切，精神所注，终底于成，亟应多派学生，分赴东西洋各国，学习专门，以备将来学成回国，可充大学教习，庶几中国办理学堂，尚有不待借材操纵自如之一日。早为之计，应用无究，及今不图，后将追悔。”张百熙还将选拔出来派往日本游学的31名及派往西洋游学的16名学生名单奏报在内。对留学需费问题，他说，“西国十六人，统计需费十万余两，日本三十一人，统计需费九万余两，而川资等项，尚不在内。极知常年巨款，力有不支，然为培才起见，自当勉为筹划，拟在大学堂实存项下，按年提拨，开单奏销”。据此，清廷谕令：“本日张百熙等奏选派学生前赴东西洋各国游学一折，师范学生，最关紧要，着管学大臣择其心术纯正学问优长者，详细考察，分班派往游学，余依议。”
12月22日。清廷再谕各省督抚切实保护回国出洋商民。据商部奏，在槟榔屿、新加坡等南洋一带经商的中国侨民，其祖籍大部分属于福建、广东等沿海各省，这些人对于振兴中国商务至关重要，但一些地方官吏却不断地对这些回国侨商严加勒索，虽经大员奏请，清廷谕令各省督抚对回国商民切实保护，却有名无实，“臣等查保商局，闽省设于厦门，粤省设于省城，即使逐渐推广，亦只沿海各处，不及腹地。传闻华商回籍后，地方胥吏，遇事刁难，里族莠民，藉端苛索，或诈取重贿，或勒令捐资，不得已据情控诉，官不为理，甚至有挟资归来，不数月而荡家破产者。似此种种情弊，州县抑不上闻，督抚无从查究，致令海外侨氓，不得安居故土”，故商部奏请：“饬下沿海各省督抚，严饬各该管州县，随事随时，认真保护。遇有以上苛待情事，查明按律严惩。”清廷据其所奏，谕令：“出洋华商，以闽粤两省为最多，叠经谕令该督抚切实保护，逐渐推广。若如所奏华商回籍后，地方胥吏，遇事刁难，里族莠民，借端苛索勒诈，据情控诉，官为不理，种种积弊，成何事体，亟应严行查禁，认真整顿。着沿海各省督抚严饬各该州县，随时随事，实力保护。如再有前项积弊，即行按律严惩，以恤商艰而通民隐。”
袁世凯致电外务部日俄战事在即。本日，直隶总督袁世凯将从出使日本大臣杨枢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及自己的意见电陈外务部：“据杨使电称：风闻日本兵舰十八艘昨夜由佐世保往旅顺，乞就近确探云；近日人密告，日俄协约难就，七八成将有战事。杨使此电似非无因。俄日果裂，我应照会俄、日，使不许在华境兵，伊必不听，即声明自守局外。但两大交讧，须防侵轶，现应密筹饷械，以便届时布置，祈预告留意。”
12月23日。日本再次向俄国提出对案，该对案侧重朝鲜问题，并要求将日俄协定案扩大到两国利益在远东相接触的各地。
12月24日。清廷谕令整顿烟酒税。由于财政困难，国库空虚，清政府决定调整烟酒税，以增加收入。清廷谕令军机大臣等：“的经户部通行各省，整顿烟酒税，以济要需。乃报解之无多，实由稽征之不力。据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直隶抽收烟酒两税，计岁入银八十余万两。以直隶凋敝之区，犹能集此巨款，足见该督公忠体国，实心任事，殊堪嘉尚。即着抄录直隶现办章程咨送各省，责成该将军督抚一体仿行，并量其省份之繁简，派定税款之多寡。直隶一省，即照现收之数，每年仍派八十万两，奉天省每年应派八十万，江苏、广东、四川各省每年应派五十万，山西每年应派四十万，江西、山东、湖北、浙江、福建各省每年应派三十万，河南、安徽、湖南、广西、云南各省每年应派十万，甘肃、新疆各省每年应派六万。通计以上二十一行省，每年派定税额共六百四十万两，殊于国计有裨，仍于民生无损。良以烟酒两项，徒供嗜好之用，并非生计所必需，虽多取之而不为虐，且可以寓禁于征。东西各国于此两项，榷税特重，意亦为此。经此次派定税额之后，各该将军督抚务即遴选妥实明干委员，实力奉行，认真稽征，并明定赏罚。如有收数足额或逾额者，准其将尤为出力人员，量予优奖，以资激励，倘收不足额，亦即分别究办，督征不力，定惟该将军督抚是问。其直隶经征出力之员，即着该督择优请奖，以示朝廷有劳必录之至意。各该将军督抚等，毋得视为具文。除奉天、吉林、广西暂行缓办外，将此通谕知之。”
清廷整顿房田税契。清廷国库空虚，举步维艰，而近年来因银价低落，各州县以制钱折征丁漕，却捞了许多浮财。尽管如此，应征的房田税契却是“报解者十不及一”。因此清廷决定对之加以整顿，谕令：“着自光绪三十年始，责成各督抚，将该屑优缺优差浮收款目，彻底确查，酌量归公。并将房田税契，切实整顿，岁增之款，各按省份派定额数，源源报解。除新疆、甘肃、贵州及东三省地方瘠苦免其筹解外，江苏、广东两省每年应各派三十五万两，直隶、四川两省每年三十万两，山东省每年二十五万两，河南、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各省每年各二十万两，安徽省每年十五万两，山西、陕西、云南、广西、福建各省每年各十万两。以上计十六省，通共每年派定三百二十万两。各该省地方情形，实有为难，准其在本省各项原有中饱陋规内，酌量筹补，必须筹足定额为度，不准稍有短欠。至各州县无名之费，不肖者相率逢迎馈送，贤者亦不免酬应办差，斗靡夸奢，侈奢无度，不但虚耗物力，抑且败坏官箴。当兹创巨痛深之时，宜励尝胆卧薪之志，该督抚等务当整躬率属，痛予禁除，其所节省，当亦不少，如此认真厘剔，何患巨款难筹。倘仍玩偈因循，习常蹈故，致所定额，解不足数，定惟该督抚是问。将此通谕知之。”
“额外公堂”宣判《苏报》案。“额外公堂”经过几次开庭，于本日宣判章太炎、邹容以永远监禁罪，送入提篮桥西狱收禁。但领事团表示异议，双方相持不决，工部局将章、邹囚于租界巡捕房，拒绝移交监狱。
12月25日。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密电驻华公使内田康哉与驻沪总领事小田切万日寿之助，令他们告知庆亲王奕与两江总督魏光焘关于日俄交涉症结，称日本已作战争准备。
12月26日。出使日本大臣杨枢将日本已在备战的情况电告外务部。昨日，日本外相密告清出使日本大臣杨枢，日俄交涉已陷入僵局，日方已在备战。于是，杨枢立即于本日将此情报致电外务部：“昨晚小村邀枢至外部密语云：朝鲜、满洲于日本利害攸关，朝鲜尤甚，故与俄协约，约内二要旨：一、朝鲜仍归独立，日本现享权利俄不得侵占；—、满洲权仍归中国，不许他国侵夺。此节英美所见皆同，即俄亦向有此语，是以请俄立盟以昭信守。俄初复谓：朝鲜之事可从，惟满洲与日本无关，约内须声明，日本不得干预。日政府不允，俄又改为专约朝鲜，不提满洲。日政府仍执前议，再请俄熟思，现尚未议妥，然日政府立意甚坚，海陆军均齐备，静候俄复，并望贵国始终坚持定见，幸勿游移。”
由杉尾胜三主编的日文《上海新报》周刊于本日创刊。
12月27日。清廷命徐世昌以内阁学士候补充练兵处提调，以直隶即补道刘永庆充军正司正使，以候选道王士珍充军学司正使。
袁世凯致电主张日俄开战中国应宣布局外中立。日俄双方的谈判已陷入僵局，接近战争的边缘。处于这种状况之下，直隶总督袁世凯致电外务部：“日俄果决裂，我当守局外。如日船在各口购备战物，地方官应按局外公例行文诘阻，如用兵力强办，我亦无可如何，但不可由我接济及由我明许。”
据本月31日的《大公报》载：盛京将军增祺于本日来电，说凤凰城所驻扎的俄军又增加500名，安东县增多200余名，并且还又建造许多营房，添运了许多军械、饷粮等等。
12月28日。据1904年1月1日的《大公报》载：日本政府于本日致电清外务部，说日本已决意与俄国开战，中国政府将给日本助饷还是助兵，望速作答复。
12月29日。清廷允准袁世凯专任练兵
因兼差太多，事务繁杂，不能专任练兵，袁世凯请求辞去各项兼差。清廷谕令：“兹据奏称兼差太繁，力难兼顾，自属实情。除商约尚须续修，铁路时有交涉，事件均关重要，着毋庸开去，电政甫归官办，一切正资整顿，仍着该督督办，至商务商律，现已设立商部，即着责成该部详议妥订，正阳门工程，着陈璧就近督修，俾该督于应办各事，专心经理，以示体恤。”
12月30日。据1904年1月1日的《大公报》载：清廷电告各省督抚，说俄日即将开战，我国宜加意防守，希望不要出一兵干涉，以免以后给别国留下什么借口。
12月31日。胡惟德电请外务部及军机处速议决东三省之事。据1904年1月3日《大公报》载：本日出使俄国大臣胡惟德致电军机处及外务部诸大臣，说目前距俄日战祸已不远，诸位大臣应竭力快速议定东三省之事，否则，战争爆发，大清国的发祥地将为人所占有，希望诸位大臣不要持观望之态，速速议决。
库伦大臣将俄军在库伦的情况电告外务部。据1904年1月4日《大公报》载：库伦大臣电告外务部：俄租界的兵房及哈托克等处的炮台均已被架上大炮，其士兵除了3000余名哥萨克兵外，又招练了蒙古兵2500名，每日巡查极严。日间俄军忽然发来照会，禁止华兵出营30步以外，否则必须交出军械。库伦大臣请求外务部速授良策。
本月。对俄同志会于上海成立。对俄同志会亦称拒俄同志会，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会员包括蔡元培、陈去病、蒋维乔、刘师培等100余人。该会曾创办《俄事警闻》，揭露沙俄侵略者侵占中国东北地区不肯按期交还的罪行，谴责清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号召各界人士积极参与反抗沙俄的斗争，以早日收复东北。不久，该会又改称“争存会”。
《商务报》于北京创刊。《商务报》于本月底在北京创刊，由北京商务报馆编辑，工艺官局印书科刊行。该报的宗旨主要是提倡改良农工商事业。它是“奉商部谕办”，以清政府商务部为背景的刊物，按照商部规定“只准按商律办理，即有议论亦只考究商务，不涉他事”。该报的创办者和总司理人为商部郎中吴桐林，他是一位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又是一位具有改良主义思想的政治活动家。由于他长期从事政治、经济活动，与南洋侨商及改良主义者的交往比较频繁，耳濡目染形成了颇为完整的商务思想，这些思想都被倾注到了指导和办理《商务报》之中。吴桐林认为“商务益盛，其国势益盛”，商务攸关国家命运，他说有的国家之所以强盛，就是因为其政府以商务为重，大力支持发展资本主义的结果。《商务报》于1906年1月停刊，办报过程中曾受到商部的诸多干涉和限制。
孙中山改组《檀山新报》，并发表《敬告同乡书》。梁启超及其党人散布的“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谬论在檀香山华侨中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于是，孙中山将老兴中会员程蔚南办的一份毫无宗旨的旧式报纸《檀山新报》改组为《隆记报》，使之成为革命的喉舌。孙中山在该报上撰写了《敬告同乡书》一文，揭露“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性，划清革命与保皇的界限。孙中山指出，康有为的《最近政见书》是以保皇立宪为手段，达到延长清朝反动腐朽统治的目的，梁启超满口“革命”、“破坏”而不同康有为决裂，并非真有反清归汉的决心，而是在革命风潮涌动之时，举假革命之旗行真保皇之实。孙中山告诫人们，革命就是要倒满兴汉，保皇意在扶满臣清，这是水火不相容的事。孙中山的号召在华侨中引起极大的震动，从者如流。一度被破坏的檀香山兴中会又重新活跃起来。
本年。莫桑比克的一位名叫贾阿桑的木匠兼建筑师将自己的一块地捐献给洛伦斯—马贵斯的华人，以修建一座“中国亭”。
康有为到达印尼活动，在吧城、三宝垅、泗水等地对华侨发表演讲，宣传尊孔思想，提倡文化教育，鼓吹兴学，对当地华侨教育的开展起了推动作用。
加拿大修订限制中国移民法案，将华人入境人头税由100元提高到500元。
清政府在墨西哥韦腊克鲁斯港设立领事馆，办理华侨事务。
清廷开始颁行《奏定学堂章程》，各级各类学校“体操”课逐渐实施起来。
清廷于《学务纲要》中规定“私学堂禁私习兵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