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解放那年，我5岁多一点儿，家住铁西区北三马路11号，伪满时是富士棉株式会社，解放前是东北卫生局药棉厂。我小小年纪也经历了沈阳解放的前夜。那是1948年10月底，解放军就要打进城了，盘踞在城里的国民党军队有的提前跑了，有的还在抵抗。厂子的俱乐部和车间里装满了军火，一箱一箱的。国民党撤退了，军火来不及带走，又不想留给共产党，就派B29飞机轰炸这些有军火的地点。天黑了，居民院里的人们就合计着快点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跑得越远就越安全。家家户户钉好了门窗，玻璃上用纸条贴了“米”字，防止轰炸时震碎了。一个叫路保芝的汉子留下来冒死守护这个大院。同院的约有二三十人一起上路，往西南方向也就是艳粉屯方向挪动。在漆黑的夜里赶路，我被大人背着，一只靯丢在路上，摸了半天没有找到。我们离家很远了，回头看见国民党的飞机一次次来轰炸。只见有一座建筑起火了，火很大，我们以为我们的大院被炸了，后来才知道是有一个工厂车间的房盖被炸翻了。我们老老少少前程未卜地向西南走，约走到兴顺街时遇到了一支从西向东急行的队伍，他们警惕地问我们是什么人，我们领头的回答是逃难的老百姓。他们拿手电照了照我们这支队伍，很和气地问我们谁能给他们带路，他们说他们是八路军、解放军。当时几乎没有人有胆给他们带路，最后是老傅家三叔傅万年自愿给他们带了路。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军队，只记得他们穿着黄棉袄，记不得头上戴没戴红五星了。
沈阳解放后，我爸供职的那个工厂由解放军接管了，改名为东北第五制药厂，后来叫红星制药厂。记得有一个戴近视镜的年轻军人，他是部队的文化教员，胸前总是佩戴一枚有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两个黑白头像的小胸章，他常在工厂的俱乐部里教我们这些孩子唱歌，《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军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歌曲都是那时候学会的。
解放了，穷孩子也能上学了。我爸的厂子没有自己的子弟小学，这个厂子的孩子就统一联系到接邻的沈阳造纸厂子弟小学上学。后来这个小学更名为铁西区笃工街小学。我爸在工厂参加宣传工作，写节目，包括快板、顺口溜、莲花落等押韵的文字，配合宣传增产节约、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运动。这对我有莫大的潜在的熏陶和影响，我在小学就开始学习写押韵的文字，编学校少先队大队部的黑板报，常在黑板报上发表我写的小诗歌。
1958年在沈阳市第22中学读初中时，语文老师开始是班主任刘凤侠，后来是和建文、孙裕国，他们的语文课讲得好，对我爱好文学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初中二年级时，我第一次在报纸——《辽宁日报》上正式发表作品，那是一首24行的政治抒情诗，署名为“少先队员胡世宗”。那天我正在学校写黑板报，我的老师看到报纸来告诉我，说我写的诗发表了！我匆忙写完黑板报，便到建设大路上的邮局买了当天的《辽宁日报》，我兜里只有一角钱，报纸是四分钱一张，我买了两份报纸，边往学校走边看报上自己发表的处女作，兴奋的心情可想而知。那一年的“十一”，我在学校的“共和国建国9周年国庆征文”中以一首小诗获得了唯一的一等奖。记得全校在大操场课间操时，学校领导田惠生给我颁发了奖品，奖品是一本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和一本评论《林海雪原》的书。扉页上写着奖给我的文字，盖着学校的大印。
在这期间，我开始到铁西区文化馆图书馆的阅览室阅读报刊，借阅图书。记得我每天放学回家，都要拐到文化馆去看报刊，常常看到人家关门，看到一出屋才发现天全黑下来了。这种喜欢阅读和爱好文学的习惯，是在铁西文化馆、图书馆那良好的氛围里养成的。我还参加当时文化馆组织的诗歌座谈会、赛诗会、诗歌讲座等各种活动，从中受益无穷。
我带着从家乡学到的文学知识和文学创作本领走进了军营大门。我的家乡虽然没有泥土，没有田野，但是有工厂的汽笛，有高耸的烟囱，有车间的轰鸣，有蒸腾的烟气和铁末子味儿，这就是令我在部队日思夜想的大工业区铁西！部队大熔炉冶炼了我的肝胆和我的文笔，让我从一个学生兵成长为一个部队作家、一个军旅诗人。
1978年我从军政治机关被调到沈阳军区政治机关，做文化工作，先是当干事，后是当文化处长，再后来就从事我自己喜欢的专业文学创作工作，直到退休。我在自己喜欢的岗位上努力地工作着。我庆幸自己把儿时的爱好变成了终生的事业，这是家乡和部队辛勤哺育我的结果。
我回到沈阳工作后，经常与铁西文化馆取得联系。曾多次被邀请回铁西为我后来的年轻的习作者们讲课，参加作品座谈会，做我非常乐于做的、当年我的老师们为我做过的事情。我参加铁西区“绿野”诗歌小组的活动，也为他们主办的油印刊物《绿野》发表的作品写点评。
2002年，在我从部队退休的前一年，我把家搬到了铁西新区居住，这就是俗话说的“叶落归根”吧！与我同一个小区里居住的，大都是从铁西各行各业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同志，与他们朝夕相处，十分和谐融洽，跳健身舞，打太极拳，唱歌，踢毽，扭秧歌，旅游……特别的浑和、快乐。
那年，铁西区成立文联，我应邀做文联和作协的顾问。铁西工人村生活馆中办了一个人物馆，他们来向我征集资料，我很高兴地配合做这个工作，我为自己是从铁西走出来的而倍感骄傲。铁西档案局的同志们还专为我举办了“家庭档案珍品展”，让我有机会好好地归拢自己的家庭档案。我积极参加铁西区两届道德模范的评选工作和“铁西颂”诗歌征集评奖工作。我常为办得很出色的《新铁西》报写稿。我还记得1958年铁西也办过自己的报纸，也是铅印的小报，当时我一个初中生曾带着自己的习作推开位于铁西广场附近的一座楼的编辑部房间的门，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发表在家乡的报纸上，能把自己写的作品变成铅字是自己从不肯舍弃的夙愿。我还应邀参加区关工委的工作，为中学和小学的同学们讲述自己成长的经历，讲述自己重走长征路的见闻和创作。我还在区机关党委的安排下，与在区委、区政府机关工作的年轻人见面，与他们畅谈理想和追求。我还应区图书馆之邀，为区里的文艺骨干们讲自己怎样写日记，怎样写诗歌。2009年初，辽宁省报告文学学会召开成立二十周年的纪念大会，大家热心地想为共和国60年集中兵力干件大事，我提出集全省报告文学之力写好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最有代表性的铁西的巨变。这一提议，立即得到李宏林会长和各位副会长的一致赞同，我们与铁西区委宣传部密切协商、通力合作，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由十几位报告文学作家共同完成了一部以文学方式全面展现新铁西风采的著作《铁西神话》，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我是铁西人，我出生在铁西区齐贤街南七路英凯里第8栋平房。我从孩童时代就在铁西居住、生活、读书，直到入伍离开家乡。我当兵也是从铁西沈阳重型机器厂技术学校集中后走的。现在又荣幸地成为新铁西的居民。
建国60年了，我也从一个5岁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年近古稀之年的老者。岁月不饶人，岁月也磨练人。我本人的经历和成长，是建国60年伟大辉煌成果的一个极小的却是有效的验证。
我为祖国而歌。祝我的祖国永远年轻，永远朝气蓬勃！
晨光多么美好
早晨的阳光是温煦的。早晨的阳光是明丽的。寒来暑往，我都喜爱早晨的阳光。
我居住在沈阳市铁西新区的一个环境优雅气氛美妙的小区里。这个小区里热爱健身的人们，每天早上都迎着晨光来做操、踢毽、跳绳、散步、旱滑，来跑小圈儿、来打羽毛球，来打太极拳、太极扇、太极剑，甚至早晨遛狗的人们，也趁势活动活动腰身。院里有一位长着一缕花白胡子的年逾九十的老者，他着一身青衣，戴一顶黑色礼帽，拄一只拐杖，每天都和同龄的老伴儿缓缓行走在会馆前的广场边，这是一对大半生从事教师职业的老人，他们的健康状况令人艳羡不已。一位八十几岁的老人，每天迎着晨光，亲自开动着自家带后座仅可容一个乘客的电动摩托车，拉着与自己同龄的太太，在大家晨练时自豪地绕场而过，去早市买菜，很是令人惊异和赞佩。还有一位中年腿有疾者，无论刮风下雨，坚持户外运动，执着得叫人叹服。
只要我在沈阳，只要没有紧要的事情，每天早上，我都要和老伴儿到会馆前的广场上做健身操，打太极拳、太极扇、太极剑、太极刀。我们的体操队始建于2002年，当时队委会让我这个“顾问”给体操队起个名儿，我脱口而出：“晨光”。我们队员的年龄大都在五、六十岁左右，可我们偏不叫什么夕阳红队，什么晚霞队，偏不叫，就叫晨光队，因为我们的心是年轻的，我们的血温是烫人的啊！我们曙光太极队里有82岁的于万惠大哥和78岁的桑秀珍大姐，这老两口儿由于长年健身，一点儿也不像年过古稀的样子。还有一位王健萍大姐，虽已82岁了，但仍体态轻盈，乐观无比，每天早上都要比别人早到广场坚持运动。都是上了年纪的人，可是你听听王险峰队长率领的、由王铁英、邴令德夫妇任教的春光合唱队《揭起你的盖头来》、《让我们荡起双浆》、《三隆，我的家园》的歌声，看看孙晶丽教出的时装模特队的猫步，看看每晚邓桂芝、侯亚君率领的庞大的秧歌队激情地表演，马云田、苗长春教授的网球运动，听听蔡成贵、李振忠、王宝龙、赵刚等人组成的小乐队演奏，还有王亚彬任队长的毽球队左右脚开弓的精彩表演，你还能感觉到暮气吗？一丝丝都感觉不到啊！我们这个集体里有太多太多热心的人。以包华、李莉、孙晶丽、李杰为核心的太极队是一个让人感到轻松愉快的集体，大家经常聚到一起举办有益的各类游艺活动。有一个最能鼓励别人坚持锻炼的律师陈宗琦，每天自己早早就来到广场，天还擦擦黑，他就和从区档案局局长位置上退下来的李选成两个人，身着白运动服，像两个小白点儿的卫星，在黑乎乎冬天早晨的广场里顺时针旋转。太极队里有在国外做过厨师的关镇、李莉夫妇，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刮风下雨，每天早早地把音响设备拎来，免去了大家轮流值班的负担；晨光体操队的音响设备则是由曾在一个大工厂担任电气副总工程师的段昭华大哥负责连接电源。为了公益的事，谁也没有一句怨言。有一位专业健身教练马兰，她应邀专为这些上了年纪的体操队员编了套《好日子》又简练又漂亮的操舞，大家学得特别起劲。另一位住在外区的舞蹈老师李桂秋，热心地到这儿来辅导新疆舞、朝鲜舞、印度舞。著名雕刻家刘祥集，给这些老头儿老太太上美术普及课，从未有大材小用之感，他的奉献精神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赞扬。在我们小区里，每当晨光照耀，音乐响起，人们在健身的同时，也享受着古典音乐或现代音乐浸洇到骨髓和灵魂里的那种难得的快乐。在奥运即来的日子里，我们每天都用这样的方式在迎接它！
那年，晨光体操队的老队长李兆云因家事需要较长时间离开体操队了，她的责任心多么强啊，她不是那种反正我也不在了，干脆一走了之的人。她一定要找一个人来接续她的工作。她和新队长董晓光交接的那个早晨，有着令人难忘的明媚的晨光。大家不约而同地穿上了在节日里去街道去区里表演才穿的运动服：男的一身白，女的一身红。大家静静地倾听她们俩交接的演讲，连社区的翁艳书记和郭秀英主任都早早地从很远的家中赶来助阵。这新老队长的交接，那隆重的场面，那庄严的仪式，在我们晨光体操队，一点也不亚于联合国新老秘书长安南和潘基文的交接啊！现在这支队伍交到了曾在一个单位任处长的李丹队长手里，段昭华、陈宗琦做她的副手，队伍的兵马比以前更强壮了，风雨不误地每天早上在广场里随着上了年纪的人都特别熟悉的老老的红歌按部就班的活动。
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当健身操队和太极队同时在一个广场活动时，两边的录音机不是越调越响，而是各自都把音量放到最低，这也许是非常微小的一个细节，但其中蕴含的情义是要多重有多重的啊！
我们的小区是美丽而又和谐的；大家的健康生活理念也是美丽而又和谐的，在温煦、明丽的晨光里，一切都是那么的美丽与和谐！
活鱼水下游
四十年前，我在某集团军文化处任干事之职，处长张绍文让我到红九连体验生活。在那段时间里，我接触到当时非常著名的红九连指导员陈金元。他脱口而出的话里有许多精彩的“名言”。比如，“好船要看过险滩”，比如，让我记了大半生的一句话，就是“活鱼水下游，死鱼水上漂”。当时他说这是他家乡老人说的，他说这话也是有所指的，他是说给班排骨干们听的，可能是批评骨干爱做表面文章，干面子活儿，但我深深地记到了现在，却不是因为面子活儿的这层含义，而是一个以笔为生的人，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一定要做一条活鱼，而不要去做一条死鱼。这里面的道理不必细说，大家都会有自己的深度理解。
我这辈子没见过昌耀，但我衷心佩服昌耀这样的诗人。我也没亲见过歌手朱哲琴，但我十分欣赏她那些深深来自生活的不同凡响的歌。我觉得他们都是活鱼。
我的日记书出版后，读到周涛写的一篇评论，他说我是有战略眼光的人，说我一开始就选择了“长征”，不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而追求无愧于后人的价值。他这样写道：“比较现在一些人，朝秦暮楚，心魂俱散，到处都打了些浅洞洞，到处都不通。唯恐哪里漏下他，结果就偏偏漏下了他。”他说的，是我们文坛，特别是我们诗坛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非常常见的一些人的作为。
我们的老诗人李瑛今年85岁了，仍然孜孜不倦地坚持着对诗的探索。在我们这个诗坛，像昌耀和李瑛这样的诗人，为数是太少了！
李瑛在今年3月21日给我写的信中说道：“我虽始终在业余坚持探索追求，但所处的历史境遇，有小小的欢乐，但更多的是痛苦。如今已进暮年，每忆往昔，深觉事业成绩不多，学业荒废，身心俱损，有愧于年轻时的壮志雄心，对周围友朋，无严重误导已十分满意了。我现在深居简出，对外很少联系，常常感到人事关系的复杂，对浮躁的社情、人情，实难适应，不健康的东西太多，只有敬鬼神而远之，如此而已。”
李瑛在今年5月18日给我的信中说：“试看当今诗界，斑剥芜杂，争名逐利甚嚣尘上，诗也就不那么圣洁了。”这是李瑛写给我的第105封信。老诗人对当今诗坛现状表示了自己的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