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要掌握比较的客观标准。这些标准是：（1）生产力发展速度。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是社会发展的一条最基本的规律。先进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腐朽的生产关系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衡量一种社会制度是否优越的根本标准，就是看它能否比别的制度更适应当时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推动社会生产力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而不是看当时己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当然，进行两种制度的比较，最终还是要看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从社会发展史看，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初期，生产力水平并不比当时一些封建主义强国高，但经过长期的发展，资本主义终于创造了比封建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所以，比较的标准应该是生产力发展速度，而不是某个特定时期（尤其不是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比如，1953年～1980年，美国和英国的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3．7％和2．2％，而我国是11．1％，在同一时期，美、英的农业生产年增长速度分别为1．7％和2．4％，而我国是3．5％。1981一1988年，美、日、英、法四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率分别为3％、3．7％、2％、1．6％。而我国是9．8％。可见，从发展速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2）经济发展效果。劳动者是首要的生产力，是生产力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判定一种社会制度的优劣，归根到底，要看它能否按生产力已经达到的现实水平去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影响人们生活水平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生产力水平，一个是社会制度。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会逐步提高，这是人类发展的总趋势。但是，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者能不能享受到自己创造的财富，能享受到多大的比例，这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在私有制社会中，由于它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个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所以，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在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和享用上，差距必然会越来越大。随着生产的发展，劳动群众占用社会财富的绝对量可能增大了，但所占比例却缩小了，受剥削的程度加重了。比如在生活消费的绝对量上，根据美国公布的数字折算，美国劳动人民只能消费自己创造的纯收入25％，其余的都被资本家剥削去了。而我国劳动人民连工资、奖金、各种补贴在内，却能享受自己创造的纯收入的70％，其余的作为积累用于实现自己的长远利益。中国在仅占世界7％的耕地上，生产了约占世界总量的20％的粮食，养活了占世界人口23％的人口，被外国人士称之为奇迹。而这种奇迹，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创造出来。可见，私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社会，根本不可能做到按照生产力达到的现实水平去满足广大劳动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只有在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在扣除必要的积累后，将全部财富用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有的人仅仅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比较的标准，其实，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并不能反映出社会制度这一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现在国际上比较普遍采用的是“生活质量指数”的指标体系，大体包括人均每日摄取的热量，婴儿死亡率，成人识字率，预期寿命，平均每名医生负担的社会人口，等等。这个指标体系能比较客观地反映两种社会制度性质的优劣，根据这个指标体系，我国11亿多人口的生活质量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水平。1985年我国每人每天食物热值为2620大卡，高于发展中国家2460大卡的平均水平，接近2694大卡的世界平均水平；1986年我国人均纤维消费量为10．6公斤，高于发展中国家3．8公斤的平均水平；1988年我国每百人拥有电视机13．2台，洗衣机6．2台，电冰箱1．8台，相当于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水平；80年代中期，我国的成人识字率已达72．1％，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1888年我国拥有医生162万人，平均每个医生服务人口676人，介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高于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平均每个医生服务4940人的水平；人均预期寿命，我国为69岁，高于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64岁的水平；婴儿死亡率，我国为32‰，低于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56‰的水平。（3）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人类社会是一个具有复杂结构的有机整体。从纵向看，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三个基本层次；从横向看，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判断一个社会制度的优劣，不仅要看它的生产力发展速度、经济制度对劳动人民生活的影响，还要看它在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是否全面进步，人民群众的政治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是否得到全面提高，决不能单纯用经济指标或其他某个单一的指标去作判断。只有选择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指标组成社会指标体系，进行全面比较和综合评估，才能得出客观正确的结论。现在，我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上的排位次序总的处第6位。其中资源力居世界第5位；经济力居世界第8位，其中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上升到第8位，工业总产值居世界第5位，农业总产值居第1位；科技力居第9位；教育力居第10位；文化力居第8位；国防力居美苏两国之后，居世界第3位；外交力居第8位。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决定的政治、思想、文化制度以及人们的精神面貌和道德素质，则要比资本主义优越千百倍。
第四、要掌握科学的比较方法。一是要本质地看问题。就是要从社会制度的性质上比，比所有制形式、分配形式及其对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比政权的性质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等。看哪种制度最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要求，最能反映和代表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因而最能为大多数人所拥护和支持。二是要全面系统地看问题。对两种社会制度要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比较，既要进行纵向比较，又要进行横向比较；既要比今天，又要比昨天和前天，还要比发展的潜力和前景。三是要历史地、发展地看问题。要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问题，把两种社会制度放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进行比较，绝不能脱离历史环境来提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只能在前代人获得的生产力基础上前进。新中国是在近代中国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情况下搞社会主义的，而它短短的40年就走过了西方资本主义150年的路程，这已经是世界历史上的奇迹了。如果还要求它在几十年里超过发展了几百年的资本主义，这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有人得出“结论”，在今天这种国内外环境下退回去搞资本主义，会比搞社会主义更有希望。这是对历史的嘲弄，更是对现实的歪曲。应当看到，当今中国的发展变化之所以与旧中国截然不同，正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的结果，并不是因为中国就具备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今天的中国已经完全没有这种退回去的可能性了。因为：第一，资本主义得以充分发展的条件之一是，必须具备大量的有人身自由但失去任何生产资料的无产者的存在。今天中国的人口比旧中国人口的一倍还要多，要创立这个条件，就意味着有几亿人口要被生活所抛弃。然而已经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是决不会接受这个现实的，他们决不会心甘情愿地以生命为代价，去让资本家发展资本主义。若此，他们便会揭竿而起，重新革命。第二，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必备条件，是大量货币资本积累在少数人手中。但在中国，是不可能靠殖民掠夺和对农民的直接剥夺，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可能的办法，是走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和让小生产者自发分化的道路。这将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对于已经实现温饱、正在向小康过渡的中国人民来说，他们是决不会同意的。第三，中国是一个不发达国家，技术、生产落后，劳动生产率不高，资金短缺。如果搞资本主义，势必有许多产品要完全依赖进口。资金不足只好借外债，借债不仅要付息，还要接受对债权国有利的经济、政治以至军事条件。这样，中国在经济上难免要成为外国的“加工厂”和原料供应地，在政治上就会重新丧失独立，成为西方资产阶级大国的附庸，中国人民只能再度沦为外国资本的奴隶。这更是中国人民所不能答应的。第四，在中国重新搞资本主义，不仅不会给中国带来像西方发达国家曾经有过的那种“高点起飞”的有利条件，而且还要放弃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已有的优势和闯出一条新路的可能性。其结果，只能是从一个比别人低得多的起点从头开始，沿着别人早已走过的而现在已经走不通的道路，艰难而缓慢地前进。这注定了要永远被别人抛在后面，并且越抛越远。
总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道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这是中国人民的正确历史选择。既然实践已经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的破产和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同样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既然这一历史性的真理已被广大人民所确认，那末，我们有什么必要让旧中国的“资本”这个毫无希望的遗骸起死回生呢？又有什么必要走回头路呢？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的希望不在过去的老路上，而在现实的大道上。只有坚持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在国际上有地位，中国各族人民才能在自己的国家有地位。舍此之外，其它种种幻想都是注定要破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