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熊上任伊始，在国会发表大政方针宣言时，声称一定要使中华民国成为法治国家，如今却成为痴人说梦。熊将大政方针交政治会议审定，却被当场揶揄嘲笑，最后熊只有辞职这一条路了，他所谓的第一流内阁，变成了落花流水。因此，远生写了一篇《吊熊内阁》，发往上海申报，文首有这样一段说明：
熊总理于民国三年（1914）2月12日奉令准免本官，我直到今天写这篇通信，原因是汪大燮教育总长于2月18日，梁启超司法总长于2月19日先后上书申请辞职，这二位最后下决心辞职，使得瓦解的熊内阁所落地之瓦，至今才能确定是某片瓦某片瓦，从而使记者造词作吊才有了具体的根据。
熊内阁自民国二年（1913）9月11日组成，到民国三年（1914）2月12日熊氏辞职，仅存在了五个月。远生在新闻中称熊内阁三字在民国史上为昙花一现。熊辞职前，国务院秘书长陈汉弟就对人讲，总理已寿终正寝，而我们尚不能不亲自看着含殓。熊总理也曾对人说，内阁已经病死，我不能看其抬棺材出门。意思是总统制已定，而比副署于总统制者为棺材出门。
远生觉得虽然内阁更迭在今天已数见不鲜，挽歌时有所闻，记者不能整天以泪眼为他人作吊唁，但哀乐感人，实在不由人呀！
所谓哀乐感人，是指熊希龄辞职时讲的一段话：“泛水之舟，操舵者既无驾驶能力，必须易人，才可渡登彼岸。”而实际熊辞职原因复杂。远生对此发表评论说：自熊内阁发表大政宣言后，中外有心人士就认为这样的海口难以实现，但熊氏努力为国家计划最后的政策，其惨淡经营的苦心却难能可贵，这在中国也是前所未有的。他人天天张网收雀，而熊内阁天天做聚雀的事，那么，熊内阁言论失败，手段也失败，足见内阁诸公人世不深，称不上政治手腕家。
熊希龄的去职仿佛成了预料中的事。但不过半月，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整个北京震动非小。熊总理的前任与宋教仁案有牵扯的赵秉钧在天津实然身亡，据说是中毒而死。这叫黄远生难以置信。就在半个月前，他还专程去天津采访过这位直隶都督。两个人谈了许多。
远生熟悉赵秉钧，此人自前清时即以警务起身，其为人外似圆滑而内实精核有术数，小吏出身，所以熟悉下等社会事情，对待属下动之以情，也就深得部下之心。赵秉钧自前清时代开办警务以来，蓄养了许多部下，其中有不少很能干的侦吏。连章太炎都说，某某最怕赵智庵，因为某某的一切隐私都在赵掌握中。
袁世凯出山赵氏再起之时，正是南北尚未统一之秋，赵以其本身的能力资格抓住机会，在满人社会中拥据警察这种新势力，其地盘也最为深固。即名义上满人乌珍为步军统领管警务，实权在赵秉钧手中。
不过赵氏确实不善于文牍及政论，深以国务会议为苦，又很厌倦批阅文件。自己觉得一身兼二职，如同大患在身。远生曾在一次会议上明问赵不能兼任的理由，赵则蹙额相告：“纸片太多了，忙不过来。”
赵氏在京时多次为远生提供新闻，远生到了天津，顺便往访新上任的天津直隶都督赵秉钧，想让赵谈谈对熊内阁前景有何预见，也想采访一些政界新闻。造访时，见署中张灯结彩，五光十色，大堂以外，招待室号房等仍然是旧制，袁世凯督北洋时的德政牌匾高悬如故，一切布置与冯国璋督署时一样。远生人署拜谒赵秉钧，恰巧赵正在开会，没见到。到了晚上，赵氏得知著名记者黄远生来访，便立即差人来请。
晚8时许，远生来到督署大堂，看到室内摆设都是新的，改造的洋式房子也已焕然一新。虽然是夜间，而丁丁土木之声不绝于耳，看上去改造装修还在进行中。
赵秉钧热情洋溢，像对待老朋友一样。寒暄之后，他对远生侃侃而谈：从直隶都督而言，今日直督的位置甚为闲散，原因是冯华甫（冯国璋）督直时，厌倦省议会的麻烦，厉行的是军民分治。军民分治恐怕以北洋搞得最认真。行政公署已搬往民政长署内，一切民事惟有民政长是问。直隶都督现在所管七八十营兵，州县请调时，方由都督负责调拨。因为设有参谋长一职对都督负完全责任，所以我这个官很是清闲。都督府设有两个处，一个是参谋处，一个是副官处。都督出门，有一参谋一副官骑马相随，就好像戏台上元帅出行那样。
远生问及赵就任都督后有何感想？赵摇了摇头，喝了一口茶，说：以前在北洋二十余年，熟人极多，大家对我报有殷切希望，以为我到天津当都督后可以为他们办点事，其实他们不知道现在的组织情况和以前不一样。我到天津当都督，并没有带什么人来，因为有副官处，就连家信也可以叫他们去写，很省力。家眷我也没有带来。我现在出门，仍然是二三十名卫兵。这里有三百多人的卫队，多是从前的旧人。前些日子此间外国人请我吃饭，有人主张不可去，但我还是照旧出去。我想大可不必，我既然已从内阁出来作了都督，时时戒严，出入来往的人都要搜查，叫老百姓觉得最高长官都这么恐慌，人们就愈要恐慌。既然已经连内阁总理都不当了，还怕什么？
问到熊内阁，赵秉钧则顾左右而言他：现在的难事，头一件是财政不得了，眼睁睁地看着破产期近，没有钱就借，借到就用，也没有一个妥帖的办法。这宗钱不但人家不愿借，就是愿意借，我也不敢用。天津直隶现在一年需要支出一千万以上，而年收入仅仅是四五百万。以前华甫借款几百万镑存储支用，直隶的日子眼下还算过得去，但支持到今年三月后，不晓得有什么法子。本来都督管不着这事，没有兵饷可以行文去要，但是心中终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国税厅与地方人都不接头，哪里收拢得钱？并不是百姓少出了钱，不过是让中间人拿去了。中间人是谁呢？就是县长议长这些人。现在虽然没有县议长了，但旧架子已倒败，一时也无从收拾。
在远生看来，赵氏对军民分治不满，主张都督包办政策。
赵秉钧又接着说，这第二件难事，就是官吏多数为吃喝嫖赌之人，绝无可用材料之人。本来好官就不多，从前我在北洋看见能够办事的人不过十成中有三四成，现在更难说了。现在知事中十成中我见过一半了……
华甫在这里当都督时，遇有州县请兵剿匪，立刻调拨。幸亏有这一点，所以能保持现在的局面，但是骨子里头已不堪问了。
赵低头吹了吹茶叶，又说：本来国家太大，旧架子拆了，新的未曾盖起，药方子开得都是对的，文章都是好的，但是药料不是这么一回事，也就没有法子。我现在打算就一两府地方先办起个模范，办得好，固然好，办得不好也糟不了什么大事，请他们（指各部）也不必问信，数月之后再来视察。办几个月再看。我现在有一个主意，过些时候到北京商量，如果是决意不行，也就只好不干了。就是地方官制，也是早早颁布才好，不然尽管嚷着，人人存五日京兆之心，一事不办，也不是好事。
远生万万没想到，才十几天的工夫，赵氏已成亡人。
政界对赵的死讳莫如深，但盛传赵秉钧是中毒死亡，原因是被指控谋杀宋教仁的凶犯应桂馨脱狱来到北京，请求见袁大总统，袁不仅断然拒绝接见，而且矢口否认他和应的关系。应满腹怨气出京，军政执法处侦探长郝占一在京津火车上用电刀杀了应。赵秉钧听说此事，言语之间微露愤慨：“如此，以后谁肯为总统做事？”并下令通缉杀应的凶手。
这事没过多久，有一天赵突然腹泻头晕，一头栽倒，七窍流血而死。
赵秉钧死了，熊希龄下了，官场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主角又变成梁士诒。
自熊希龄缺任后，袁总统命外交总长孙宝琦代理国务总理，财政上的事移到了总统府，一切收支均由袁总统一支笔批定。有一天袁对梁士诒说，财政如此窘迫，交通部总要帮忙才好。梁说，只须大总统吩咐，吩咐多少，就是多少。口气真大！
近日舆论焦点又到梁士诒身上。起因是，交通总长的乌纱帽飞到杨士琦头上，忽然又被大风吹去。而这一幕就是梁士诒暗中导演的。
本来熊希龄辞职后，袁总统调周自齐任财政总长，仍兼陆军总长。梁启超、汪大燮辞职后，由章宗祥任司法总长，蔡儒楷任教育总长，交通总长由内务总长朱启铃兼任，其余各部暂时照旧。
事情是朱启铃要求辞去兼职而引发的。朱当内务总长干得很好，但他对孙代总理说：“我实在不能兼交通总长了，你看，两个部公事堆积，无法料理，最近内务部考知事就费去二十多天时间。请解去一部。”朱的话语中已露辞去交通总长的意思。
过了几天，袁大总统也问孙代总理：“你看，朱启铃不干交通部，叫谁去做才好？”孙说：“畅士琦很可以去得。”大总统欣然同意，又说：“我与杏城（杨士琦）是老朋友，不便相强，还是你去征求他的意见，如果愿意，就可发表。”第二天孙代总理找杨商量。杨却转弯抹角地说：“我现在是颐养的时候，自己有饭吃，犯不着与人夺食，交通部的事一直天然是燕孙（梁士诒）的事，我怎么可以去呢？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一定要我去做，我也没有什么不肯的。不过我决不与人争抢就是了。”孙明白杨没明说同意，但也没有推辞的意思，就去报告了大总统。袁总统也高兴，遂决定发表。当天就由国务院拟定特任命令，第二天孙代总理将任命书拿到总统府请总统盖印。
凡是京中关系任命这一类的事，都是最隐秘的，非当事人不能知。就是在各部任命佥事参事也无不如此，更何况任命总长。所以杨士琦任命交通总长的事，只有大总统、总理及拟命令者三个人知道，杨本人也不知道。
代总理孙宝琦将任命书藏在袖筒里，没有立即回国务院，先去告知秘书厅长梁士诒，然后才到国务院将命令副署，又交给秘书锁藏，准备发表。就在这一刹那！这一刹那！电话来了。
接电话的是国务院秘书长陈汉第。打电话的人是财政总长兼陆军总长周自齐。打电话的人告知接电话的人：“梁厅长（即梁士诒>说，杨士琦交通总长的任命，总统叫暂缓发表。”
杨士琦既然被确定为交通总长，孙代总理当面征得本人同意，任命令已拟好，印章也盖了，却怎么又忽然中止？这就引起了各种议论。一种说法是朱启铃将专任内务总长不兼交通总长了，还是由杨士琦接任交通总长；又有人说杨的交通总长这一耽搁就没戏了；还有一种说法是，杨长于农商，或许是改任农商总长，但有消息说农商不是杨而是孙毓筠；最近又有人说，朱启铃的交通总长不动，而许世英出任内务总长。
远生说，开出这么多戏单，不知哪一出是真，哪一出是假，其实就内幕而言，假就是真，真就是假。这件事中途发生变化，所以远生给这一新闻起的题目是《杨士琦——电影中的交通总长》。
事后有人说这全是朱启铃捣的鬼，他实际愿意当交通总长而不愿意当内务总长，所以对杨氏的任命很有意见。但有些了解朱氏的人辩驳，朱是一位能干的官僚，还不至于有这种没意思的事，而且朱在内务部干得很出色，更何况孙代总理事前曾与朱协商，朱并无异议。因此说这事是朱氏作祟，实在是捏造的。
感叹之余，远生在这一新闻的最后一段写道：总统府中有两大手腕家比屋而居，梁士诒居于东偏（梁私宅在甘石桥而公府中有别居）而杨五大人杏城（杨士琦）居于西偏。杨之为人，记者不深悉，只是间接听其议论颇多精辟之谈。杨在前清曾因提倡运动亲贵掌握政权，为一般老辈所深恶，但他在背后批评亲贵也有很多妙语，说满洲亲贵离不了一个童字，称某贝勒为童昏，某亲王为童顽，某某为童某，俪词造意适如其人，常被评为有哲学思想的官僚。一般稍有思想的人，必定是喜逸恶劳，其手段常不及其理想的十分之二三。杨士琦与梁士诒虽然是水火不相容，而一个思想的手腕家，与实干的权谋家抗衡起来，不能匹敌。这也是明摆着。
杨士琦这件事发生后，梁士诒以其经济上财政上的根基，总揽中枢，几乎成了无冠的总理，俨然呼之欲出。但是在角逐中失败的思想家也不是光吃素，他准备借袁大总统的手粉碎梁的总理梦，出自己胸中的恶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