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引人注目的是近日很多上海艳妓，听说北京议员的钱好挣，很多同业都发了，竟然纷纷结队，由南往北，进京挣钱，京沪道上南蝶北飞，成了民国以来的奇景。南国佳丽盖过北地胭脂。老鸨也以南国风味大做营销。京城里有名的像春寓、醉文阁里江南佳丽占了多数。
北京的马车也比以前增加了不少。现在议员们出门十有八九坐的是马车，而且多是自己购置的马车。北京从前没有的洋玩意俱乐部，现在发展很快，每府每县都有了，成为政客们应酬和团结本党所需的场所，俱乐部大流行。另外北京的小报也多了起来，现在已有四五家了。
在远生看来，民国成立后，政治的腐败，官场的卑劣比前清好不到哪里去，且不说直接争一官半职的那些人，就是组织政党，也把一党的干事、参事视为官员。政府中人心目中只知有官。甚至戏剧中演神仙也有百官，有仪仗，一切官样情节与俗界一模一样，足见官毒很深啊！
远生认为虚荣心和贪心使得官迷之风到处蔓延，其根源就是黑暗政治，使官吏成为一种特殊阶级，能多取不义之财，得逞个人淫威。于是求官争官的人丧尽廉耻，授官卖官的人任意妄为，极其傲慢。国人都有人格，人与人之间各有独立平等的价值，应以个人的劳力获取社会上相当的报酬，而今有了官迷，社会上的人各想着当官，奴隶人，鱼肉人，而当官的人整天琢磨着如何巴结上司再升高官。这就远离了政治轨道。人人都成官迷，离亡国之日也就不远了。
就拿如今的袁世凯来说，虽然当的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但做派行为，一切都没有脱开满清朝廷旧的一套，总统府的秘书仍然是大拉密小拉密（军机处领班章京、章京）。袁氏的命令与朝廷的上谕没有什么区别。莫非共和国的百官，还像以前那样分班拜见总统，领受训辞？或者还要每日分班到总统府朝贺？
远生想起自己当年19岁中进士，分发河南知县。多少人羡慕，可是他坚决不去，理由是自己年纪轻轻，怎忍心坐在公堂上喝令打板子？即使后来留日归国，被朝廷授予邮传部员外郎兼参议厅行走和编译局纂修官。他对友人说：“我之所以就任此职，是因为谋生之念与所谓爱国之念交迫于中，不得不以极可爱的青年之光阴而潦倒于京曹。”
待到武昌首义，远生更是无心从政，官职乃与满廷俱毕。远生从此立志不做官，不当议员，婉拒政府的拉拢，义无反顾地投身报界，当他的新闻记者。但是不做官，并不意味着不行走于官场。见了官场上的种种丑事，他心里就愤慨。
跟下国家贫无立锥之地，对外借款屡屡被列强百般刁难，可官场上的丑闻仍是一个接一个，大家都拼了命去当官，当了官又拼命捞钱，谁还顾得上国家存亡，百姓死活。唉！中国的事情，可真是坏在贪官污吏的手上了。
李伯元写的《官场现形记》，虽然讽刺的是前清旧事，可远生觉得现在的官员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记得该书最后一回讲的那个故事：
甄阁学的胞兄一辈子顶羡慕的是做官，三十年里头，连正带恩，少说下过十七八场，不要说是举人，副榜，连着出房，堂备也没有过，总算是蹭蹬极了。又考上了七八场不中，却又生起病来。病中似乎做梦，梦见走到一座深山里面，这山上豺狼虎豹，样样都有，见了人，恨不得一口就吞下去的样子……
他梦里所到的又一个地方竟是一片康庄大道，他走到一所极高大的洋房东面廊下一张外国椅子上朦胧睡去。忽然有人推他，说他撒野。他与那人对打起来，惊动洋房里的人出来问他是哪里来的？他却问那人：“你们在这里做什么？”那人道：“我们在这里校对一本书。”问是什么书？那人说：“上帝可怜中国贫弱到这步田地，一心要想救救中国。然而中国四万万多人，一时哪能够统通救得？因此便想到一个提纲挈领的法子，说是中国一般的人民，他们好像生来都是见官害怕的，只要官怎么，百姓就怎么，所谓上行下效。为此拿定了主意，想把这些做官的先陶熔到一个程度，好等他们出去，整躬率物，救国救民。又想，中国的官，大大小小，何止几千百个，至于他们的坏处，很像是一个先生教出来的。
民国成立后发生的事，比之前清更胜一筹，某些官员的行为真是能叫人笑破肚皮。比如远生从前邮传部的老上司盛宣怀，此公罢官之后，还以自己原有的官衔亲自写条子给厨房和厕所，他出入时让仆人站班。
某高官退职后忽然大病，几乎要死，吃百药治不好。他的一位亲信知道此官并无什么大恙，而是失落造成的心病，就说：“我能治这病。”于是他让人抄写了百十张官吏参谒的帖子，帖子上有姓名，有职务，由仆役把这些贴子摆到某高官的病床上一一报告：某某禀安，某某道贺。几天后果然病大愈。
还有前清一位方面大员，免职居家还要巴结铁路总办或学校监督或国防会办等等要人，与其拉拢关系，其用意不光是为了挣钱，而是一天没有官的那种排场，就一天不快乐。
因此父亲勉励儿子，兄长勉励弟弟，妻子勉励丈夫，都是把官作为门楣家训，为当官而努力奋斗成了一种社会心理。数千年专制之毒，世主把官爵当作惟一羁縻人的工具，而全国的职业中，劳少利大而作威作福最盛的人就是当官的。一人当官，鸡犬升天，有了官，就有了钱。所以官迷们即使是得不到实官，得上一个虚职也认为是很大的荣耀。就算本身当不上官而追求祖父子孙亲戚朋友的衔名，得一个虚的排场，并没有实名实利，也感到欣慰。
做官的无耻！无耻才能做官。远生想起早年亲历的两件事，那些官员的做法曾经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记得那年他为了留日官费的事，谒见一位抚台大人。这抚台大人听说远生是留学日本的，顿时放下官架子，以礼相待，笑嘻嘻地说：“今日必须以能力自活，像你们这些人是很可贵的，所以我于昨日送我的儿子出洋，就讲了这些道理。”随后抚台鄙夷地指着他的下属说：“如果像他们这些无能力志气专事钻营的蠢材饭袋，一个个毫无生气，如死猫一般，虽菩萨复生，也不能救尔等苦难。”远生以为那些官吏受如此指斥，座中有血气者听完会拍案而起，拂袖而去。大家无非是混一碗官饭，这饭也是皇上给的，不是你巡抚施舍的馒头，凭什么让你这样羞辱。不料平静如常，他们仍然胁肩谄笑，好像上司叱骂的是别人。事后还一个个走过来巴结地问：“抚台大人对你那样客气、看重，莫非你和大人有旧？”远生都替他们脸红。
还有一次，远生随某官去满洲安东。安东号称中国土地，实际上已完全日化，靠近城郭数十里的地方全是日本人的居住地，行日本风俗，用日本法律，好像忘了这里不是日本而是中国的大地。在安奉铁路终点，正在修筑鸭绿江堤围，只见对岸的韩国人和此岸的中国人都气喘吁吁地在淤泥中下苦干活，而两边穿华服傲慢监工的人全是日本人。满洲的现状，外交权衰败，让稍有廉耻心的中国人无法忍受。然而安东的官吏却依然作威作福。就安东这样一个区区之地，有道台，有道台以下大小百官，其洋洋得意的样子也不下于内地。凡是朝廷的官员来到这里，这些当官的钻营奔走，比内地还厉害。有些人的行为称得上无廉耻无心肝，甚至无皮肉。
按说到了民国，事情总该好点了，可官场还是这个官场，只不过换了人而已。国家危机四伏，而官场上争权争利之心不衰，求官买官者丧尽廉耻，封官卖官者傲慢无为。针对此种社会心理病态，早在年初远生写了一篇《官迷论》，写尽了官员的昏庸贪婪。文章一发表，立即引发街谈巷议。其后这议员卖身，党争，胡吃海喝，狂嫖滥赌，尔虞我诈，都成了远生笔下的素材，发表在少年中国周刊上。
当然，这些文章只是揭了腐朽官场的冰山一角，在有人看来书生气太重。一些做官的诀窍手段，也只有官场中人才能莫逆于心，外边的人只有惊叹的份了。比如现任总理赵秉钧就曾对远生讲过一些官场内幕。
赵说，从前没有人愿意做直隶知事，因为是出力不得钱的苦差，所以上任不久纷纷辞职不干了。可这些时日又有人抢着要做，什么缘故，就是有人发明了做此官的新办法，这个办法很简单，即直隶知事与县议事会的绅士勾结，允许人民播种鸦片，余利均分。这样一来，穷缺变成了肥缺。上司若要更换，县议事会就出面挽留，这些人也就根深蒂固了。
赵还讲，袁总统为什么喜欢遇事躬亲？因为袁有做过十多年督抚的阅历，一直是遇事躬亲，所以这一把总钥匙一直控在手里，即是北洋军兴旺之后，功将高官倍出，把持政府、军队，但只要袁总统在，决没有人可以跋扈妄为的。
的确，远生觉得官场上发生的事有时真叫人难以捉摸：忽尔报告，许总长将就法典编纂会事辞职；忽尔报告，朱总长将以与黄督办争论权限辞职；忽尔报告，某某某某将辞职。但至今不见一个人辞职，为什么？这并不是各报馆造谣，只因中国的大官不考虑自己去留与信奉政策主张的关系，只是为当官而当官。所以他们要求辞职并不是真心不想做官了，只是把辞职作为发牢骚、讨价还价的一种法子。比如说吧，富人家中不是都用老妈子吗，主人稍加斥责，她便声称不干了！可是到了真正算给工食让走人时，她则又顾恋饭碗而要求不要辞退。这就是官员们辞职把戏的最佳诠释。
还有盛传前一阵，一些参议员不顾国是，竟纷纷回省，运动当众议员，致使参议院不能开会。但这些人想做众议员，并不是想代表民意，也不是想发表政见，还是因为听说有人主张要把众议员的年薪定为八千元，至少也在六千元。他们觉得有利可图，便闻风改嫁。
不过还有些事情简直弄成了政治笑话，成了各家报纸爆炒的猛料：前农林部佥事秦嵩，因上书总统赐补参事而被免官。秦不服，他要对此提起诉讼，真是新鲜。其理由更是叫人忍俊不禁。其一，当官在于运动，运动为最近流行的名词，贤者不讳，但农林部却对他假以钻营两个字，这是损害他的名誉；其二，大总统面许的事，为什么就不能上书要求落实？远生说，报纸上评价秦嵩此举滑稽，而他以为秦嵩并不滑稽，问题的根子还在上边。袁大总统习惯于对付敷衍，无论大小事，只要有请求，都是胡乱答应。有些人的要求得到了满足，有些人只是总统口头上答应给好处、给官，而实际上没有兑现，就酿起绝大的风潮来。那些要求得到满足的人不知又要祸害多少人，搜刮多少钱财，破坏了几多法律。那些没有如愿，惹出麻烦的人，像秦嵩就是咬住大总统已经面许一事不放，认为要官是正当的，两不能说是钻营。远生认为我国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肯当面爽爽快快拒绝人，政治家的态度，尚如此暧昧，以堂堂中华民国大总统连这区区佥事的请求，也不敢当面得罪。官场的风气可想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