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从根本上改造中国社会的呼声日益高涨。对此现象，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他认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器都能做的事。”他主张“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而且要“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他说：“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胡适反对根本解决。对于胡适的言论，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予以驳斥，他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观点，指出“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其实，胡适和李大钊之所以起争论，就在于解决问题的方法，一个人认为逐个解决问题，另一个则认为需要从根本上解决，然后才能解决具体的问题。逐个解决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费时费力，就像一座破屋子，门、窗挨个修理，但房屋是腐朽破烂的，很难有个根本解决；而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就好比推倒房屋重建，才会使门和窗等全都是新的，这就是抓住了解决问题的根本。
所以，解决问题，根本之道在于抓住它的核心。
要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就要找到其中的关键点；要治好一个病人，就要通过“望、闻、问、切”，找出病根；要攻击敌人，就要找到他们最薄弱的地方；要牵牛，就要牵它的牛鼻子……
但是问题的关键却很难发现。
鲁迅因为父亲死于庸医之手，所以起初选择学医，以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他的这种梦想没多久就被残酷的现实粉碎了。在一场电影中，他看到许多“体格强壮，神情麻木”的中国人却在漠然地围观被当作俄国侦探处死的同胞，他受到的打击很大，他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于是，他弃医从文，拿起手中的笔为人民鼓与呼，探讨中国的国民性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深入思考，他抓住了当时一切社会现象的核心因素——中国的国民性，正是这种“国民性”从“内部”导致了中国的积弱和落后，也导致了中国的贫穷和屈辱。也因为发现了问题的核心，鲁迅奠定了自己成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
一个问题，解决方法总是很多的，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牵住牛鼻子呢？一旦我们找到了问题的核心，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那么，我们又该怎样抓住问题的核心呢？
抓住问题核心的前提就是我们知道自己所面临的问题，譬如工作效率低下、同事之间关系紧张、学习成绩不高、科研难以获得进展等。只要明白了这一点，仔细分析就会很容易地找到问题的核心。
为了抓住问题的核心，需要用到分析与综合的方法。分析是把事物分解为各个部分、侧面、属性，分别加以研究，它是认识事物整体的必要阶段。综合是把事物各个部分、侧面、属性按内在联系有机地统一为整体，以掌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分析与综合互相渗透、转化，在分析的基础上综合，在综合的指导下分析，循环往复，推动认识深化和发展。所有的论断都是分析与综合的结果。这种方法的实际应用就像李瑞环同志在《辩证法随谈》中所讲到的那样：“要将繁杂、零散的材料掰开了、揉碎了、摆正了、捋顺了。要分好类、排好队、归好堆、论好辈，不断地分，来回地分，边分边合，分分合合。这是一个寻找事物内在联系、探求客观规律的过程，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复杂到简单、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是最难的一步，也是最苦的一关。这要用相当的功夫，‘谁怕用功夫，谁就找不到真理’。”掰开了、揉碎了，不停地分开来，不停地合起来，下工夫认真分析，就可以找到真理，找到客观规律。对于解决问题而言，也就是找到了问题的核心。
我们以管理为例。注重过程的管理理论认为管理由管理者、管理对象和管理手段组成。如果一个公司管理混乱，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是管理者，还是管理对象，抑或是管理手段不对？对这三者详加分析之后，然后综合这三者就会得出管理混乱的具体原因了，问题也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所以，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将它们掰开了、揉碎了，在综合的指导下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综合，就会找到破解它们的钥匙，抓住问题的核心，从而最终克服它们，使我们从困境，甚至是苦难中脱离出来。
为解决问题而学习
上文中已经说明要解决问题就要善于抓住它们的核心，那么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一点，我们所有的行为都应该指向这一点——解决问题。
而为了解决问题，我们就必须学习，因为没有几个人能够不经过学习就可以完美地解决所存在的问题的。我们学习、获取知识无外乎两种途径，通过书本以及在社会实践中增加阅历、增长才干。社会是一本大书，在社会中我们亲身实践，所学到的知识更直接、更有用，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但这种方式往往代价巨大，并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得了的，因为成功的经验尚可，但是失败的经验却令人追悔莫及；而通过学习书本获取知识，可以通过他人的实践来为自己提供镜鉴，避免自己走别人的弯路，更快地复制别人的成功，还可以学得更多的知识，开阔眼界，所以这种方式更经济，更适合我们自身。
为解决问题而学习，虽然带有浓重的功利主义色彩，但如果不这样，学习就丧失了针对性，变成了无的放矢，自然收效甚微了。
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为解决问题学习是一种非常经济的方式，它避免了学习的盲目性，使我们的学习具有了明确的目标，避免无边的知识将我们困在里面，作用非常明显，因此把解决问题作为我们的出发点，有针对性地学习我们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从而确保了学习的方向性，最后做到学以致用，学用相结合，解决存在的问题。
而且，为解决问题学习，会始终对学习保持一种浓厚的兴趣，在这种兴趣的促动下，学习的效果会更加明显，我们会集中有限的精力搜罗那些我们需要的知识，效果也就非常明显了。更何况问题层出不穷，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问题无止境，学习也就没有停止的时候，在这种无止境的学习中，我们不断进步，在获得中感受学习的乐趣，快乐也就存在于学习之中了。
所以，我们就应该为了解决问题而学习。梁漱溟就是我们效仿的榜样。
梁漱溟是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国学大师，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和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冯友兰、金岳霖、朱光潜同在19世纪90年代出生的文化大师们比较起来，梁漱溟的成才之路较为独特。陈寅恪等人都接受过大学教育，而且很多人具有留学的经历，而梁漱溟却只有中学文凭，就是这样，他还被蔡元培请到北京大学教印度哲学。对于这一点他自己说是多半因为自学，“像我这样，以一个中学生而后来任大学讲席者，固然多半出于自学。”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六岁时还不会穿有背带的裤子，上过四次小学，但成绩平平，饶是如此，梁漱溟竟凭借自学出入百家，在佛学、儒学、政治学、医学等诸多领域都有建树。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学习。他一生不断追求着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梁漱溟曾多次申明自己是问题中人，而非学问中人。
梁漱溟从小就善于思考，而且会在思考中发现诸多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或许一般人会轻易放过，然而梁漱溟处世却极其认真，凡是他自己认为是问题的，都不会忽略过去，总是竭力寻找问题的答案。为了找到令自己满意的关于人生问题以及社会问题的答案，他就大量阅读书籍，无论是佛学方面的还是儒学方面的，也无论是经济方面的还是政治方面的，只要他认为和自己所思考的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相关，他都尽可能地阅读，在阅读中参考别人的意见，经过比较、分析，最后总结出自己的思想。他曾说自己在哲学、佛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方面的知识，是被问题逼出来的。于是，他的很多著作，如《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人心与人生》等相继问世，也因此确立了他文化大师的地位。
在人面对苦难的时候，抓住问题的核心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不能解决存在的问题，我们的脚步仍然不能前行，因此也就不能迈向我们的目的地。所以，我们就必须为了解决问题而学习，学得解决问题的知识和方法，掌握破解困惑的法门，从而最终克服那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