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小路回家说：“我们去买个戒指吧。”
我问为什么。
原来是他的老板告诉他：“反正你也结婚了，把婚戒戴着，别让客户以为我们公司让单身主义的小愤青负责案子。”
我们没有婚戒，因为我们没有结婚。
爱他就要帮助他，因为小路在一个如此世俗、保守主义、以貌取人的行业里工作，我们就要表现出和那些人一样的世俗、保守主义。
去买戒指的时候，才知道没有人只买婚戒，女方要有一个钻石的订婚戒指，和一个在婚礼上套上的指环。
卖戒指的人说，既然一步到位，可以把钻戒和婚戒焊在一起，直接一起戴。
小路扭捏地问，要不要他先买个钻戒求婚。
我说：“难道你连智商底线也放弃吗？”
于是我们买了两个指环。
回家一起戴上，两只猫看着。
我无法忍受婚礼，小路无法忍受注册登记。
我们都无法忍受许诺一生一世。相濡以沫？把你的吐沫咽下去吧，我还是渴死算了。
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也许算女权恐怖分子吧。
前者写文章呼吁女性权益，后者不声不响地贯彻基本教义。
实际上被恐怖分子影响到的人很少，但是他们能给社会造成很大的恐慌。因为信仰一种宗教的人，往往不容忍另一种宗教的存在。只要反婚姻主义者活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婚姻主义者就要消灭他们。
我们现在，算是潜伏了吧。
小路是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和女权恐怖分子本来就是一家。
于是，我们在随时打算分手的情况下，一起住了七年。
整整七年的时候，我们都戴上了婚戒。
初次见面，是我大三时当二房东，小路来租房子。
长发、一脸胡子，洗掉了图案的T恤，牛仔裤，一个破书包。
当时我跟女友这么形容他：“一个长得像马克思的哲学系小左。”
虽然偶尔买花偷偷摆在我的房间，但是那张马克思脸实在让人没情绪。
夏天到了，小路热得不行，把留了大半年的胡子刮掉。
那下面竟隐藏了一张清秀的脸，于是推倒之。
这就是一见钟情吧，世界很大，两个人却像在独木桥上相逢。不可避免、没有选择。
不过那时候，我们都没想到会走到这么肥皂剧的地步。我们只是一起养了两只猫。
然后我们协商了一个开放的恋爱关系。开放的意思是，只要不骗别人，只要别人接受，尽管自由地爱别人吧。
当时他在看《存在与虚无》，我在看《第二性》。两书的作者——保罗·萨特和西蒙·波娃就是开放的恋爱关系。萨特和波娃决定先在一起两年，觉得好再续约，这期间两人恋爱自由，但是要把彼此当作最重要的人。然后，这段关系持续了两人一生。
每个人都会谈自由，每个人都希望别人给自己更多自由。可是你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别人最大的自由了吗？
人生已如牢笼，何必再画地为牢。如果小路不再是我喜欢的那个人，我也不再想和他生活在一起。反之亦然。
如果你哭，我瞧不起你。如果我哭，打一巴掌让我醒醒。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小路大学读哲学和人文学双学历，我读传媒和心理学双学历。
毕业后，他读哲学硕士，我读行为分析硕士，同时当自由撰稿人。
我们租了脏乱差的市中心公寓十九层，从阳台看出去，重度污染的城市远方还有炼钢厂喷火的烟囱，酷似《银翼杀手》一开场的城市远景。
楼下街角有个酒吧，也许这个地方收入实在太低了，不收入场费，光靠卖酒赚钱。
毕业第一年，我们非常穷。除掉房租和交通、手机、上网费，一星期的预算只有五十加元。用可乐购买力换算法，相当于一百元人民币的购买力。
我可以跟爸妈要钱，但是不好意思说，二十三到二十五岁是父母逼婚压力最大的时候。我觉得不花他们的钱，就可以不听他们的话。
一年里我们打过各种稀奇古怪的工。我去温室给花摘过顶芽，二十个人一天八小时把各种盆栽最上面的芽掐掉。有人问，哪得有多少花啊？——满坑满谷的，像噩梦那么多的花！
小路夜班去超市工作，工作是把东西放到货架上。但是他摆小知识分子架子，一边工作一边学德语，不跟其他人插科打诨，结果被工头大汉欺负。
最好赚的是一次轮班十二小时的塑料厂工作，给宜家供货塑料盒。
虽然一次站十二小时（中间休息三次，每次十五分钟），但是一天下来拿的钱比较多。
因为没钱娱乐，我们就去免费的酒吧蹭歌听。太常去了，乐队还请我们喝过酒。无产阶级感情，杠杠的。
有一帮哲学系的研究生，还爱和城里的文艺青年一起在一个唱片行的楼上聚会。这不是远古时代的事，就是几年前，唱片行的生意可想而知。几个开唱片行的人实行人民公社，一起赚一起花，没私有财产。
那个小小的破落的城市里，就这样沉浮着各种浪漫，各种左翼。不过我们终究觉得和文艺青年谈不来，没多去。
第二年，小路发了论文，多拿了两万块钱奖学金。我们拿去报答酒吧和乐队，很快就烧光了。
有一天，我看小路的脸很漂亮，突然想要个小小路。他吓了一跳。
“我还没有怀，你害怕什么呀？”
“生孩子很可怕的，责任很大，很——大——！万一他变成坏人怎么办？万一……万一……”
“怕什么，又不是你的孩子，是我的孩子。”
因为我们没结婚，我的孩子当然是我的孩子。你可以付赡养费，你同时享有探视权。但是孩子是我的孩子。
那以后不久，小路决定不继续读博士了。他想找个正经的工作。
我很震惊：“我们不会是真爱吧？我还以为是肉体关系。”
“我也以为是。”他说。
那时，我已经对文字工作失去信心。出了一本微不足道的小说，也不卖。
媒体什么的，不会改变任何地方的任何社会。追根到底，没有什么能改变什么。我们都要自己成长，自己改变。
但是我得知，ABA能改变自闭症。于是我做ABA。
我想和现实妥协的时候，现实不肯和我妥协。
没有工作，一边上学一边做义工。由于之前的工作经验全是不相关的，无论做多少义工都没有工作机会，即使是特殊学校的助理工作。
放弃了理想也是没钱，面对着死路和死路，和我幼稚的倔强相比，世界倔强到荒诞的地步。
有时我甚至想，也许上天之前厚待我，只是为了养肥了再吃。
我的母亲一直不喜欢小路，原因还用说吗？为人父母的，总是觉得，自己聪慧的孩子干什么都可以，但是必须找个有钱的老公。这是人之常情，我仍然爱我妈妈。
但是我没有和小路分开。有时焦虑得睡不着，我们一起读《伊利亚特》，一人读一段。
读到那些希腊的英雄，健壮、智慧、执着，然而却被命运逼迫得像个傻蛋，从一个死局，逃到另一个死局。这就是天命吧，非要逼死你不可。
然而事实证明，命运不是抛硬币，是做烙饼。谁都能被翻上来，谁都能被翻下去。
同时，小路对哲学系前辈的生活状态感到失望，自由什么的，不过是从太远的地方看过来，看到的一层雾气。
实际上每个人都脚踏实地地活着，无论昏庸的凡人，还是智慧的先哲们。男人、女人、病人、聪明人，人人生而在枷锁之中。
只不过，富人的枷锁里有一层软垫。
小路去考了个律师助理的执照。
决定找工作以后，小路考虑过各种他喜欢的职业。最先是图书馆管理员。我们看统计机构对各种职业的预测，里面说，因为人口老龄化，以后图书馆里会有很多有文化的退休人士当义工，图书管理员很难找工作。
然后他又想当高中老师，统计机构说，因为人口老龄化，已有的中小学教师已经多了，不鼓励新人加入这个行业。
最后只有护士和律师还算前景光明，他只好去学法律。
他一直想当个学者。然而专业哲学学者和教皇一样，必须等一个死了，另一个才能就业。
由于专业原因，直到硕士毕业，他也不太会用论文搜索引擎。然后马上去学法律。
有多难，我也不知道。我只能看到最表面的东西，一个自视甚高的青年消失时，那个中年躯壳的落寞。
无论你对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有多少批评，有一天，总有一些东西会激发你的物欲。
比如说，你想让你的小孩和别人一样，可以出去旅游。
还比如，有一小块地，种一些菜。
再比如，不是复合板的家具。
一旦你发现枷锁无法挣脱，只能尽量往里面垫丝绸的时候，你就对垫的丝绸越来越挑剔。
然后你很快变成资本主义理想的产品消耗者。一个用全副精力做没用的事，以赚钱消费没用东西的废人。就像我们现在这样。
最终我们都找到了工作，都要穿正装。
我发现一个天大的秘密，如果盖住屁股，大一号的黑色瑜伽裤看上去和西装裤差不多！这个发现让生活轻松不少。
可怜小路不能穿瑜伽裤，不能尽情地坐在地下和变肥。
各种门面的东西都要装点上，车、表、皮带。小路问前辈，为什么要戴手表，不是都有手机吗。
前辈说，你觉得西装的哪一部分有实际意义，那也不能穿着泳裤去见客户啊。
于是还是买了手表。
以前我们经常嘲笑人为的浮华表象。我们决定不去毕业典礼、不举行婚礼，因为这些东西离事物本质太遥远了。
特别是婚礼，一种用月饼模子翻印的、膨松虚妄的美梦。
我们明知道自己都在变，但是会变成什么样呢？想到以后的可能性，还是有点恐慌吧。
在工作中，我们遇到和以前不一样的人。
他们穿皮草、整容、喝瓶装水（制造无意义的白色垃圾）。女人要么谈论孩子和老公，要么谈论刚买的东西。男人则爱谈论车、表、体育，以及有钱的父亲、叔叔或岳父。
我奇怪的是，那么多学历颇高的女人从心里维护那个于任何人都无益的传统社会制度。
小路奇怪的是，那么多学历颇高的男人，谈论的东西和商场夜班卸车的大汉一模一样。
右翼的生活状态原来是这样的。
工作的地方离家很远，我们不得不买了两辆车。
一个人开着一辆车上班，以亘古未有的速率消耗地球资源、污染公共环境。多么自私、无耻、狂妄，我以前这样想。
可是，坐公交车要六点起床，开车可以七点半起床。而且，冬天好冷啊。
我们一起在雪里走了五年。然后买了第一辆车，很快买了第二辆。
我们变了。
父母不再催我结婚了。
我想，只要子女坚定地贯彻一个价值观，父母最后还是会支持。他们是怕你朝三暮四，有一天憎恨几年前的自己。
而我们还是没有要小孩，还是觉得应该再存钱。
像我们所有的同事一样，我们在郊外中产阶级聚集的地方买了房子。父母赞助了。
我们两个人的父母，大概是像看猴子一样看我们。因为我们两家都没出过文艺青年，他们就想看看我们最后会怎么样。
现在这个样子，不知道他们是失望，还是松了一口气。无论如何，我们一起转行不久，两家都给了一笔钱买房子。
钱存了好几年，不想安定，不想成家，不想成为一个小康之家温柔贤惠的妈妈和一个朝九晚五忠实可靠的爸爸。
以前，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漂泊。乘桴于海，浪迹天涯。
小路最大的梦想是住在图书馆旁边一个小小的公寓里，写一些不出名的文章，批判海德格尔不出名的演讲录。
然而最后，我们的工作已经确定不会变了，最后一个房东又很差劲。加上会有亲戚的小孩来附近读书……就干脆买了房子，大家都有地方住了。
由于我们没结婚，找了个律师做房产一人一半的公证。
我们还是随时准备着分手。应该说，我每天都在想，也许明天回家小路就不在了。又或许明天我在路上看到一个帅哥，仿佛狭路相逢，不可避免地相爱。
——那我和小路的一切都变成了回忆。
因为这样，每一次拉手都有决绝的历史感。
此时此刻，我还在爱你，你可千万别走啊。
我们住在一个比较老的社区里，有些家庭两代人在这里出生。目前这里的居民要么是退休老人，要么是新婚夫妇。
这个社区最大的好处是后院比较大，二百五十平方米。前一任屋主很小布尔乔维亚地把前后院都弄成草坪，我们要都给它铲了。现在我们日常能做的正经事，也只有读书种田而已。
搬进来不久，我们一起在后院扫落叶，旁边一家的老太太过来搭话。
她自称是退休教师，小路就在自我介绍时随口说，我们结婚两年了。
从此这就是我们对外的口供。默默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同时尽量不打扰周围的人。
为什么不结婚呢，因为婚姻终究到底是个剥削女人的制度，经济上和文化上。
我养得起小孩，小孩是我的。就算有奇怪的东西混进去了，还是我的。
一旦你说了一个谎，就要一辈子撒谎去圆它。
为了把故事编圆满，我们一起去买了戒指。
开放的恋爱关系还是没有变，虽然我们在漫长的七年里一共只行使过三次恋爱自由。
自由与爱是你能赋予别人最好的东西。
平心而论，如果没有出轨的刺激感，恋爱自由不是多么好玩。
以后，我们可能继续在一起，一起腐化或者一起疯狂。我们也有可能马上分开。
如果我们一直到老都没有分开，我们的孩子会以为我们是一对没经过反叛期、没经过思考就走进中产阶级俗套家庭剧的平庸夫妻吧。
那也没办法啊，如果平庸就是我们最自由的状态，我们也只能继续这样下去。
对于名分这件事，以前我们采取不问不说。如果有传统人士执意要问，就说我们结婚N年了。
但是以后，我们要互称夫妻，因为这是社会习俗。
买了两个指环，在厨房里戴上，两只猫做见证人。
发誓相爱到不爱为止，相守到不想在一起为止。在那以前，无论富贵贫困、快乐悲伤、健康疾病，都不影响对方，只是相爱。
于是我们宣布我们是夫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