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世纪末，人们才得出结论，这两个问题都源于美国的贝西默式炼钢厂所采用的“过高要求”式生产方法。得出这一结论的线索是，这些用平炉炼出来的钢在用作钢轨或者钢梁之前并没有进行性能测试，而这些产品在19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产生危害了。原来，与转炉钢相比，平炉钢加工起来速度更慢一些。耐久性高的钢不仅要求有正确的化学成分，还要有紧密的、排列良好的颗粒状分子结构。辊轧（或者锤击）都将迫使钢的分子结构发生重组，但是这种分子重组是突然发生的，而且依赖于温度——温度越低，钢轨或者钢梁的质量就越好。由于沉重的钢部件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冷却，所以把它们辊轧成型所需的时间也就更长一些：总而言之，事实证明正是这种用于大规模生产现代零部件的“过高要求”的方法生产出了存在严重缺陷的产品。（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霍利一直在警告不要在过高的温度下加工钢材。）
对于卡内基来说，这更是一粒苦药。他是“过高要求”方法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而且还拒绝逐步换用平炉来炼钢。因此，随着结构钢工业大规模地弃用贝西默式的转炉钢，卡内基突然发现自己不得不加速追赶了。不管怎样，一旦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卡内基就立即以他特有的高速度追赶了。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时，“宅地钢厂”已经几乎完全被改造成了一个平炉炼钢厂，以满足军用装甲和结构钢市场的需要。又过了十年，钢轨市场也完成了这一转变。
霍利首创的一些方法，以及钢轨和结构钢方面遇到的令人烦恼的问题，这些都是新挑战所具有的特点；而所有的公司在转而采用现代的生产模式时都要面临这些新挑战。要紧跟这些挑战，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新的工作领域。在这方面，宾夕法尼亚铁路可能是最早的行动者：1870年，它授权化学家查尔斯?达德利组建了一个测试研究实验室。此后不久，炼钢工厂也开始雇佣化学家进行研究了；到19世纪90年代时，他们又请物理学家加入进来以对钢梁的晶体结构片断进行分析。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时，标准石油公司已经建立了一个全面的炼油实验室；例如，根据对目标客户及其使用环境——抗热或者抗冷、室外或者室内使用、机器转速以及使用环境对润滑油的污染程度等——的市场调研，它的润滑油业务已经扩大到了十几条不同的生产线。铁路上的实验室也开发出了规格标准和测试方案，并且对发生故障的零部件进行严格的检测以便对他们的供应商进行控制。公司也开始为卖主建立历史档案，并且记录其产品的性能表现。行业协会也大量涌现，成为了跨公司解决技术问题的平台；而且，这些协会还开发出了许多行业标准，如钢轨外形，刹车和信号惯例、结构负载计算公式以及安全标准等。运营手册也像投标文件和合同材料一样变得越来越厚了。铁路运费的决定权也从铁路高级主管那里转移到了地区性的货运代理商手里，因为他们的存货能够详细地反映出当地的业务趋势、运力需求以及车辆存量等信息。
学术研究与工业实践的有意识的联姻激发了专业化组织的一次小繁荣。1870年至1900年间，美国成立了至少245个专业协会——包括了化学家、工程师、冶金家、律师、医生、经济学家等等——这些协会的宗旨是提高行业标准和资质，确保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的传播，以及影响政府和行业政策。美国政府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投资——包括根据1862年的《莫里斯法案》而建立起来的政府赠地大学网络——也为那些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行业“研究组织矩阵”的扩展提供了支持。从1870年到1900年，大学毕业生的人数从52300人增加到了23.7万人，而研究生的人数也从不到50人一跃增加到了6000人。当然，教育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但是，从教育机会的宽泛度方面来说，没有一个欧洲国家能与美国相比。美国还从德国的大学里招收了大量的“科学明星”；1900年，在通用电气公司和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建立行业研究实验室时，德国人都发挥了主要作用。总体来说，这些努力的结果都是在朝着产品和流程开发的更加系统化、更全面地适用各种标准、使生产运营更具可预见性的方向前进——总之，组织机构化得到了最好的发展。
与此同时，公司财务工作的复杂性也在迅速增加。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铁路实际上是唯一在半公开市场上筹集资金的行业。一条新的铁路，特别是西部的铁路，在盈利之前都必须为它的钢轨和车辆支付数百万美元。相反，当洛克菲勒进入炼油业的时候，他和几个朋友自己就能够支付一个炼油厂所需的成本了；而且，在几个月内，他们就开工生产并且能够盈利了。从那时起，他所有的增长依靠的几乎都是自己筹集的资金。（洛克菲勒也从银行借了大量款项，但这些款项大都是需要在短期内偿还的现金流转借款，而不是长期投资资本。）桥梁和煤矿通常都是通过发行债券来筹集资金的，但是投资者们也都把它们看作是铁路融资，这也有充分的道理。在建设埃德加?汤姆森钢厂时，卡内基也确实通过朱尼厄斯?摩根发行债券以筹集资金，但那只是一个例外：1873年发生了大衰退，致使他的财务出现了紧张状况。在大部分时间里，卡内基都能够不依赖于那些投资银行家和证券市场；在这一点上，他与洛克菲勒同样让人嫉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