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德国和英国在钢铁业的竞争与自由贸易的模式是很不和谐的。古典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大卫?李嘉图[10]的“比较优势”原则[11]——称贸易政策旨在使国家的收入最大化。但是，俾斯麦的德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一样，也专心于优化一些特定的战略性工业。为了实现军事征服计划，德国给本国的钢铁业“强行喂食”；同样，日本为了实行工业征服计划，也对自己的半导体工业采取了这样的政策——即使整体的国民产出和收入因此而遭受损失也在所不惜。在这两个例子中，准命令性的经济组织都是有意地阻碍正常的市场机制发挥其作用：国内产品的高价格对国内竞争已经不再起作用，因为行业进入受到了企业联营的严格限制。考虑到两国自己的目标和主张，他们所采取的政策都是有效的。德国的崛起后来只受到了战争的阻碍；日本在半导体行业取得支配权后，又受到了来自韩国的企业联合的挑战。
（原书第282页插图文字说明：
“最初的考克西失业请愿军”[12]。在卡内基的带领下，美国的权贵们乘坐普式卧车抵达国会，请求关税保护。）
美国在19世纪的贸易实践更多地符合李嘉图的理论原则。当安德鲁?卡内基维护钢铁业的关税时，他通常提出的借口是钢铁业是一个“新生工业”，应该排除在基本的理论之外，但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如果能通过一段时间的保护而先在国内建立并充分发展有活力的竞争，那么从更长远来看，美国的总体财富将会从中受益。当然，卡内基的自由贸易立场中有许多的伪善之处，因为当美国的钢铁业已经发展壮大而再无法被称为“新生工业”的时候，它的关税还是那么高。但是，经济历史学家们仍然对最根本性的问题很感兴趣：在美国这一案例中，“新生工业”这一借口有充足的理由吗？
1890年，美国对马口铁征收关税，这也许是最常被引用来支持其早期保护性关税的一个案例。马口铁主要用来制作马口铁罐头和屋顶材料。内战之后，美国的关税法案并没有把马口铁包括在内，美国市场被低成本的威尔士制造商所统治。1890年对马口铁征收的关税引起了很大争议。反对的势力很强大，不光有食品工业，还有标准石油——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口铁用户；从赤道到亚洲的整个地区，随处可见它的蓝色的、容量为五加仑的煤油桶，而这些煤油桶是用马口铁做成的。（于是，对于那些用于再出口的商品所支付的关税，美国财政部给予了“出口退税”或者关税折扣。）关税法案只以微弱优势在国会获得了通过，但还附带了限制性条件，即只有当国内的生产达到了一定的最低量之后，法案才会生效；不管怎样，作为一个更广泛的关税削减行动的一部分，马口铁的税率在1894年减半了。
经济学家弗兰克?陶西格在1915年写的文章中称，他从马口铁关税事件中发现的证据表明其“对保护主义者不无好处。”几乎在关税刚刚通过时，美国的产品价格就上涨了，相当于威尔士的产品的价格再加上关税；而生产也明显剧增。没过几年，威尔士的马口铁工业就遭受了巨大损失，几乎陷于停顿。（威尔士的大部分工厂都迁到了美国。）国内马口铁产品的高额利润引发了新的激烈竞争，而美国产品的价格溢出也迅速下降到只有关税的大约一半，而且在1894年关税削减后还在继续下降。然而，正如陶西格指出的那样，产品价格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原材料价格的下降。用于制造钢板的钢坯的价格占到了马口铁价格的60％，而且还要征收很高的关税。也就是说，如果钢坯不受保护的话，美国的马口铁就不需要关税。由于国内产能不断增长，钢坯价格也随之下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马口铁产量会增加。
这个令人高兴的进步过程却被穆尔法官1898年的马口铁合并行动无情地打断了。新的马口铁公司又把价格提高到了接近关税溢价的水平；马口铁的高价格与正在下降的钢坯价格结合在一起，产生了非常高的利润。高利润导致大批的新企业涌入，其中也包括令人生畏的卡内基钢铁公司；而这也使得维持这种高利润的前景非常不可靠，从而最终促成了美国钢铁公司的形成。并购之后，虽然美国钢铁公司在新的竞争中不断地丢失国内市场份额，而且国内的产品价格也逐渐降低到国际市场的水平，但它还是把产品价格稳定在了关税溢价的大约一半左右。到1910年时，标准石油这个最精明的成本管理者之一，已经摆脱了关税给自己造成的劣势，转而寻求国内的供应商。当时，美国钢铁公司是一个大型的马口铁出口商，它的出口价格通常比国内市场价格还要低。至少从表面上看来，关税好像确实发挥了作用。虽然花费了将近20年，受过度保护的利润也引发了一大群竞争者，但美国最终也拥有了一个大规模的工业和具有竞争性的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