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帝制时代，信奉宗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刘英之所以敢这样大张旗鼓地崇奉黄老，和当今圣上汉明帝的主张有关。明帝继承光武皇帝的统治思路，以黄老之术为治国思想。光武驾崩后，明帝并没有改弦易辙，而是继续推行黄老之术。国家此时需要这种统治思想，而明帝本人又对黄老之学深为欢喜，所以，整个东汉初期，汉帝国在皇帝的许可下，到处可见黄老思想。刘英自然是这种思想的推崇者之一，并且希望在楚国能将这种思想发扬光大。在他与明帝来往的信件中，他真诚地表达了这一理想。明帝对这位兄弟的想法深为赞同，并不时地用厚重的赏赐来表达自己的赞许之心。
这个时候，东汉帝国并不仅仅是黄老之学，还有并未成熟的佛学。永平五年（公元62年），明帝梦一金甲神人绕殿西升，自称浮屠。事后，特意派人西行天竺，求取佛经，回到洛阳后，帝国大为震动。刘英在得到这一消息后便派人到都城洛阳询问情况，天竺国来东土的二位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给刘英派来的使者讲述了佛家思想，并且还送了他们佛像和译的经文。当刘英看了二位高僧的解释后，发现，佛家思想与黄老一样也是主张清净无为，如果修炼圆满，即能延年益寿。刘英非常高兴，如获至宝，就开始在楚国将佛像与黄老牌位并排共祭，由此而成了他每天的政事之一，不但如此，他还将佛的思想传递给别人，使得整个楚国掀起了崇奉佛老的热潮。
刘英的确是个虔诚的佛老之徒，在永平八年（公元65年），明帝下召，罪犯可以用缣帛来赎免。刘英就派了专人带着黄缣白纨三十匹，送上朝廷。并且上表文说：“托在藩辅，过恶累积，欢喜大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明帝非常感动，亲笔下诏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恐有悔吝，其将缣帛发还，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特此报闻。”
“伊蒲塞”与“桑门”都是梵文译音，“伊蒲塞”就是普通信仰居士，“桑门”就是“沙门”，“和尚”之意。从明帝的这道诏书上可以看到当时楚国信仰佛教的人是相当多的。刘英在得到明帝的褒奖后，立即展开大行动，他与信仰者们齐心协力向佛老表示忠心，制作了金龟玉鹤，象征成仙长生；刻印文字符书，以示吉祥如意。不但如此，刘英还把那些信仰者造册登记，这份登记表中，仅有身份有地位的就达数千人。可以说，在这一时期，楚国俨然已经成为崇拜黄老和佛教的一个小圣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五年。永平13年（公元70年），刘英的厄运来了。
有人到朝廷诬告刘英与渔阳人王平、颜忠等造作图符，谋为不轨。这个人叫燕广，楚人。所遗留下来的历史材料已经无法证实这个人到底跟刘英有什么关系，但此人当时只是一介布衣，即使跟刘英有关系，也只能是以信奉佛老的名义接近了刘英。又或者是，此人跟王平和颜忠这两位当地士绅有过节。有一种猜测认为，燕广就是个小人，明帝登基后曾成立了专门的特务组织来监视天下人，所以告密成风，燕广这个人正是想借此谋取荣华富贵。但无论如何，的确是他向朝廷报告了刘英有不轨行为。
明帝得知此事后，很是诧异，但由于他主张告密，同时燕广的揭发信看上去还真像真事，所以，他下令相关官员去查。有关部门官员自然不敢怠慢，跑到楚国去全力查案，经过两个多月的查询后，他们向明帝递交了一份查案报告。报告认为，楚王刘英的确有纠集奸诈之徒，捏造事实，妄作图符，私印文字等罪，并且还擅自设置诸侯、王公、将军、二千石之职，实属大逆不道，按国家法律，应立即判处死刑。
这些负责调查的官员并没有说谎，按照燕广的证词，刘英的确广泛与人交往，这些人中难免会有不法之徒，至于图符，刘英不过是为了摆在佛老像前而制造的。但设置官职一说，却属于荒诞了。刘英即使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这么做。况且从他平时的表现来看，他不可能喜欢这样折腾。那么，这些官员所调查出来的刘英擅自设置朝廷官职的“事实”到底是怎么得来的显然就成了一个谜。这些负责调查刘英的官员与刘英无冤无仇，没有必要诬陷刘英，而且他们也深知刘英与皇帝的关系非同一般。所以，不敢诬陷也在情理之中。但不论怎样，刘英的犯罪证据确凿，即使是明帝，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兄弟做得太过火了。
明帝在不久后就给出了刘英处罚，削掉“楚王”封号，把刘英调离封国，徙居丹阳泾县，为了让他可以活着，赏赐给他五百户，供汤沐之用。本来，这件事可以到此结束。但随之而来的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后，事情就不能到此结束了。
刘英被燕广诬告前，朝廷的太尉虞延早已经得到了类似的奏折，虞延看了奏折后就把它扣了下来，因为他的想法很简单，首先奏折所说的内容不符合事实，其次，即使符合事实，由于刘英是皇上的亲戚，所以也不能把此事闹大。但燕广在那道奏折上去石沉大海后，立即就直接托人找到皇帝，把这件事说了一遍。明帝这才派出人去调查。同时，又派人去讯问虞延，为什么要隐藏此事。虞延在那个形势下已经说不出什么理由，就自杀了。刘英在丹阳听到这个消息后，认为皇帝真的想把此事搞大，所以出于不想连累他人的心，就上吊自尽了。
明帝在得知此事后，很是悲痛，先是下令以侯国之礼来葬刘英。但同时，他把检举人燕广封为折奸侯，命令让燕广来办理这个案子。燕广这个人不但是歪曲事实的行家，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酷吏，他把和刘英有来往关系的而且在册的一律下狱，多达数千人。这些人中有在朝亲贵，有藩国要吏，有民间名士。在严刑之下，主人被处死，随从的流放。被燕广诬告的颜忠与王平进入狱中后自知将死路一条，于是，开始诬告他人，想在临死前找几个垫背的。他俩一口咬定隧乡侯耿建、郎陵侯臧信，护泽侯邓鲤和曲成侯刘建等也参与了他们的佛老活动。燕广派人将这些人捉拿到洛阳，可这些人居然都说自己根本不认识颜、王二人。但，燕广已经诬陷了那么多人，已经不在乎这几个了，也把他们定罪。如颜、王二人这样的人很多，他们被捉进来受到诬陷后，立即又去咬别人，一牵十，十牵百，几千人被牵扯进来。整个东汉帝国处于阴云之下。
后来，光武帝夫人马皇后出面劝说明帝，这件案子牵扯太多人进来，事实上是根本查不出什么问题来的。还是罢手吧。
明帝突然醒悟，东汉初期的这次楚王案才宣告结束。
而折奸侯燕广的下场已不得而知，不过，一个靠歪曲事实而得到功名利禄的人在将来的人生道路上还会做出同样的事情。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道理。他的下场也就可以猜测得出来的，毕竟，诬告不是生存之道。
5、皇帝的诬陷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诬告者往往就是接收者本人，确切地说，是有着生杀予夺大权的皇帝。在这些皇帝中，开国皇帝占了一大半，刘邦与朱元璋是其中的顶尖诬告者。汉朝初年的韩信案和明朝初年功臣的集体被屠杀案就是明证。由于这类人原本就是接收者，所以当他们把自己的这一身份与诬告者合二为一后，其所诬告的对象绝对的在劫难逃。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谋反”罪将胡惟庸诛杀。事前，有人告丞相胡惟庸“谋反”，证据是此人在城外看到他家里刀枪林立。朱元璋立即逮捕胡惟庸，严刑拷问，逼他承认谋反。胡惟庸虽然最终也没有承认，但将其灭族的罪名仍旧是谋反。胡惟庸案可看作是朱元璋对功臣集团开刀的一个前奏。他之所以杀胡惟庸，是因为胡惟庸本人受到朱元璋的优待好几年，他自己一个人独揽丞相大权，随便提拔人和处罚人，很多人奔走于他的门下，给他送的金银财宝多不胜数。甚至有时候，很多该让朱元璋知道的事情也没有让朱元璋知道。实际上，朱元璋对于胡惟庸最恨也最怕的是他的专权。而作为一个皇帝，不能随便杀丞相，所以才有了“谋反”这一罪名。
不过，胡惟庸案所牵扯进来的功臣并不多，由于胡惟庸平时就自视甚高，与他来往的功臣很少，所以朱元璋把诬告的本事发挥到了极致，也没有杀掉多少功臣。但十年后，通过李善长一案，他终于有了发挥诬告才华的机会。
李善长是如假包换的明朝功臣，朱元璋刚起兵时，他就跟随左右，可谓是为朱元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正是因此，所以当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已经七十多岁还没有死掉的情况下，朱元璋开始焦虑起来。李善长在胡惟庸死后被封为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朝廷中的名望颇高，朱元璋必须要把这个老功臣处理掉。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帝国都城南京有许多人因罪被迁往边地受罚，这些罪人中就有李善长比较亲信的丁斌等人，李善长舍出一张老脸向朱元璋求情，请求赦免他们。朱元璋立即找到了机会，先将丁斌下狱审讯。丁斌这个人背景有些复杂，他十年前是胡惟庸的一员幕僚。朱元璋所以要拿他开刀，就是因为他有这个背景。果然，在严刑与引导之下，丁斌回忆往事，突然就想起了十年前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常常出入胡惟庸府。朱元璋听到这个消息后，心花怒放，立即逮捕李存义父子。十年啦！李存义上了年纪根本记不起十年前的事情了，但这并不要紧。朱元璋想要的东西，就必须要他亲口说出来。严刑之下，李存义居然承认了这样一件事：当初胡惟庸想谋反，派我去说服我哥哥李善长，并许以事成之后封我哥哥为淮西王。
审讯官问：李善长可曾答应？
严刑之下，李存义回道：虽没有答应，但心已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