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蔚雨翻来覆去睡不着。叹了口气准备起身去厕所，被萧潇从上铺探出的脑袋吓了一跳。萧潇问：“怎么，担心你爸爸？”蔚雨摇头：“医生说没什么大事。咦？你怎么知道我爸…”萧潇笑：“余碧若下午快把全校犁了一遍找你。”蔚雨想起自己去医院跑到校门口看见余碧若，冲他喊了一句：“我爸病了我去医院！”就跑走了，估计余碧若担心的不善。萧潇的眼睛在黑暗里闪着光：“要上来么？”蔚雨说：“啊？”萧潇轻轻敲了敲上铺的床帮：“你不是被话憋得睡不着么。”
萧潇的床很软，枕头也很软，萧潇同样柔软的头发，在枕头上磨蹭，像傍晚的秋风划过水面。蔚雨的声音如同窗外林间草丛中的秋虫，安静而美好。
萧潇凝视着黑暗，听着蔚雨诉说着他的父母：蔚雨的父母都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解放前姥爷是知名的民主人士，爷爷是地下党，长期从事策反工作。两家人由于某个著名历史事件熟识并保持着深厚的情谊，因此蔚雨的父母算是青梅竹马。
文歌，一个后辈人难以理解和触碰的年代，一个给了无数人终身伤痛的年代，在那个年代，保持人性已是最高贵的行为，而蔚雨的爷爷和姥爷给了她可以坦然甚至骄傲地面对那段岁月的资本，无论面对怎样的侮辱和压力，他们都从来不曾做过违背自己良知的事情。蔚雨的爷爷被下放了，当蔚雨的母亲在遥远的西南边陲把苦涩的青春和汗水洒进原始蛮荒的土壤时，传来了姥爷不堪受辱“畏罪自杀”的消息。当时，母亲身边只有父亲，甚至连回家见姥爷最后一面的资格都没有得到，蔚雨的姥爷一生谨慎自持，在生命的尽头他曾善待和熟识的世界却连骨灰都不允许他留下。
蔚雨的父母，两个二十岁不到的年轻人远离家乡和亲人，无法想象他们的内心和身体遭受过怎样的折磨。幸运的是，他们忠贞而乐观，互相支撑着彼此的世界。
蔚雨的父母在艰苦而压抑的岁月里依然保持了浪漫和乐观，，她从父母那里听到的都是云南美丽的风光和知青们的生活：他们割胶，种地，开山，也写作，画画，唱歌，由于知青们的多才多艺，蔚雨得以在多年后看到年轻的母亲在国境线那条美丽的河流旁采花的倩影和父母为那段难忘日子写下的诗篇。
然而，父亲的小说在北京的同学中传抄被举报，定为反歌命小说，加上是黑五类的子女，蔚雨的父亲被两个北京来的警察带走了，随后蔚雨的母亲多方打探，得知蔚雨的父亲被判刑，关进了监狱。两人再次见面，已是六年后。
恶劣的监狱生活毁掉了蔚父原本健康的身体，在蔚母的悉心照料下，他逐渐恢复了，却埋下了今日的病根。文歌结束，两人返回北京，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双双考上了大学，又作为公派留学生出国留学。后来蔚父拒绝了联合国的优厚待遇毅然返回祖国，被分配到一个人浮于事的研究所，随后蔚母也回到北京，两人顺理成章的结婚，不久就有了蔚雨。
之后，蔚雨开始喋喋不休的抱怨父母从小对她的种种“虐待”：别的孩子还让爸妈抱的时候，她已经打酱油了；别的孩子让爸妈背着书包接回家的时候，她奔向菜市场和小贩讨价还价；别的孩子在灯下父母准备好的水果旁学习的时候，她在计算家里这个月的开支；别的孩子享受美好的大学生活时，她一周两次地回家打扫卫生做饭。。。渐渐地，蔚雨的声音越来越小，萧潇转过头，蔚雨闭着眼睛睡着了，嘴还惯性地动了动。萧潇想笑，却笑不出来，她在蔚雨看似抱怨的话语中分明听出了两个字——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