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洞”和“暗流”
这是一个已经被人谈论得太多的话题。
然而，它让人无法迴避。因为它关系着中国生态建设的成败，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关系着我们的子子孙孙……
1998年8月7日在长江防洪抢险的紧张时刻，长江中下游之间曾发生过一件震动国内外的大事——被当地官员称为“固若金汤”的江西省九江市长江大堤决口，洪水居高临下，不仅威胁九江45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将使京九铁路、昌九高速公路和九江长江大桥被毁或中断，影响波及华中、华南、华东、华北广大地区。
为了尽快堵住决口，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副总理温家宝、国防部长张万年等亲自过问和指挥，抢险部队兵将达两万余人，出动预备役、民兵3万人以上，仅在决口处一二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聚集了14名将军在指挥战斗。
九江市动员了1.2万名干部职工前往堵口一线抢运物资和粮食，在一线参加抢险的九江市干部、群众达10多万人，全国许多省、市、自治区都伸出了援助之手。
曾发明“钢木土石组合坝”堵口技术的北京军区某集团军，组成了抗洪堵口技术分队，飞驰九江救险。
经过五天五夜的鏖战，最后终于堵住了决口，然而国家和人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除十几万军民直接参战外，还动用了船只150余艘，冲锋舟、橡皮艇120多艘，汽车、装载机、挖掘机等设备1000多台（辆）；消耗的堵口物资有沉船10艘，土石方20余万方，稻谷豆类2700多吨，钢材80多吨，化纤袋、麻袋177万多条，毛竹3500多根，木材100余立方，耗资达数亿元。仅向决口处抛堵的粮食，便可供1.5万人吃上一年。
至于这次决堤到底死了多少人，却没有人说得清楚，有人说是几百，有人说是几千……
九江长江大堤为什么会溃决？是不是仅仅因为洪水？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这段大堤1995年才重新修建、耗资平均每平方米达1万元。原设计防洪墙应该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但实际上不但水泥标号不够，掺沙太多，而且一些墙段里根本没有一根钢筋，有的只是“替代品”铁丝和竹片，而即使有钢筋的地方，钢筋的直径也和设计要求的16毫米相差很远，最多只有小拇指粗。
这是一个典型的豆腐渣工程，由个人承包修建。
而豆腐渣工程又总是和官场的腐败现象联系在一起的。
在生态环境建设中有没有类似九江大堤这样的豆腐渣工程乃至别的“黑洞”泥？
答案是肯定的。
实施天保工程后仅四川省便先后处理了各级林业局长近20人，其中最重的被判刑6年。还有一位县委书记也被逮捕法办。这些人有的是将“天保”资金挪作他用（包括兴办第三产业、修建厂房等等），有的是对偷伐天然林制止不力，还有个别人则是将部分“天保”资金当成奖金进行私分。
在退耕还林中，也有腐败的暗流在涌动。有的粮食部门不按国家和省上的规定给农民供应合格的粮食，而是趁机处理已经不能食用的甚至不能喂猪的鼠耗粮、陈粮；借此获得部门利益；有的乡、村基层干部借退耕还林之机谋取私利，不但不向农民们讲请楚退耕还林的政策，而且还在兑现粮食时搞“两本帐”，对上一本，对下一本，对农民进行克扣，林业部门派人将粮食直接发放到老百姓手里，竟引起了一些乡、村领导的不满；也有一些基层林业站和乡政府扣取退耕还林农民的钱、粮作为工作经费（每户扣粮食10斤）……
以沐川县为例，该县的五指山造纸厂曾将建立原料基地的造林资金1000多万元用以建筑厂房，2000年被查处，副县长等多人被撤职，但在退耕还林（草）工程中，许多农民又反映，根本不了解政府的有关政策。
2001年12月底，在寒冬迷茫的雾气中，我来到了沐川县的沙溪村，竹阴下一群农民围住了我，他们衣服单薄，穿着沾满泥泞的草绿色“解放鞋”，问他们：“退一亩给多少粮、多少钱？”他们的回答是：“不晓给好多粮，好多钱，反正政府让退就得退，给我们多少算多少……”“哪个给你讲政策嘛？只晓得让我们退了粮食种竹子，政府叫搞我们就搞……”
正因为政策没有讲透，少数农民一直不懂得退耕还林还要签合同——他们只糊里糊涂地在合同上盖了个章，竟不知道合同的内容，于是部分乡、村干部便趁机谋取私利。有户农民反映，他家一共退耕2.2亩，第一次兑现时按2.2亩给了粮食，第二次却变成1.7亩了，不晓得是咋回事……同行的县林业局工作人员告诉我，农民来告状的不少，他们曾经多次处理过类似的问题，确实有一部分乡、村干部在兑现补助钱、粮时做了手脚，发现后就处理了，没发现的就无法了。
除此之外，农民们还反映，“上面”提供的种苗质量很差，大部分死了，不如自己去买的……
种种腐败现象无疑大大影响了天然林资源保护和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实施。
2001年8月，在四川省“天保”和退耕还林（草）工程试点工作会议上，省财政厅副厅长王雪梅曾在发言中指出，“两大工程”在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滞留、欠拨资金；弄虚作假，虚报工程项目，虚列工程支出，通过假帐骗取或套取工程资金；挤占串用资金，擅自改变资金用途；用工程款抵交税款；将工程层层转包，谋取私利；退耕还林不按政策要求实施，将已建成的梯田、好地、平地、粮食高产地纳入试点范围，片面追求成片、连片的规模效益。
四川省监察厅副厅长陈文华在发言中也指出，从接到的举报信和查处的案件情况看，各地在实施“两大工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些县、乡领导干部对国家实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的地方由于管护责任制不落实，执法监察不得力，盗伐林木、滥占林地等问题时有发生；退耕还林还草不坚决，还林不退耕的问题较为普遍；工程资金管理不严，部分地方虚列开支，串用、挪用资金等违规使用工程资金现象较为严重；个别基层干部弄虚作假、虚报冒领钱粮，不将补助兑现给农民较为突出。
2003年3月初，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揭露了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一个村连续三年不向退耕还林（草）农民兑现补助钱、粮的不法行为，中央电视台曝光后，四川省和内江市进行了严肃查处，除立即向农民兑现了全部钱、粮外；区委书记、区长等多名干部被撤职。
腐败现象当然不仅仅反映在对“天保”和退耕还林（草）工程资金的使用上。按规定，企业的排污费应100%收取，收取后70%用于建立环保补助资金，进行环境治理，30%用于环保部门自身建设，但凉山州环保部门却违反规定，对企业的排污费只收取30%，而这30%又全部用于本部门的奖金、福利和弥补行政经费的不足，以致环保补助资金迟迟不能建立，而各排污企业则认为已经交了钱，排污已经合法。
凉山州西昌市的一家化工厂严重污染，引起地下水变质，老百姓们反映强烈，多次要求处理。1999年这家工厂整体出卖时，买方要求提供环保合格文件，厂方报告环保局后，分管副局长要求监测，但工厂的环保科长向环保局局长私下“请示”后，局长竟大手一挥说：“算了，放他一马！”并勒令有关科室打印正式文件，盖上大印，证明该厂“环保合格”。
阿坝州红原县在进行牧区“三配套”建设时，省畜牧局在“九五”期间曾陆续投入了3000万元资金，但据了解，真正到牧民手里的，不足三分之一。大量资金被挪用，发工资、发补贴、买进口小轿车、吃吃喝喝接待上级……小小一个县，许多局竟用起了“沙漠王子”。省领导下去检查时，到牧民家一问，发现了问题，问县领导咋搞的，县领导支支吾吾只是强调困难……
与腐败现象相联系的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僚主义。小平同志对中国的官僚主义曾经深刻地揭示和批评道：
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小平同志把徇私行贿和贪赃枉法，也归入中国的“官僚主义现象”之中了。
考察中我曾随一些上级部门的一些“检查组”到基层检查生态环境建设情况，其中有两个检查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是××市财政局、纪委、林业局、粮食局联合组成的“执法检查组”，一路上饭吃得讲究，检查工作却是“走马观花”，而且从来没有听到检查组成员们认真研究一下工作，倒听他们男男女女“妙语如珠”地说出一个又一个“荤段子”和顺口溜，什么“干部有四怕，一怕群众写信，二怕小姐有病，三怕情人怀孕，四怕老婆不信”等等，据说当地的干部们每人都会说几个“荤段子”，聚在一起时便互相交流，谁说得最多便最得意。因此三天下来，虽然基层反映挪用“天保”和退耕还林工程款情况十分严重，但检查组“酒杯一端”也就“政策放宽了”。
而另一个检查组则由××市林业局的书记带队，到基层三天，夜夜打麻将。第一天晚上打到凌晨两点多，第二天晚上凌晨一点多，第三天晚上直到凌晨五点多……三夜麻将一打，白天的工作也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依靠这样的人来领导中国的生态环境建设，其结果将会怎样？
生态环境建设工程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投入巨大，而我国目前这方面的监理和监察机制都不健全，虽然也制定了许多规定，也在反复检查（据有的地方反映，一年接受的检查在20次以上），也在进行审计和监理，但据实际工作部门反映，大多在“走过场”，而实施生态建设的单位，也有不少人千方百计避开各种监督。
我国的扶贫资金曾出现过不少漏洞，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的资金会不会也出现类似情况？
事实上，挪用生态建设资金的现象已经大量出现。例如：
凉山州会理县部分区乡迟迟不兑现退耕还林（草）农民的种苗费和医药、教育补助费，全县滞留的资金约20万元，审计时已提出意见，但迟迟未能纠正。
广元市市中区部分村、组将补助退耕户的钱粮截留。
苍溪县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曾因大搞庭园经济闻名全川，当时的县委书记赵洪银提出了“头戴绿帽子，脚踩粮囤子，腰栓钱袋子”的工作思路，但是在“天保”工程中，却发现这个县挪用资金的现象十分突出。2001年11月检查组进行检查时，发现国家拨付的430万元资金仅到位190万元，连2000年的资金都还滞留在县财政局，当作者向主管副县长询问原因时，对方面带怒容悻悻地回答：“我们没有挪用！不晓得为啥没拨下去！”
一位市林业局局长曾经满怀无奈地说：“我只希望党政领导从长远利益考虑，不要只顾眼前，只顾自己的政绩，不要挪用天保资金。至于哪些地方、哪些部门挪用了，我就不便点出，可能作家在采访中已经知道了！”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两面三刀，阳奉阴违，被老百姓称之为“又做端公又做鬼”，是中国官场的一大特色。表面唯唯诺诺，点头哈腰，毕恭毕敬，背后却我行我素，各自为政，地区分割，部门利益，上面如来检查，自有一套炉火纯青的对付办法，天保和退耕还林资金虽然都管理得极为严格，但也不免为他们钻空子了。
偷伐、偷运、偷销的“金三角”
“禁伐令”下达后，面对中国国土包括长江上游大量消失的绿云，老百姓们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便是，是不是有人还在继续砍伐森林？
我国自1998年实行“天保工程”以来，对森林资源的保护确实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但乱砍滥伐的现象并没有停止。特别在一些省与省、县与县交界处，盗伐、偷运的现象更为严重。盗伐者中除少数人是为了解决自建房或烧柴（这些人采伐量都不大）的急需外，还有人是为了牟取暴利。
凉山州的雷波县本是生态环境的重灾区，但2000年7月，用处理困山材、归类材的名义，向上级要来7000方木材指标后，却用偷梁换柱的手法砍去天然林2000多立方米卖出，被检举到州和省后才被迫停伐。省上要求严肃处理，但在某些县领导的包庇下，县纪委查处时十分困难，因此一直没有彻底查清。也就是这一年，雷波县还发生了另一起毁坏森林的事件：在卡哈洛区元宝山距金沙江不足10公里处，有一片1974年种植的云南松，共200多亩，2万多株，被定为水土保持林，但当地借口这里涉及与另一个县的边界，一夜之间几百把斧头齐下，把树砍光。县上一直隐瞒不报，当地群众向省纪委、省监察厅举报，上级追究后，才不得不草草给予少数基层干部警告、记过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