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镇北台后，我又参观了沙地植物园，这里集中了各种适于固沙防沙的植物，是省治沙研究所的实验林场。乔木有树形美丽、枝叶舒展潇洒的樟子松——从黑龙江引进的，比油松更适合在沙地上生长。灌木的品种比乔木多得多，花棒、踏郎和一种从内蒙引进的银色的柠条，都是优秀的治沙“先锋植物”，它们开出了许多粉红的、大红的小花，倒也十分灿烂和美丽。目前，在国家的支持下，榆林已经大量采用飞播的办法种植灌木和草，效果很好。
为了解决种苗问题，榆林市建立了一个占地300亩的中心苗圃，每年可以提供各种种苗3000～5000万株，但全市每年的需要量却在10亿株以上，因此许多乡还建立了自己的苗圃。
国家对榆林的治沙工作给予了一贯而有力的支持。1988年赵紫阳考察榆林后当即表示要拨款1000万元支持榆林治沙，以后国家计委分5年把1000万元拨到了榆林，这是国家对榆林的治沙工作第一次大规模的投资。1997年以后，经国家计委批准，榆林12县已经全部列入了生态环境建设项目。
近年来，国家的投入再次增大，每年天保、退耕还林还草、“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和生态工程等加在一起，投入在2亿元以上。
在陕西省治沙研究所固沙造林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苏世平等人的带领下，我考察了另一个治沙示范点海流滩。
治沙研究所条件十分简陋，桌椅都像是五六十年代的产品，油漆已经脱落，但研究成果却享誉国内外。离榆林市区15公里的海流滩便是他们直接参加实验的基地之一。
汽车向榆林北面驶去，路过了横亘在榆林境内的长城，明显地感觉到了长城内外景色的巨大差异。长城以内可以说是绿野平畴，沟渠纵横，很少看见成形的、大面积的沙丘，而长城以外却是一派黄沙漫漫的景象，虽然还长着一些沙蒿和沙柳，但却掩盖不了大漠的荒凉和严峻，到“凉秋九月，塞外草衰”的时候，真会“但闻秋风萧杀之声”了。
海流滩又是另一番景象。
海流滩过去曾是榆林著名的穷窝，人们形容它“天旱一把刀，雨涝一团糟，行人无方向，鸟兽没窝藏”。20世纪60年代榆林人民把榆东渠修到这里后，老百姓们用引水拉沙、排涝等办法改造沙丘和盐碱地，造地2000多亩；1992年省治沙研究所又把这里作为示范点进行整治，再造了3000多亩良田。
进入海流滩后我仍然看到了沙丘，但这些沙丘已经不是光秃秃的，它们长满了婆娑的沙柳、蓬松的紫花槐、欢快的沙蒿和簇簇丛生的柠条，近两天又下了雨，这些灌木便生长得更加茂盛，全都绿得纯粹而鲜亮。
沙丘中间是大片大片的良田，种着玉米、水稻、洋芋和别的作物，黑油油的。良田周围水渠纵横，渠边、路边、地边都有整齐的防护林，形成了完整的林网。榆林的农民是勤劳的，对土地也很有感情，对庄稼侍弄得很精心。我想找几户农民采访，但家家户户都没有人，人们全在地里劳动了，只一些狗拴在家门前，一见生人便汪汪大叫起来。
治沙的过程当然十分艰苦，这是国家的“八五”攻关课题《毛乌素沙地生态经济型防护林体系模式建设研究》，参加的有漆建忠、周心澄、苏世平、杨忠信、霍建林、李金昌等20多人。他们总结了老百姓们的治沙经验，然后围绕“生态经济型”和“体系”加以提高。最初是引榆溪河水拉沙，把沙丘加以平整，然后种植沙打旺、草苜蓿等植物固沙并增加土地肥力，以后再种树和庄稼，以防护林为骨架，充分发挥多林种生物群体的多种功能和效益，使经济、生态、社会效益全面增加，通过现代化科技手段，使沙漠也成为一种土地资源。
看见地里绿油油的庄稼和地边高大整齐的防护林带，同行的苏世平副研究员脸上露出了十分欣慰的表情。他是1975年从西北农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一毕业就分配到陕西省治沙研究所，从事治沙工作已经有20多年。他以一个科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态度，向我谈起了毛乌素沙漠的治沙：
在这里治沙为什么能取得成效？有一个特殊条件就是毛乌素沙漠是我国最好的沙漠——地下水丰富，别的沙漠就不行。‘毛乌素’在蒙语中本来就是‘有水的地方’，而且还是甜美的淡水，不是盐碱水或矿化水。丰富的地下水对作物的生长很有利，对治沙也很有利。当然，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人对大自然的破坏造成了多么可怕的后果——条件这么好的地方居然会由于长久的战乱和过度的开垦、砍伐等原因，变成了荒漠，人类确实应该反思和警醒。
好容易，我们在一户姓袁的农民家里找到了一位正在削洋芋的老大爷。他看上去不过60多岁，身材高大，面色黑里透红，似乎很健康，但一交谈才发现他耳聋。袁家的房屋从外面看去十分普通，但房屋内部却很考究，不但铺了彩色瓷砖，刷了乳胶漆、包了门框，而且老人的房里还挂着大幅风景画，年轻人的房里有梳妆台和花瓶，瓶里插满了塑料花。厨房和厕所都是单独的房间。
老大爷独自坐在院子里，不慌不忙地削着一个个洋芋，不知道是准备下种还是用来喂猪。院子角落的谷壳堆上有一大群麻雀和几只画眉、野鸽一面叽叽喳喳地交谈一面起劲地在谷壳堆里觅食，而老人也没有赶走它们的意思。真是一幅人鸟融融、怡然自得的美景。
后来，我们又到地里去和农民们交谈。一位姓刘的农民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搞起了蔬菜基地，还进一步想搞庭园经济，已经建了苗圃和鱼塘，“老百姓们都有了生态意识，愿意治沙，大家还希望将来能在沙漠中建立一块旅游区哩！”他兴致勃勃地说。
离开海流滩到神木县吃午饭时，意外地遇到了神木县沙地柏资源自然保护区负责人杨永智，这个又高又瘦的年轻人，皮肤被大漠的风沙和烈日变得像黑炭一样。他自豪而感慨地向我谈起了一家三代造林护林的历史：
我1989年从陕西省林校毕业，后来又上了成人高校。我们管理的沙地柏又名臭柏，属于第四纪孑遗树种，是大漠中唯一的常绿树种，耐干旱、抗风沙、抗严寒，个子不高，一般只有几十公分，最高也只有一米多，像绿色的地毯一样铺在黄沙之中，成为沙漠里一道独特的风景。过去被人们砍伐和破坏得十分厉害，现在已经成为西北城市绿化的首选树种了，人们常常用它来代替草坪，因为它比草坪更好。
我们一家三代人都从事造林和护林工作，这种家史全榆林可能只有一家。祖父杨生秀从20世纪50年代便开始护林，当时全神木县都是沙漠，都成了游牧民族，根本无法种地，只留下了祖父管理的那一片树林。祖父在沙漠里种树有一套经验，他搞起了自己的试验田，采用竖立防风障、前拉后挡、挖大坑等土办法，还严把苗木关，尺寸不够、水份不合格的树苗都不栽，终于造林成功。省治沙所发现了他，把他聘为土技术人员，大学生们常到他那里蹲点，向他学习造林技术。在他的影响下，周围的老百姓们也兴起了造林热，种下了许多树。
祖父对树林的管护也狠下功夫，创造了“无人畜毁林区”。他的办法是，只要一发现有人在树林里放牧，不骂不打，只给你口扁闲串，讲保护林木的道理，一直说到对方受不了为止。因此好些人说：“可不敢让老头抓住，抓住了口扁得没法……”
祖父1956年、1958年连续被评为省上的先进工作者，是当时全榆林地区林业上唯一的省劳模，多次参加过群英会。也曾有人威胁利诱他，甚至把他拉到水库上想淹死他，幸而被人发现救下，但他从来没有退缩，护林一直护到76岁的高龄。报酬呢，最初一天是几分钱，70年代涨到每月10元钱。
父亲杨杜栓1958年正式被招收为国营林场职工，主要是培育杨树、紫穗槐等植被，1976年神木县成立沙地柏资源自然保护区时他被调进了保护区。这里的沙地柏50年代曾有40多万亩，1975年只剩下了11.5万亩，现在只4万多亩了。60年代树林里还有豺狼、野猪、野羊，现在都没有了。
我们在保护区里主要抓管护，向老百姓宣传，帮助他们制定护林的乡规民约。1982年开始实验繁殖的办法，1985年有性繁殖和无性繁殖都取得成功，以后又成功地实验了病虫害防治办法。
最近几年最大的问题是，由于城市绿化的需要，偷窃沙地柏苗木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他们不分季节、不分日夜地偷，我们便只能24小时值班，连除夕和大年初一都不敢休息。保护区只有八个人，又没有车，只得租车后把被盖放在车上，白天在林区管护，夜晚在交通要道上巡查，天气越不好越要去。冬天有时刮起了大风，气温降到零下30℃，还是得去巡查，不然就会有人钻空子……我们的平均工资是七八百元吧，没有奖金……
在离开榆林前，当地的专家和干部们向我谈到了榆林仍然存在的一些问题。
干部们说，榆林市虽然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总体看来，生态仍然脆弱，表现为：水土流失面积仍有3.69万平方公里，工矿开发区还有加剧的趋势，每年输入黄河的泥沙达2.9亿吨，占全省输入量的36%；土地沙化仍然严重，虽然流沙面积有所减少，沙漠化的强度有了降低，但沙漠化的范围仍然在扩大，2000年较1995年强度沙化土地又增加了50万亩；草场退化、沙化、盐碱化已占草场总面积的44%，每亩产草量平均不到200公斤；防护林退化、老化加快，大量灌木林树种单一，又进入了更新时期，再加上近几年的连续干旱，枯死面积已不断增加。
专家们说，陕北地区近年来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气候变得日益干燥，年降水量从400多毫米降到300来毫米，蒸发量却在2000毫米以上，对植被的生长十分不利。榆林处于额尔多斯高原与黄土高原交汇处，是干旱到半干旱的过渡地区，有“灌木王国”之称，但是选择什么样的树种，如何进行乔、灌、草结合目前仍只找到一些零散的对策，并没有完整的经验。“六五”、“七五”、“八五”、“九五”都在攻关，但仍然没有真正找到“生态经济型”的成功路子，目前大量成果仍是“有生态无经济”，推广起来十分困难。他们还反映，国家把大量生态建设资金投入了地方，但有的地方互相扯皮、争权，乃至挪用、腐败，大大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果。
高原的绿色摇篮
2001年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考察期间，炉霍县全国绿化奖章获得者、全国森林系统育林功臣林业局局长毛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炉霍历史悠久，战国时期已与中原地区广泛往来，并开始大量种植青稞等农作物。
这里是甘孜州北路咽喉，进藏要口，历来有维护祖国统一和反对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抗日战争时期曾积极为前线将士捐款筹资，1936年红四方面军曾在这里整休半年之久，北上抗日时，又得到了炉霍人民在物资上的大力支持，还有一批炉霍儿女参加了红军，为国捐躯。
一踏进县林业局大院，便看见这里正在大兴土木——用自有资金兴建职工宿舍。仔细一打量，发现林业局的办公楼、招待所和职工住房都清洁、漂亮而适用，证明这里确实有一个很好的当家人。
吃午饭时，县林业局局长毛生来了。这是一个身高1.8米以上、高大壮实的藏族汉子，40多岁，穿着藏青色林业公安制服，一脸纯朴而单纯的笑容。特别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陪吃的只有一位办公室主任和一位女性工会主席（后来一直是她陪伴我考察），没有喝酒，菜、饭都是招待所食堂自己准备的，简单、清淡、干净。毛生局长并没有陪我吃饭，但却一直带着笑容，很有礼貌地站在饭桌边，一面询问我对高原的印象，一面向我介绍炉霍的情况。
后来我才知道，性格直爽、作风正派的毛生，是不喝酒、不陪吃、不好应酬、不愿接受记者采访的。但对林业局内部和林区的管理却极严格，在藏、汉族职工中都有很好的口碑。
毛生出生于山区农村，曾在民族干部学校学习，当过生产队长、大队长、乡长。从小便喜欢种树，在家乡的山沟里曾经种植了一大片白杨，二三十年过去，如今那些白杨已经有碗口粗细，在孤寂的高原上带来了一片动人的绿阴。
他担任炉霍县林业局长已经有3年。
1989年底刚担任局长时，炉霍县林业局和四川省许多林业局一样，陷入了资源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两危”处境，职工们竟靠借贷发工资。毛生一方面纠正了继续招聘人员，造成人浮于事、包袱沉重的做法；一方面大力进行内部整顿。过去县林业局汽车队长期亏损，但队里不少人却发了财，有的司机竟有几百万货款没有收回。在毛生的亲自过问下，车队重新制定了收回货款的奖惩办法并严格执行，开除了少数损公肥私的人，充实了一批老实、正派的司机，一年后，货款终于全部收回。对林业局下属各个工段，毛生也狠抓成本管理，查出了许多帐物不符的问题后一一进行了整顿，堵住了各种漏洞后大大降低了成本。
炉霍县林业局取得大发展是1992年以后。
这一年春天，县委批准炉霍县林业局与县林场合并，成立县林业开发总公司，林业局推行企业化管理，成为炉霍县体制改革试点单位。毛生既是局长，也是总经理。
在这次改革中，毛生进一步显示了自己的管理才能和领导者的气魄。包括继续完善和改革分配制度，实行以岗定酬并向一线倾斜，大大地调动了一线生产人员的积极性；打破干部和工人界线，实行能者上，庸者下和优化组合，让干部和工人们有了危机感和竞争意识；进行用工制度改革，推行合同制等等。与此同时，毛生又深入基层，不断研究和解决生产和管理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严格制定降低成本、节约资源的措施，终于使企业走出了经济危机的困境。自1992年以来，木材生产成本一直控制在每立方米50元左右，比同等条件下的州属企业低了一半多，成为全甘孜州木材生产成本最低的采运企业，每年创利税800万元以上，被四川省经委评为“县级工业企业五十强”单位，成为甘孜州20多个森工、林业单位中的佼佼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