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不同类型人在向阳湖不同的表现，离不开他们成长的道路，离不开他们曾经走过的大变局时代。透过这些不同人群的不同表现，可以帮助我们窥见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影子，寻找“过去”与“当下”的内在联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读懂与理解向阳湖文化人和向阳湖文化。
具体分析，在“五七”干校期间，向阳湖文化人身上体现出的大变局时代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强烈时代烙的影响
“文革”中有很多典型的行为，如对领袖狂热的崇拜，以最艰苦的劳动为荣等等，对知识分子而言，还多了一项深刻地自我反省与改造。
今天的人们，说起那个时代的狂热往往觉得可笑或者不可思议，如果说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因为年轻气盛，在时代的大浪潮中容易受到鼓动，那么，一批经历了时代变局、见多识广并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他们会是什么状态呢？
离开北京前，大部分“五七”战士都到天安门广场向毛主席宣誓，保证把自己“改造”成毛主席希望的“革命”分子，很多人宣誓的时候，激动得热泪盈眶。
郭小川在向阳湖干校写的诗中表白：“我们能够，／能够贡献自己的一切，／为了我们的毛主席，／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能够，／能够改造我们自己，／成为毛主席的真正战士，／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更有一批“五七”战士，在干校真诚而深刻地自我反省，认为过去写的作品带有强烈的“封、资、修”色彩，表示要与过去的自己决裂，郭小川在给家人的信中就认为，自己过去写的诗现在“不忍卒读”。 张光年则对照毛主席的那么多“最高指示”自我反省：怎么差距那么大呢？家人来信，他还主动上交给干校政工组审查。
“五七”战士司徒新蕾回忆，刚到干校的时候，睡觉的地方都紧张，一群女“五七”战士睡一个大的通铺，每人拥有的位置不足一米宽，翻身都困难，遇上孩子放假前来，窄小的位置还要加上一个小孩，就更是拥挤不堪。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时任干校军宣队总负责人的李晓祥回忆，“五七”战士们的劳动积极性很高涨，都想当劳模，争先进，那些年老弱者也不例外。如干校组织集体背粮，年高体弱的张光年还主动要求比别人多背上二十斤，而郭小川则是干校有名的插秧能手。
一方面是个人遭遇的不幸，如张光年到干校的时候，是受中央专案组审查的成员，行动受人监督，还受着失眠、脱肛等疾病的困扰，郭小川在干校也是在大会上受批斗，还有多种疾病缠身。而另一方面却是真诚的自我改造心理和内心的火热。是什么让这些文化精英们如雾里看花一样，跟着时代的浪潮盲目与盲从？
我们不得不回头审视知识分子们走过的不平凡人生之路。苦难中国在经历大变局之后，如涅槃重生般立于东方。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们一直用他们的眼光在审视，而每一次审视，都增加一次对党的信任与深情。少年张光年是在“五卅”惨案的震惊中走上革命道路的，此后，一直在党的领导下开展艰苦卓绝的革命工作，以开书店的名义为党开展秘密联络，参加过大规模的抗战宣传，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同敌人开展过斗志斗勇。郭小川是在日寇进攻家乡热河后，跟随全家逃亡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他带着国恨家仇要求抗日，却遭到逮捕，在国民党宪兵用带钉子的皮带抽打下，他悲壮地喊着：“我是东北人，我就是要抗日！”卢沟桥事变后，郭小川做出了一生中最重大的选择：参加八路军。1941年，他奔赴当时爱国青年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此前，张光年也迎着大西北呼啸的寒风，迎着抗日的烽烟到了延安。
当年，热血青年一批批地奔向延发，“是以‘回家’的亲切感觉而扑向母亲的怀抱的。”“把延安当成一个梦想，一个天国来奔赴的。”周巍峙、冯牧、严文井、李季、韦君宜等一批向阳湖人，都相继奔向当时心中救国的一盏明灯——延安。韦君宜称，当她看到拥兵数百万的国民党丢失了祖国的大片领土，而区区几万人的共产党部队却在一天天发展壮大，她更是把一颗红心整个交给了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知识分子看到，平民百姓宁可让自己的孩子挨饿，也要把仅有的一点粮食留给解放军战士……
新中国成立后，“一个不再受百年来的各种帝国主义欺压的独立的中国，1949年炮击长江中的英国军舰，五十年代出击美国于朝鲜，六十年代又彻底与苏联决裂，确实证明中国已不现可轻侮。百年来帝国主义给予中国的耻辱一扫而光。1949年的胜利带来了一个空前统一的中国/从黑龙江到西藏，中央的指示令行禁止，级级奉行，畅通无阻，不再是五十年来的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割据局面了/这是充满了理想与希望的开国时期。”“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让百年以来最深切感受民族屈辱、有着国家统一与民族兴旺强烈诉求的知识分子们而言，决心真诚地委身于新的政权，追随新的领袖，并不自觉地把国家与民族的大业看得高于个人。
所有这些，对知识分子而言，除了紧紧跟随，他们有什么理由去怀疑或者抗拒党？正如韦君宜所讲“毛主席领导我们得到了胜利，我们全心全意拥护他，他是我们真正的领导袖。”既然多少年以来在潜意识中设置了一个“党和党的领袖不会错”的前提，那么在党和党的领袖要求大家在“五七”干校接受改造就是应该的，真诚地自我反省也是自然的。那种“在冰天雪地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拼出一个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天不怕、地不怕，千难万险踩脚下的先进集体。”的精神也就可以理解了。
回顾当年那种狂热的追随，牛汉说：“1949年前后全身心为革命，这不是真正的简单，而是个性没有解脱，是宗教献身式的，是作为工具出现的。当时没有意识到，现在回过头来看，真是愚昧。”
然而，处在当时的环境下，有多少人能够以超越时代的眼光，感受到自己的“愚昧”？相反，在行为举止不自觉地染上强烈的时代烙印倒显得十分自然。
二是从“斗士”精神的缺失看大变局时代对向阳湖文化人的影响。
如果说郭小川等人在干校的狂热带有明显的历史印记，那么，另有一批人的行为则让人感动得匪夷所思。
冯雪峰是在革命处于低潮的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左联”发起人之一，鲁迅与共产党及毛泽东本人交流的桥梁，参加过长征，曾在国民党上饶集中营被关押两年。“文革”之前，被无端开除党籍，后被打成叛徒，1969年下放咸宁“五七”干校，此时，他年纪很大而且身体很差。
在“五七”干校，他主要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是劳动十分积极，派他去放鸭，“他领任务之后，就马上去鸭群边寻找自己的岗位。尽管当时鸭子已吃饱，在水洼边睡觉，他还是蹑手蹑脚地往鸭群边靠，死死地盯住它们，生怕它们一展翅就飞跑似的。一会儿，鸭子纷纷醒来，在水洼里戏水，冯雪峰更显得紧张，围着水洼来回跑，任我怎样制止也无效。看来他将我交给他的任务牢记在心，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另一方面，他通过各种方式争取恢复党籍却未能如愿。1976年，在生命弥留之际，他的家人还代他最后一次向党组织提出了恢复党籍的申请。
冯雪峰的行为不仅仅是让人感动，甚至让人不解。一方面，在上饶集中营的时候，他遭受着非人的待遇，病了，用刻图章的小刀做手术，被抽去两根烂掉的肋骨，用竹片挖去胸口的烂肉和脓血，即便如此，他至死不屈服，始终严守党的机密，还在狱中开展秘密串联活动、办壁报，表现了坚强的斗争意识与顽强的反抗精神。可是，面对“五七”干校无理而不讲人性的管制，他的反抗精神荡然无存，反而服服帖帖。
另一方面，他在人们纷纷脱党的低谷时期加入党组织，为了党的事业出生入死，最后却被无端开除党籍。然而，开除党籍的当天，他就召开家庭会议，嘱咐家人不要因为他的遭遇动摇对党的信念。此后，他从不抱怨，相反却以最虔诚的态度，争取重新回到党组织怀抱，至死不渝。
陈白尘 “文革”期间从南京被无端押送北京，先住“牛棚”，后又作为“中央专案组”的审查对象下放向阳湖。在向阳湖，他不仅没有通信自由，行动还要受人监视。
与冯雪峰一样的是，在解放前，陈白尘也曾蹲过国民党的监狱，那时候他也一样充满斗志：“但在我被捆住两臂，直立阶下，尚未用刑时，那位团副冷笑了一声说：‘陈斐（陈白尘在狱中的假名）呀，已经被绑上十字架了，你愿意做殉道的耶稣么？’我感到好笑：这家伙是在知识分子面前故意卖弄哩，便也冷静地回答道：‘你把我当作耶稣来恭维，不敢当。’”可是，在“文革”中，面对不公正的个人命运，他对党、对领袖一直保持着炙热的情感，他在《牛棚日记》中记载：“晚七时全机关开表忠心大会，即清队的动员大会。我和401室的人都去参加……这是把我们加入到群众中去的开始了，极为兴奋。开会前歌声不绝，听到几首新作的歌颂主席的曲子，不觉泪下。”1971年7月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党的五十周年生日。作为一名党员，被排斥在党的一切活动之外，心中是不能平静的。”1972年1月11日，他的日记内容如下：“晨听广播，忽闻陈毅同志逝世的消息，顿然泪下。主席亲自参加追悼会，是无上的哀荣。”
冯雪峰也好，陈白尘也罢，都只是“五七”战士的缩影和代表，曾经的民主革命的“斗士”，如今成了民主的“俘虏”，自觉自愿地成了顺从的“羔羊”，而且还是对党心怀真挚情感的“羔羊”。
需要提出的是，陈白尘当年在国民党的监狱，还可以写文学作品，然后寄出狱外发表。如今，被“自己人”管制，他的家信都要受到审查，写日记更是秘密行动。
个人境遇与外在表现的反差，在“五七”战士中极为普遍。当年领导过著名西战团、又创作过《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周巍峙，早在1934年，反运当局禁止发行他的歌集的时候，他不仅不退缩，反而改名“周巍峙”（与旧社会巍然对峙）后继续发行。可是，“文革”开始后，他被迫每天指挥夏衍、王冶秋等人唱《黑帮歌》：“我是黑帮，我是黑帮，我有罪，砸个稀巴烂！”唱完之后就跪下，把胸前挂的牌子举过头顶，口中念着“我是黑帮周巍峙”。遭受这样令人发指的人格侮辱后，他下放到向阳湖放鸭，劳动态度却堪称一流，为了提高鸭的产蛋率，竟然去厕所掏蛆，冲洗干净后用来喂鸭子。
一个个不可思议的逆来顺受、随遇而安，让人们不得不思索。我们甚至容易读懂离我们更远的李白、苏轼，却读不懂离我们更近的冯雪峰、陈白尘。比如李白，无论是身居皇室，还是沦为囚徒，他的狂放都是一如继往，不曾发生过改变；苏轼无论位居三品还是成为一介农夫，他的自信和乐观也不曾下降；杜甫无论身在皇帝身边还是逃荒在外，他的鄙视叛军和忠于皇室从不曾动摇。但是，一个面对国民党的屠刀高高昂起头的读书人，会对“五七”干校专横的军宣队服服帖帖；一个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的知识分子，会在不断的盘问与责难中怀疑自我、否定自我。所有这些，究竟是为什么？
我们再一次把眼光投向中国的大变局时代，以及大变局之后继续的巨变对文化人的影响。可以说，文化人在向阳湖行为举止上的不可理解，正是因为他们更深地理解了他们曾经走过的时代，更深地理解了当年拿生命做赌注、抛弃一切私心杂念、奋不顾身追求的人生信仰，以至在惨淡的现实面前，他们宁可选择做“羔羊”，也不可以违背多年来自己的一腔热血。
走过新文化运动，经历了“左联”岁月，经历了与鲁迅的交往到对鲁迅精神的护卫，经历过集中营的非人磨难，经历了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茫然，又在党的营救中脱离苦海，对当年毅然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冯雪峰背负着山一样的情感，这座情感的大山压得他和周巍峙等人宁愿在“自已人”面前俯首帖耳！也让陈白尘可以抛弃所有个人委屈，为党的事业心潮澎湃。
韦君宜曾经在一首诗中写道：“家呀 我们对得住你 你愧对了我们。”这个家，指的就是党。而她的先生在续诗中这样写道：“不管家里把我们当作外人 我们也是家里的人 就是死了也愿意——葬在家里的地 就是变做杜鹃 也住在家里的屋檐……因为打不掉也抹杀不了的——一颗共产主义的心”读了父母的诗后，他们的女儿说：“可是我的爸爸妈妈，在他们才二十多岁时，在他们曾经日思夜想、为之奋斗、无比崇敬的自己的‘家’里，是怎样地强忍住内心最大的悲愤，是怎样地以宁可化自己为乌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人格为乌有的代价，维护了这个‘家’的呀！/哪怕在深夜扪心的呻吟中，还要虔诚地自我讨伐。”
《红岩》的作者杨益言在走出渣子洞后，又在“文革”中被造反派关押，在自己人的监狱中，他每天坚持锻炼身体，为的是将来为党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而此时，《红岩》的另一个作者罗广斌已经死于造反派手中。无论什样残酷的现实，都不曾动摇这样一批共产党人对党的信念，只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他们用生命为代价做出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