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伴随着大走“五七”道路的时代风潮，沈从文南下向阳湖“五七”干校。此时，他已经是一位67的岁老人。曾经的诸多身份或者荣誉，比如《大公报》编辑、西南联大教授、著作等身的作家、文物专家……在他的身上找不到一丝痕迹。在鄂南乡村，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位中等身材、戴着眼镜、恬淡而寂静的老人。
窄而霉斋
南下之前，上头说是为了北京的战备疏散，咸宁方面都做好了接待安排。没想到，到了咸宁之后，人员名单里根本没有他。但是既然已经来了，干校方就暂时安排他住在干校总部“452高地”。
到住地的时候，印入他眼帘的只有两样东西：一盏煤油灯，一摊蛇皮！他没有说什么，收拾着安顿下来。
没有人注意到他蹒跚的脚步，也没有人注意到他满脸的倦容，直到他不堪体力劳动，经常发病以致晕倒，干校方才把他安置在离向阳湖数十里地以外的双溪，劳动量大大减轻。
劳动强度减了下来，住房的问题却难有着落。一会住阁楼，一会住教室，一会住医务所，有时则住在民房里，没有床的时候，还直接睡在草窝中。
老人辗转搬迁，给住地取了个十分贴切、颇具文采的名字：窄而霉斋。原来，这房子平时雨中不过四五处漏，有盆子接水。在雷阵雨的季节，屋里屋外一样不分，有时半小时得扫除积水二盆，整个屋子除了床上，到处是一片湿漉漉。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住处在一个月内曾三次灾难性袭击，处境一生所未遇……”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什么熟人生人来到房中时，都异口同声说到‘好湿、好闷’”。当时经常给沈从文看病的张医生回忆：“沈老住在中堂左侧的厢房里，房子较小，与南方所有的民居一样，窗子小，光线自然较差，窗外是一方天井，对面的厢房被房东用作牛栏。我第一次去看沈老时，他指着对面的厢房幽默地对我说：‘我住牛棚了。’我真担心他夏天如何生活。”
吃饭也算是一个问题，区公所食堂的饭太硬，他打回来后得在炉子用水煮一煮再吃。到了下雨的季节，为尽量避免在泥泞的路上行走，他中午到食堂打一次饭，留下一半晚上用开水泡着吃。
用水得亲自到一里以外的井中去提。
此外，心脏病、高血压、关节炎严重困扰着他。张医生回忆，沈先生的血压达到130-240mmHg，每隔三四天都得到医院取药，情况很不好。有一次病情加重，还住院治疗了40多天。由于对身体状况的不乐观，他给夫人张兆和写信，对后事都作了安排。
年老体弱的沈从文，在偏僻的南鄂乡下，生存状态令人堪忧。
情系文物
艰难生存环境下的沈从文，在双溪主要做些什么呢？
一个夏日的黄昏，我到了双溪，见到了沈从文当年的邻居。谈起当时的沈从文，几个邻居道出了同一个声音：“喜欢在田野间、河边捡些石头，或者把屋顶的瓦片打下来，拿回房间，用放大镜看，一个劲地琢磨。”
张医生的回忆同样提到了沈从文在双溪的文物情结：“他在房里支起一个可折卸的书架，上面放了一些书籍及各种古瓷碎片，上面写满蝇头小字，注明年代和出片等……他沉浸在一种难得的喜悦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沈从文的文物研究工作遭到灾难性打击，资料、书籍被没收，工作也被停止，所写文物著作被冠以“毒草”之名。他的内心无比悲凉，但他不肯放弃，因为他明白文物工作的特殊性，不仅需要做大量的实物研究，还需要进行大量典籍的查阅，非一日之功。而沈从文经过几十年的潜心钻研，已经到了出成果的黄金期，他不甘心就此放弃。正因为如此，得知要南下咸宁，他反复请求上级部门，希望留在北京继续从事文物工作。
他给博物馆领导写信道：“拟请减薪一半，或四分之三，甚至于暂时停薪留职，也不妨事/抢抢时间，能把未完成工作，整理完成/若由大学里来的同事搞，可能十年八年还搞不出来，因为不仅要看千百种实物形象，没有机会，还得结合千百种文献/我来一一完成，可说是‘废物利用’也无妨” ；“还是希望在能工作情形下，把待作未作的一些工作，至少能把纲目写出来。”
他在给夫人的信中也表现出对文物的恋恋不舍：“至于搞我这一行，特别是研究丝绸，和杂文物，即已近于‘后无来者’。我本来还希望争时间为国家做点事，特别是整理整理丝绸，把万千种健康活泼花纹介绍给轻工业部门，生产鉴定” ；“我心脏病已肯定不能好，倒希望不休息，争争时间，带千把可供生产参考取法的绸缎，到什么纺织印染厂去” ；“去处如可请求，也有可能请分派去景德镇陶瓷博物馆或瓷研所，因为那里也可以作作事。再不然，即再上昆明。有一二年，可就昆明附近的出土三千件铜器中，理出一系列问题” ；“唯到时若还可提工作，都比在向阳湖边养老有积极意义。至于血压和心脏，则满可不必过问，学焦裕禄正是机会。”
他甚至对领导表示，说写成的文章或书籍可以不署他的名字，他说请助手他私人出钱，出书也可自掏腰包，他只需要有一个环境让他把心中装的知识写出来。
可是，他的请求没有获得批准。他说有“请缨无路”之感，也有“学而不用”之难过，“心越不抵事，越想为国家做点事。”然而，无情的时代，没有满足一个知识分子的愿望。
而此时，他还有一个最大的心结：周恩来总理交给他的任务——关于古代服饰研究的书还没有完成。
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自己的不放弃！
咸宁没有资料，更没有助手，他拥有的只是满脑子的记忆。古稀之年的沈从文开始了他独特的文化苦旅——把他脑海里关于文物的记忆用纸和笔记录下来！他相信，只要他记录下来了，就是对后人的一个交待，就是对中华文化的一个贡献。
酷暑的侵袭，严冬的考验，多少个凄风苦雨的白天和黑夜，形单影只的沈从文，在偏僻的南鄂小村庄，填补着我们文化史上的一个又一个空白。他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思考增加新内容，并动手记录，写下七万余字的内容。除此之外，他写下了《关于马的应用历史发展》、《谈车乘》等文章，还就国内文物研究近于空白的二十多个专题，默写出大量的卡片。
他安静地行走在双溪的田间小路上，执着地为几尽荒废的祖国文物事业呕心沥血着，不为人知，也不需人知。他甚至在给家人和朋友的信中，只提他的日常生活，几乎不谈文物，虽然在那时，文物是他最为倾心的事情。
续写天才的传奇
探寻沈从文先生的一生，感受颇深的是他旷世的奇才。他没有念过完整的中学，却可以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执教于名牌大学；没有系统地学习写作就一头撞进了文学殿堂，很快就成为文坛的佼佼者，并写出巅峰之作《边城》；他人到中年放弃文学，一转身又成了一名文物专家。在沈从文那里，他总在让梦想变成现实，让不可能成为可能。而在咸宁双溪，年迈的沈从文还在续写他的神话，他开始了诗歌的创作。
也许是双溪无奈的岁月激发了他关于文学的灵性，把他带入诗歌创作的境界。他饶有兴致地把诗作寄给家人，寄给一些诗人朋友。在书信中，他不止一次地说到他也许会第三回改业。他称小说创作是第一职业，文物研究是第二职业，写诗当然是第三个职业了。显然，在双溪期间，沈从文对于旧体诗的创作是当作一项事业在做，投入了相当精力。无论是看到有知青来双溪，还是看到春耕热火朝天的场面，抑或怀念亡友，都会引发他的诗情。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共写下诗作20首。其中在《双溪大雪》中，他写道：“三月犹雨雪，彳亍泥涂中。时怀履冰戒，还惧猛将冲。/回旋云梦泽，风钦大王雄。旌旗蔽云日，燎原烛天穹。”至今读来都脍炙人口。
一个七十岁且疾病缠身的老人，不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地打发时间，反而面向未来地提出改业，天才沈从文是在用行动书写生命的奇迹，并告示人们：一个人的心有多大，人生的舞台就有多大。也正如他的诗中所言：独轮车虽小，不倒永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