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行走在向阳湖弯弯曲曲的大堤上，一路蜿蜒向前。路的两边，就在车的两侧，盛开着黄灿灿的油菜花，茂盛而浓密。手从车窗伸出，就可与油菜花亲密接触。扑鼻的芳香滚滚而来，亮丽的色彩直入眼帘，带给人无以言表的震撼与激动。花随路转，绵长不断。我不知道向阳湖的农民哪来的灵感，如此别出心裁地装点自己的家园。
车内坐着曾下放向阳湖劳动的“五七”战士叶明珍一家。叶老已经79岁高龄，早晨刚在武汉下飞机就赶往咸宁，然后直奔向阳湖。看不到旅途劳累的痕迹，回向阳湖的喜悦倒让老人精神焕发，一路上不断回忆着当年在向阳湖的一个个片段。
1969年，叶明珍随所在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下放向阳湖，正在上小学的儿子和上幼儿园的女儿也随同南下。
与大多数同事不同的是，叶明珍是带着快乐的心情来到湖北的，因为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她的心也是红彤彤的，既然知识分子需要改造，那就下来好好改造，没什么可说的。缘何有这样的心态，我不得不提到叶老和她的的家庭。
叶老的父亲解放前曾任成渝铁路驻上海办事处处长，是民国政府的一名官员，叔父叶公超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解放战争期间，正就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叶明珍被父母带到了香港。事实上，在是否去香港的问题上，叶明珍有过痛苦的思索，一边是亲情，一边是她的校园与学业，况且此时身处北平的她已经受过进步思想的熏陶。最终，18岁的她在一步三回头中离开北平南下。刚到香港一个星期，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就传来，知道她的同学们正陶醉在一派欣欣向荣的全新氛围中，她羡慕不已，对自己错过了这样的历史机遇，她更是追悔莫及。此时，她经常与香港的地下党组织联系，通过他们，她阅读了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思想上更加进步，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更加向往。她每天哭着要回大陆，要回到祖国，家人不得已让她回到广州，暂时借读于岭南大学，然后伺机北上。半年后，她终于取道天津回到北京。此时，她的燕大同学们不是党员就是团员，而且根本不需要像从前那样隐瞒身份，世界全变了，而她却在这样的时代浪潮中落后了，落伍了，叶明珍再次失声痛哭。她咬紧牙关，不懈努力，终于加入了中国共青团。
1950年，叶明珍作为新中国首批留学生留学东欧，也在那一年，她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她的申请迟迟得不到回复，原因很简单，她的家庭出身太复杂。
然而，叶明珍的心始终是红色的，她不断地提高对自我的要求，自觉接受改造。下放向阳湖劳动，她二话不说，自然积极响应党的召唤。
在向阳湖干校期间，她的具体工作是养猪，干起活来总是很卖力气，搞起“斗、批、改”来也是热情高涨，还当上了排长。为表达在农村接受改造的决心，她还准备把户口从北京迁到向阳湖，要在向阳湖扎根，劳动一辈子，为此还专门给领导写了报告，可见真是“铁了心”，虽然当时正在另一干校劳动的丈夫不理解她。由于思想比较激进，她还得了一个特别的外号“叶左”，干校学员们喊她都直呼“叶左”。她依旧上交入党申请书，写思想汇报，还被选入参加干校的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然而，她还是没有能够入党，为此，她再度痛哭。一方面，她觉得在思想上早就脱离了自己的家族，有一个反动派的叔叔、一个右派的父亲，是她自身不能改变的啊。另一方面，她按当时的标准尽量表现得更好一些，更努力一些，始终不肯落后。
虽然一心想扎根于向阳湖，1972年，她还是按政策要求回到了北京。其后再也没有回到向阳湖。弹指一挥间，38年过去了，今天，她和女儿杨榕及女婿、外孙同来向阳湖，见到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居住地，见到向阳湖的乡亲，参观向阳湖文化名人展厅，老人显得很是激动，信笔写下“回向阳湖访旧，圆我此生宿愿”的留言，工工整整的字迹里，浸透着一个老“五七”战士对向阳湖多年的真情怀念。
回顾文化人集体下放劳动的岁月，老人始终坚持认为，不一定全是消极的，还有积极的一面，比如知识分子在这里真正接触了社会，丰富了阅历，经受了考验，从而变得更坚强，更能承受压力，“确实有需要改造的一面”，叶老进而说。
陪叶老返向阳湖，一个细节让我记忆深刻。离开人民文学出版社连队原住址后，叶老专门要求车子在大堤上停一下。她告诉女儿杨榕，当年每当休息，她就是从这条路上走到咸宁城区，看望在那里上学的杨枫、杨榕兄妹。走在当年经常往返的大堤上，老人说，路变宽了，而且不再是泥巴路了，真好！我看见，她的脸上露出明显的欣慰。我想起叶老访干校的第一站就是咸宁高中，即当年儿子和女儿读书的地方。看来，在这个思想激进的“五七”战士眼里，向阳湖的苦和累都不值一提，因为那是接受改造的需要，倒是对儿女的牵挂让作为母亲的她记忆犹为深刻。
路旁的油菜花开得正艳，把大堤装点得分外美丽。沐浴着花香，大家自然免不了以油菜花为背景纷纷留影。叶老还颇有兴致地讲了一个小笑话：当年的小杨榕知道妈妈在养猪，总是闹着要去“动物园”，因为在她眼里，向阳湖的猪圈就像是北京的动物园。
伴随着一路的金黄，车子缓缓离去。此时的叶老心情一定宽慰，因为她总算在身体尚好的时候重返了向阳湖，而且此行还和当年同时下放的同事文洁若通上了电话。听说不少同事都回过向阳湖，她说回北京后和大家又有谈资了，因为她这一路见闻也不少呢。
叶老牵挂的入党问题，在1980年终于解决了，入党介绍人就是一同下放向阳湖干校的卢永福。也就是说，经过漫长的30年，她终于被党组织接受，那一年，她已经49岁。也在那一年，她将调入中国社科院工作，但是她不肯走，原因是她被原单位党组织考察了20年，她盼着入党的事能有一个结果。人民文学出版社终于给予了她这个机会，入党宣誓后，她才带着满足到社科院报到。
30年里，一年也没有落下地写申请、汇报思想，其间在精神受到的是炼狱般的煎熬。有人甚至笑话她：真是异想天开，不可思议，这么出身的人怎么还想着要入党？但她一直坚持着，从不放弃，这份信念与毅力着实打动着同样作为中共党员的我。
事实上，在“文革”期间，叶老的亲人们都受到了很大的牵连，考上清华大学的弟弟因政审不能通过只能就读一普通专科学校，回国后的父亲也被打成右派，长期在街道上做事，每遇路人，得站到一旁恭候他人走过。作为编辑的母亲受到红卫兵肆虐的凌辱。关于这一切，问起叶老对当初回大陆的选择是否后悔，她直言无悔，因为她是一个中国人，民族在她以及父母心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接着她说到目前在美国的堂兄妹们只会讲中国话，却不认得汉字，言辞中表现出深深的遗憾。
在不断追求进步的同时，叶明珍的工作十分出色，不仅做东欧研究，还做俄文翻译，同时编辑世界儿童文学作品，尽了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职责。她因此长叹她的父亲，年轻时代就赴美留学，学得一身本领，被打成右派后长期在街道上打发日子，满腹的学问没有能服务于自己的祖国。
听叶老如是说，我也是感慨良多。
在北平解放前的离开，给了年轻的叶明珍痛彻骨髓的悔；出身国民政府官僚家庭的无奈长期笼罩着她。所有这些，影响了她几十年的人生历程。如果没有一颗中国心也罢，干脆不回大陆了，偏偏她和她的家人都做不到。她只有用行动积极地向新社会靠拢，在父亲被打成右派的日子里，她以红色青年的身份出现在父亲面前，“帮助”他甚至批评他。那么她决心扎根向阳湖就更容易理解了。
回忆起过去，叶老坦言，在党曾经犯下的极“左”错误中，她也有一份责任。叶老的真诚与客观让我感动。特殊的家庭背景、特殊的心路历程、特别时代风云下成长的叶明珍，她是在痛苦的挣扎中，主动要求融入她热爱的新中国、新社会和中国共产党，她的所作所为，都是从纯真、善良和积极的愿望出发，最后却发现这些行为竟然有失偏颇，所有这些，不值得我们深深思索吗？
勇于承担责任，永远把国家与民族看得高于自己，我在叶老身上看到了一种精神。老人也表示，在叶家人身上，的确有一种浓厚的中国文化人精神，那就是耿直和真实。
而在我看来，除了耿直与真实，还有一种品质，那就是不怕苦、不怕累、不计个人得失而心中充满阳光。离开香港回北平、决心扎根向阳湖，叶明珍的每一次选择都不是为了个人的安逸，而是为了心中的阳光。那份勇敢与无畏，总让我们感受到一份人格的力量。
当一切成为过往，让我们在回望历史的时候，或者在展望未来的日子里，心中装盛更多的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