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复杂的从军从政经历，没有在革命年代出生入死，也没有战火纷飞中苦苦求学。比起文化部同时下放到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中的其他人员，刘炳森无疑属小字辈，相比那一个个泰斗级的文化人，他的经历普通得如同一条淡淡的直线。从私塾到小学、中学再上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就是这样一道大众式的人生公式。如果时代允许，他应该平稳地继续走着一个读书人的人生道路。
他的特殊性在于，他出生与成长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他的每一个人生足迹里都刻着深深的时代烙印。
20岁左右，当他正是一名美术专业的在校大学生，他随着年轻的共和国一起跃动着脉搏。上街画壁画，书写“亩产十万斤”、“坐着瓜皮过黄河”的巨大标语，他用画笔为那个火红的时代涂写色彩。三更半夜里大炼钢铁，卷起铺盖到农村参加社会主义大辩论，一辩就是十来个月，他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继续他的学生生涯。
在无止境的学工学农中，擦干汗水，他的眼里终于有了迷茫的色彩，他开始眷念起他的教室和课堂。当有一天，他把行李又重新放回学校，他感到“哪儿也不如我们的宿舍舒服。”于是每当有机会可以坐在教室听课，他就显得格外地孜孜不倦和争分夺秒。
大学毕业，带着无以言表的欣喜，刘炳森兴冲冲地走进了紫禁城，成了故宫博物院文物修复工厂的一名工作人员。他心无旁骛地埋头于他的工作，心中描绘一幅全新的艺术人生蓝图。
可是，时代的干预再度来临，在“文革”的大潮中，他被下放到了“五七”干校，成了一名手握锄头把的农民。
对于酷爱与执着于艺术的刘炳森而言，比当农民更可怕的是向阳湖里没有艺术！他想研究书法，学习国画，希望可以吹拉弹唱。可是，他只能看“样板戏”！
他的愿望总是与时代不在同一节拍，他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但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对艺术的渴望。虽然劳动和开会占去太多的时间，他只能充分利用夜深人静的时刻，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听收音机，《红色娘子军》、《黄河》这些优秀的音乐节目，成为他一天中最丰盛的精神大餐。白天，一个人在空旷的玉米地里，和着雨水吃着冰凉的午餐，他会用口琴把《红色娘子军》吹上一遍又一遍。
然而，一曲《红色娘子军》怎么可以填满他的精神世界！在孤愤中，他填了一首词《向阳湖》：“身在江南耕作，心念丹青文翰，盼诏杳音书。窃对苍穹问，几日上归途？”
他把这首词写在心里，却不敢述诸笔端，担心被发觉后上升成政治问题。
不日他却真的盼到了“诏书”，他提前回京了，再次获得从艺的机会。如同获得新生一般，他说：“那种沁透心脾的凉爽，我向来没有感觉到过。”
好事多磨，由于被认为是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再度到永定门火车站登车，目的地是另外一所干校。最大的痛苦在于他又一次离开了心爱的艺术，将来何去何从更是一个未知数。
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对艺术的痴迷，工休时间，蹲在猪圈旁的土坡上，拿着树枝在沙土地上练习草书。遇上没有沙的时候，他就用手在空中比划，练习写字，称为“书空”。
就是在这样极度困难环境下的锲而不舍，成就了未来的书法大家刘炳森。
当“文革”在一片否定声中落下帷幕，刘炳森终于可以昂首于他梦寐以求的艺术殿堂。这时候，他想到了要圆一个埋在心底多少年的梦想，那就是踏上苏联的土地，去感受那里的文明，感受那里的艺术。
当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中苏关系正处在蜜月期，学校的外语是俄语，读的小说、看的电影、唱的歌曲差不多都是苏联的，交往的笔友，也是苏联的中学生。从佩戴红领巾的年龄开始，他就向往着那片神奇的热土。也就是说，特殊的时代给予了刘炳森特别的梦想。
在苏联期间，徜徉于博大的艺术世界里，刘炳森就像与一个多年前的老朋友会晤，时常感动得热泪盈眶。面对苏联保存完好的文化艺术精品，他不自觉地想到了自己的祖国，想到了那场巨大的文化劫难，他说：“看看人家，想想自己，能不捶胸顿足、切齿痛恨！”只有在那个时代度过青春的人，才会对苏联有种不一样的情感，也只有遭遇过那场浩劫的人，才对我们文化的损毁有切齿的痛！
2005年，刘先生以67岁的年龄匆匆谢世。回望他的一生，他的人生历程里注入的是明显的时代因素。他带着单纯的人生理想、执着的艺术追求，在一个不受接纳的时代里苦苦跋涉，虽然曾经头破血流，也曾经迷惑于未来的不可知，但是他没有放弃更没有回头，他的蜚声国内外的书画艺术成就，是他困境中永不放弃的最好馈赠，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