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仲民是爱书和爱读书的。从上中学开始，每天下课后他就在书店门市部里看书，一看就是数小时。他本来大学在读，可是为了能每天与书为伍，他决然地中断了学业，去报考书店营业员。“文革”期间，他下放咸宁 “五七”干校，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他随身的包里都装着书。在向阳湖放鸭子，他就一边放一边看书，晚上回来，他还要在蚊帐里读书。从干校回京后，他一钻进书房常常就忘了时间。
因为对书也有份独特的感情，我也了解过许多爱书人的故事。但是，读了韩仲民的《砥砺集》，我方明白，读书也是有个境界高下之别的，比如韩仲民，他在书中就读出了一种真境界，一种高境界。
纵观爱书者，往往有一个共同的感慨，那就是一个人时间与精力有限，想看的书太多，能看的又太少，因此所涉猎的范围总是无奈地受到局限。而韩仲民几乎是个奇才，他会俄、德、英、法四种外文，他一生从事出版工作，除了对书籍编篡有专门研究，又在文物、易经、考古等多个领域进行了特别深入的钻研，并且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就拿《砥砺集》来讲，其内容的丰富，就像带你进入一部百科全书，一会是评马克思、列宁等领袖人物对书的研究，一会是学习鲁迅笔记的体会，一会是论《周易》，一会是解释云梦秦简，一会又说到马王堆汉墓。虽然主题都是围绕着出版和编篡，但是，内容从古到今，从中国到外国，从地面到地下，几乎无所不谈。透过这些字里行间，一个博览群书、才华横溢的学者形象耸立在我眼前。而在这些成绩背后，凝聚着韩仲民作为一个读书人的多少智慧和心血，让人不得不油然而生敬意。
大凡读书人，也往往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特别青睐自我兴趣，表现在选书和读书上常常以兴趣为主。韩仲民当然也有自我兴趣，但是，他能将兴趣与工作进行完好的对接，并以一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让兴趣服从于工作，与环境相适应，这是尤其难得的。在出版社负责宣传工作，他就认真地阅读出版的每一种新书，撰写出有份量的宣传文章。后来从事全新的文物编辑工作，他又利用一切时间，阅读大量的古籍，而且在古籍研究领域达到相当高度。在向阳湖“五七”干校期间，受阅读范围的限制，也为了写检查的需要，他就十分认真地读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来，结果后来写成了《马克思恩格斯书评集》和《马克思恩格斯序跋集》。他担任《鲁迅手稿全集》编辑委员会成员，又认真地钻研起鲁迅手稿，还写出不少心得。可见，他的阅读从来不是被动地吸收知识，更表现在将这些知识积极、主动地奉献给他的岗位和社会，我们能说这不是一种更崇高的读书境界吗？
韩仲民显然在文字里读到了一份真性情，一种人生真价值。现代中国耳熟能详的文人、学者很多很多，可是知道韩仲民的民众却是少之又少。我们当然不能因此否认他的学术地位和价值，但是，我们也不得不面对这个大学者其实很寂寞的现实。然而他并不以为然，他习惯了为人作嫁的编辑和出版人身份，他甘愿为此付出无比的心血，夜以继日，孜孜不倦，永不言苦。他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比如《中国书籍编篡史稿》获中国编辑出版理论图书评奖。他为这本书花费了10年的心血，那是一个独特的学术范畴，是人们眼里的“偏门”， 他把这一方角落打理得姹紫嫣红，虽然一时还没有更多的人闻到花香，但他乐于在这个领域默默地耕耘，苦苦地跋涉，不悔也不弃。
他留给我们的最大遗憾是以59岁的年龄匆匆谢世，以至没能走上高高的领奖台，为他的《中国书籍编篡史稿》领奖。对事业的过分执着，做学问的无限勤奋过早地耗尽了他的生命，用王仿子先生的话说，那是一支蜡烛两头烧，他给自己点燃了两头，熬干了自己。就是在病榻上，他还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帛易说略》。可以想见，他其实还可以为我们留下更多珍贵的精神财富。
我在咸宁市邀请当年下放向阳湖的京城文化人活动上，认识了韩仲民的女儿韩聪，进而读到了《砥砺集》。与韩聪同时前往向阳湖的，还有书籍装帧设计家张慈中和他的女儿张姗姗。看到《砥砺集》中，韩仲民去世后，韩聪强忍悲痛替父亲领奖的片段，我就想起张姗姗在餐桌上为老父亲夹菜的幸福情景，自然也想起了韩聪悼念父亲的文章。我祝福像张慈中先生一样健康活着的向阳湖文化人幸福、安康。他们的健康是一笔财富、一份力量，同时也更惋惜韩仲民先生的早逝。
父亲的早逝对于韩聪来说是不幸的，值得欣慰的是，她与母亲合力将父亲一生的成果编成书展示于世，让父亲不仅永远活在她们心头，也活在更多人的心间。
当我准备合上书的时候，又不自觉地将目光投向书中的一张照片上。照片摄于1971年，地点就在向阳湖。韩仲民头戴草帽，光着上身，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他正在赶鸭子。他的身边，还有小女儿韩乔。空旷的田野上有一个小屋子，我猜那应该是鸭棚了。他的朋友回忆，在干校期间，他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读书。我想那种一手赶鸭群，一手拿书读的景象，该是一幅经典的图画吧。据说，有一段时间他受审，不让劳动，也不许和别人讲话，曾三天三夜不让吃也不让睡，他就是用读书的方式打发了那个时光。
我想他读书是读到骨子里去了，读到心坎上去了。他因为读出了一种境界，因此才超越了他所在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