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妮是这样描述她和曼德拉的会面情形的：“我第一次见到纳尔逊·曼德拉，是在约翰内斯堡地区法院。他代表我的一个被警察殴打的同学出庭。我见到这么一个大块头、仪表堂堂的男子还真有点敬畏。”
曼德拉则回忆说：“当时，我并不怎么关心她的法律问题，因为她的美貌深深地吸引了我。我考虑的不是如何受理她的案子，而是如何制造一场浪漫的约会。”
两人第二次见面，是在一家餐馆里。温妮回忆说：
第二次，我是在奥立弗·坦博和艾德莱迪的陪同下见到他的。我们在一家小餐馆吃饭，奥立弗·坦博发现自己没带钱包，恰好看见纳尔逊也在店里，便说：“让他来付钱吧！”纳尔逊如数付清了饭钱，然后和我们一起走出了餐馆。奥立弗·坦博向他介绍说：“这是蓬兰多的温妮。”
到了第二天，曼德拉便按捺不住自己的思念之情，给温妮打了一个电话，并以“想请你在霍夫迈尔社工学校帮助‘叛国审判辩护基金会’募资捐款资金”为借口，请她吃饭。温妮回忆说：
第二天，纳尔逊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去吃午饭，并说他要派个朋友来接我。这使我有点手足无措。他年纪比我大得多，是我们学校社会工作的赞助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面，他对我来说只是印在信纸上的名字。
我思索良久，最后决定去见他，可是我没有一件合适的衣服。最后，我只好借来一件略显庄重的衣服，穿上后却觉得很别扭。
那是一个星期天，纳尔逊在办公室里工作。他好像从来不用休息，我去找他的时候，他正忙得不可开交。
后来，纳尔逊带我来到一家印度餐馆。对于乡下来的我来说，去印度餐馆吃饭是一种很新奇的体验。印度的咖喱饭辣得我直流眼泪，根本吃不下去。纳尔逊看到这一幕后，不好意思地给我拿来一杯水，笑着说：“如果你感觉太辣的话，就喝点水吧！”他自己倒吃得津津有味。
在我们吃饭的间隙，有很多人跟他打招呼，他几乎每吃一口饭，就要跟别人交谈。我被冷落在一边，心里有些不高兴。
我们回到他的办公室后，那里还是挤满了人。我们只好开车来到郊外，在草原上散步。他告诉我，他曾打电话给我问我能不能为“叛国审判辩护基金会”筹集资金。纳尔逊自始至终都没问我的政治倾向或者我对这一切有什么想法。而我也忘了问：“我能胜任这个工作吗？”
我们走回汽车的时候，纳尔逊拉着我的手，就像父亲拉着小女儿。上车前，他说：“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啊！”然后，他转过身来吻了我一下。
从那次之后，曼德拉总是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去找温妮，两人慢慢地开始谈自己、谈家庭、谈对社会的看法。曼德拉回忆说：“我一边向她献殷勤一边向她灌输政治思想。”曼德拉经常带温妮去他的办公室，还有练拳击的地方，有时候还会带温妮去见自己的儿子和女儿。
曼德拉从未向温妮求过婚，但温妮还是义无返顾地嫁给了他。她回忆说：
有一天，纳尔逊把车停在路边，郑重地对我说：“你到一位女裁缝那里去，她会为你做结婚礼服。对了，你喜欢有几个伴娘？”
他就是这样向我求婚的，没有一点矫揉造作的词汇。我问他：“什么时候？”算是答应了他的求婚。那时，我爱他爱得发疯，他也用自己的方式非常热烈地爱着我。有了这种共同的感情和理解，我们没有什么需要再讨论的了。
后来，纳尔逊安排车送我回家。到家后，我不敢把这件事情告诉父亲，只好央求继母替我转告。父亲听后大吃一惊，纳尔逊是那么受人尊敬的人物，父亲简直无法想象我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接触到他的，他感到非常自豪。
但我的亲属也担心纳尔逊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怕我应付不来。我不知道纳尔逊是什么时候离婚的，在我们的交往中，我自己不可能问这些问题。我的家庭比我更了解他的历史。但是，当你认识了纳尔逊，并变成了他的一个组成部分，你就会期望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和他一起扛。他给你信心和勇气。如果你能够跟他一样，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事业中去，你也会像他那样忘了自己。
曼妮的姐妹们对这桩婚事完全持反对的态度，温妮后来回忆说：“我的姐妹们听到消息都哭了，她们求我不要嫁给一个比自己大这么多的人。她们还说，纳尔逊以后一定会入狱，你则会沦为打理家中房屋并定期去监狱里探视他的工具。”
1958年6月14日，曼德拉和温妮结婚。按照当地的习俗，他们必须去温妮的家乡比扎那举行婚礼，而当时，曼德拉尚处在“高级叛国罪”的受审期间，禁止离开约翰内斯堡。这一次，白人当局还算通情达理，破例给了曼德拉6天假期，让他离开约翰内斯堡。
在婚礼上，曼妮的父亲哥伦布·玛迪基泽拉语重心长地对女儿说：“你这是在和‘斗争’结婚，要想婚后和平共处，你就要跟上他的脚步。如果你的男人是个巫师，你就要变成一个巫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