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飞赴东京
1945年10月18日，商震率领秘书史兴楚少将，助手王锡钧少将、李勋德少将，三十四名上校军衔的工作人员，八名翻译，五大捆记载着日本军国主义在各个时期侵略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各种证据，以及向哲浚、方福枢、易明德三名法律专家，乘DC47型242号专机，从南京起飞赴东京，为中国方面参加即将开始的东京审判拉开了序幕。
此前的10月12日，蒋介石在重庆接见了从日本受降归来的徐永昌和商震，商震告诉蒋介石，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将于10月中上旬进驻日本。关于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人选的要求，蒋提出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必须具有上将军衔，并向参加会见的国防部长白崇禧征询团长人选，白崇禧推脱请蒋介石定夺。这时，徐永昌借机推荐商震担此重任。在日本期间，徐永昌和商震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商震有上将军衔，符合蒋介石要求的条件，商震的个人素质也适合担此重任，是十分理想的人选。蒋介石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了徐永昌的推荐，宣布任命商震为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只是反复叮嘱商震要吸取“教训”，再不要与美国作对，不要与麦克阿瑟将军作对，一切以美国的意见为意见。商震前次的东京之行，实在是出于国家利益而与麦克阿瑟发生顶撞，在完成使命后非但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嘉许反而受到一顿批评，心里很是委屈，实在不愿意再赴东京。但是，当他想到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如果自己不去，蒋介石派一个别的什么人去，一切仰人鼻息，一切由麦克阿瑟说了算，那将无从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将无从主持正义审判，于是接受蒋介石的委任。
接受任命后，商震积极筹建驻日军事代表团。商震挑选的成员大都是有各方面专长的人士，一些人以前还是他的老部下。很快，一个精干的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组成了。
10月16日，数十名暂编第十师官兵穿着崭新的军装，携带最好的武器，由代表团参谋长喻哲行中将率领，乘坐“胜利号”运输舰，由吴淞口出发，经东海去日本。考虑战后的日本生活物资奇缺，还带了大批粮食罐头制品，以及五辆军用卡车、六辆吉普车、四辆小轿车和一辆中型客车。
10月18日下午4点35分，商震一行抵达日本东京羽田机场。商震一行还未着陆，先期抵达东京的喻哲行等中国代表团成员以及代表麦克阿瑟的美军参谋长萨塞兰、国际法庭首席检察官季南、苏联代表团团长迪利比扬格、英国代表团团长巴特斯克、法国代表团团长勒克莱、澳大利亚代表团团长布莱、加拿大代表团团长戈斯格罗夫、印度代表团团长贾迪、菲律宾代表团团长阿基诺、新西兰代表团团长艾西特等人，早已经等候在羽田机场迎接商震一行。除了贾迪、阿基诺和艾西特，其他人都彼此打过交道，大家握手言欢，场面甚为亲热。
欢迎仪式结束后，商震一行即行赶往九国军事代表团驻地，九国军事代表团驻地设在东京千代田区原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部的六层办公大楼一至五层，除五楼只驻着印度代表团以外，其余每层楼驻两个代表团。中国代表团与苏联代表团同住一层，在三楼。因这座大楼呈半弧形，代表团成员称它为“半月楼”。每个代表团所属部队除一个警卫连随团住在“半月楼”以外，其余的人员分别驻扎在东京的各个区。中国驻日代表团的下属部队驻扎在涩谷区。
商震一行进驻日本东京，为中国代表团在日本开始审判工作打开了局面，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也成为审判期间中国方面的坚强后盾。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和代表团成员，是为了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事业而战斗在审判第一线的英雄，今天的我们应该记住这些勇敢智慧的人们。
商震，小名大寿，字启予。祖籍浙江绍兴，因父亲经商定居河北保定，这里就成了他的出生地。商震生于1888年9月21日，5岁丧父，幼年家庭贫困。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商震成熟得比同龄的孩子要早，他l905年考入保定北洋武备速成学堂（后更名为陆军速成学堂）学习，从此步入军界，开始了30多年的军人生涯。随后东渡日本学习军事，第二年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商震历任绥远代理都统，河北、山西、河南省主席，平津卫戍总司令，32军军长，华北第二军团总指挥，第20集团军总司令、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等。1941年以后，商震主要从事外交活动。曾任缅印马军事考察团团长、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总统府参军长、中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中国驻联合国参谋团首任团长，盟国对日管理委员会中国代表兼驻日代表团团长等要职。1943年11月，随蒋介石赴埃及参加由中美英三国首脑（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召开的开罗会议，会议发表了着名的《开罗宣言》。
商震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得到中国共产党的肯定与赞誉。1978年商震在日本病逝后，中国共产党将其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对他的一生给予了充分肯定。
代表团参谋长喻哲行中将与商震是保定同乡，21岁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先给商震当文学秘书，一年后改任副官。因与商震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不谋而合，遇事有决断，深得商的器重，五年后，任命他为师长，逐渐升为军长，后来还担任了集团军总司令。他可谓是商震的左右手，所以在组建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时，商震毫不犹豫地挑选他担任自己的参谋长，多年来得到商震的提拔和器重，喻对商震很是敬佩，这次在军事代表团参谋长这个特殊的岗位上，于国于己，他准备尽力辅佐商震。
同行的法律专家中，最着名也是对这次审判做出重大贡献的当属向哲浚。
向哲浚，湖南宁乡人，1892年出生。1911年考入清华学校，6年后被选送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耶鲁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科。毕业后回国，从事司法教学和法院工作。深厚的法学功底和出众的人格使他在当时的中国法学界享有较高声誉。抗战胜利后，向哲浚回到上海，就在他回到上海不久，他突然接到电报，要他准备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工作。向哲浚不是那种喜欢张扬的人，平素喜欢宁静生活的他，知道接受任命意味着平静的生活将就此打破，但强烈的使命感驱使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前往东京参加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工作。到日本后，他可以选择担任检察官或法官，他放弃在人们看来更风光的法官，选择出任专门揭露战犯罪行的检察官。他还向政府推荐了他的学弟梅汝出任远东国际审判法庭的中国法官，在他的推荐下，梅汝最终获任，和他一道，为东京审判和惩处战犯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7年1月19日，麦克阿瑟根据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和莫斯科外长会议决议等一系列国际文件，发布特别公告，公布了《远东国际法庭宪章》。1947年1月7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定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