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阿瑟的交易天皇不是战犯
1945年9月27日，盟军总部突然来了一位头戴大礼帽，身穿晨礼服的神秘人物，来人正是日本天皇裕仁。随后，麦克阿瑟与裕仁举行了会谈。这是一次极其秘密的会谈，参加会谈的除了麦克阿瑟和裕仁，就只有一个翻译。会谈持续了一个小时，至于会谈的内容，世人已经无从知晓。
在二战结束前，日本人普遍认为他们的天皇不是人，而是神。关于天皇是神的宣传，由来已久。公元八世纪初期成书的《古事记》和《日本书记》里，就有许多日本是神国、天皇是神灵的传说故事。到了明治年间，日本的御用史学家和文学家，在这两本书的神话故事的基础上，撰写了大量进一步神化天皇的文章，说什么“世间有形形色色的神，既有掌管全面的福运神，更有众多的分工明细的部门神，即掌管商业的财运神，掌管农业的丰运神，掌管医药的康运神，掌管文化的智运神，等等。而天皇则是掌管一切神灵的大集中神，是至高无上的神，是权力无边的神。”说什么“天皇的话是神的命令，遵循者一生吉安而荣华富贵，违逆者厄运临头而横遭惨祸，为执行天皇命令而死者，灵魂升入天堂而成为神仙；因违逆天皇命令而死者，将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而后降生为虫蚁。”“日本国是天皇的祖先开创的国家，日本的一切都属于天皇所有，日本人从降生起就用天皇的神水洗澡，死后还要葬在天皇创造的神土上。日本人的智慧、灵魂和躯体都是天皇赐予的，应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天皇。”
1945年8月15日，当面临日本即将战败，如果继续顽抗下去将遭受灭顶之灾的时候，裕仁平生第一次对日本民众发布广播讲话，这一次广播讲话的内容是宣布日本无条件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宣布日本投降。
美军即将进驻日本的消息，在日本政要和民众中引起不小恐慌，没有日本人知道占领将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一些驻在军事基地附近的人担心盟军士兵会像他们自己的军队一样掠夺、抢劫和强奸。由于担心占领军会发生强奸等暴力事件，在近卫文的建议下，首相东久迩甚至同意动员妓女来应对那些即将达到的盟军部队。
盟军进驻日本后，1945年9月15日，麦克阿瑟在位于东京市中心正对着皇宫的“第一生命”大厦设立了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此前，9月11日，麦克阿瑟下令开始逮捕日本战犯。就在日本皇宫外面，美军逮捕战犯的警笛响成一片，第一生命大楼里透出的慑人气息，让近在咫尺的裕仁整日惶惶不安。
此时，有不少人都或多或少地意识到，日本天皇对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位裕仁天皇生于1901年4月29日，是大正天皇嘉仁的长子，称号迪宫。他于1916年11月被册封为皇储，1926年12月即位，继任第124代天皇。自他即位后，日本军国主义先后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和向美、英等盟军开战的珍珠港事件。长达14年的战争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把日本推向崩溃的边缘。日本侵略军的这些侵略行动，都是在“发扬皇威”、“八一宇”口号下进行，成千上万的日本人被蒙骗、被驱使，为侵略战争效劳。裕仁最初统治的19年，就是日本不断发动和扩大对外侵略，并最终走向毁灭的19年。
在当时的日本，天皇是日军的最高统帅，名义上，天皇的权威来自“推戴”，但正如日本学者若泰雄所说，当时“裕仁天皇以绝对权威凌驾于军队和国民之上，却是不争的事实”。日本侵略军的军事设施里，建筑物的正面都饰有日本皇家家徽的菊花标志，甚至是陆军使用的主要武器——步枪上都刻有菊花徽章，这些正是天皇在军队无所不在的影响力的标志。但是根据日本培养陆军高级将领的陆军大学最重要的教材所说：“帝国的军队为皇军，其统帅指挥完全根据统帅权之直接或间接的发动，由天皇亲自裁决实行，或者在天皇委任的范围内，由各统帅机关裁决实行之。”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后，7月27日，裕仁批准了国家令，指示侵华日军司令官“严惩京津地区支那军队”。不仅如此，对于日军的侵略行径，裕仁也是尽在掌握之中，他的宫内厅长官木户幸一曾经在日记中写道：“当裕仁得知他的军队征服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时，天皇笑容满面，热泪盈眶。他说：‘我亲爱的木户，你是否意识到我们做了什么，爪哇投降了。荷兰的整个东印度群岛以及缅甸都是我们的了。’事情发展得几乎太快，天皇非常高兴。我当时不知道说什么了。”
日本战败后，国际社会审判天皇的呼声极为高涨，要求对负有发动战争主要责任的天皇加以严惩。同为邪恶轴心的意大利国王被废黜，更加强了这种呼声。日本国内要求追究天皇责任的呼声也一度高涨。1945年10月4日，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德田球一在他获释当天发表《告日本人民书》，然后演讲说：“近二十年来许许多多血的教训告诉人们，日本天皇制是极端腐朽的、极端反动的、极端野蛮的、极端残酷的政治体制，必须坚决废除！裕仁天皇是近十多年来一切对外侵略战争的首要决策者，是日本首要甲级战犯，我们呼吁驻日同盟军最高总司令部立即下令逮捕他！”顿时，“坚决废除天皇制！”“立即逮捕裕仁天皇！”的口号声响成一片。
然而，此时的德田和善良的人们，还不知道此前已经发生的麦克阿瑟和裕仁的秘密会晤。在这次会晤中，麦克阿瑟已经和裕仁私下达成秘密交易。
1945年9月20日，麦克阿瑟告诉日本外相吉田茂，裕仁天皇可以来做非正式访问。当天，日本皇宫侍从长藤田尚德带着皇宫信件拜访了盟军总司令部。接下来，就发生了9月27日麦克阿瑟同裕仁的秘密会谈。关于这次会谈，后人看到的只有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曾经描述到：裕仁的来访意味着天皇“走下神坛”。1975年，日本皇宫举行的纪念裕仁登基50周年纪念记者招待会上，曾有记者提问30年前他和麦克阿瑟会见说了些什么，裕仁只是说：“当时与麦克阿瑟有君子协定，永不透露。”
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次会谈中，裕仁知道麦克阿瑟有意保留天皇，从此终于长舒了一口气。美国出于战后美国战略利益的需要，保留日本天皇制，不逮捕、也不起诉天皇。麦克阿瑟到日本后，很快发现裕仁的利用价值，在他看来，日本天皇是“胜过20个师团的战斗力量”。如果对天皇进行惩罚，将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他曾经讲过一个笑话：给日本士兵发几片药，告诉他们每天服3次，他们一定会抓住机会把药扔掉；但如果在盒子上写明“天皇要求你们每天服用3次”，那么他们便会老老实实地按照指示服药。因此，麦克阿瑟决定放过裕仁，条件是天皇和美国占领军当局合作，并发表天皇不是神的声明。
关于国家元首应对发动侵略负刑事责任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德皇威廉二世的处理已有先例。《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也明确表示：“被告之官职地位，无论系国家元首或政府各部门负责官吏，均不得为免除责任或减轻刑罚之理由。”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却回避了国家元首的责任问题，只说：“被告无论何时期内之官职地位”，均不能免除罪责，有意删除“国家元首”字样，这就为免除天皇的战争责任埋下了伏笔。
在1945年12月6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美国小组一行16人离美赴东京之前，美国法官，也是后来远东国际法庭的首席检察官季南对美国报界表示，他认为裕仁天皇显然应该受到审判。没多久，季南收到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信中指示他不得对裕仁和任何皇室成员起诉。杜鲁门采纳了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意见而作出决定，不应以战争罪起诉天皇。
东京法庭庭长韦伯曾向报界发表个人意见：“天皇在开战问题上起了巨大作用，但他却被免予起诉……毫无疑问，免除对天皇的审判是基于同盟国所有成员国的利益而作出的决定。”法国出席远东国际法庭审判的代表亨利·贝尔纳说：“不可否认，（战争）宣言的一个主要祸首逃避了一切诉讼，不管怎么说，出席的被告只能被视为同谋犯。”
就在全世界对不逮捕天皇的一片置疑声中，1946年1月1日，日本天皇裕仁发表《人格宣言》。这天，日本各大报纸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经过麦克阿瑟审阅和修改的、裕仁天皇的《人格宣言》。《宣言》说：
千百年来，日本人民把天皇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把天皇说的话，不论正确与否，一律奉为不可违拗的圣旨，这是封建迷信的表现。当然，责任不在于人民，而在于皇室成员、历届内阁、军事将领为了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种种欺骗宣传……恳望全国人民切实地觉悟过来，以坚定不移的意志从封建迷信中解放出来，从那些荒诞不经的欺骗宣传中解放出来！……我郑重宣告：我决不是什么神，而是个实实在在的凡人，一个食人间烟火，结婚生儿育女，犯有许多错误的凡人。现在，我庆幸自己从虚无缥缈的云霄中、神话中解放出来而回到了人间，恢复了我是凡人的本来面貌。
尽管如此，裕仁对神格化作自我否定的宣言，仍然好像晴天一声霹雳，在日本人民中引起极大的震动。裕仁《人格宣言》发布没多久，麦克阿瑟于元旦上午十点发表广播讲话，对裕仁的宣言给予高度评价，称赞裕仁此举“是领导日本人民的一场革命”，他的宣言“是划时代的文告”。
而当时中国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在看了《人格宣言》后，提醒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说：“裕仁天皇的宣言是个大阴谋！”苏联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迪利比扬格对前来采访他的日本同盟通讯社记者渡部青木说：“裕仁天皇玩的是‘金蝉脱壳计’，善良的人们可要警惕啊！”
1947年5月3日，日本颁布实行新宪法。日本国新宪法明确规定，天皇仅作为“日本国的象征、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存在，只能在内阁的建议和同意下从事象征性的、礼仪性的国事活动，并无关于国政的权能。尽管天皇被置于礼仪性地位，但天皇的地位得到法律认可，得以继续作为日本国家元首存在下去。1948年1月8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宣布，对天皇不提起诉讼。
同时，裕仁本人和日本舆论又不遗余力的为天皇塑造全新的形象。日本新宪法将天皇与“和平国家”的观念联结在一起，在公众对君主制的议论尚未真正开始之前就预先阻止。由于裕仁自幼酷爱自然，他登基以后，在从政之余，潜心于生物研究，在生物分类学领域造诣颇深。他在皇宫内设立的生物研究所，仅陈列的植物标本就有6万余种。他还发表过《相模湾产后鳃类图谱》、《那须植物志》等17本专着，其中有的书销量高达60000册。战败后的天皇被塑造成为一个爱好和平、潜心科学研究的自然科学家。1971年，他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的正式会员。日本《读卖新闻》的记者曾不无感慨地称裕仁为“科学家天皇”。
从此以后，裕仁严格遵照宪法的规定，履行自己的职责。他每年要在约1100份文件上签字，参加象征性的国事活动约50次，参加礼节性的活动约200次，发出致外国元首的函件、贺电约600份。有时他还作为日本的代表出访外国从事友好活动。
然而，当1989年裕仁病重的时候，许多号称民主国的日本国民却匍匐在地，为皇上圣体祈祷，日本仿佛又回到帝国“美丽”又“哀愁”的时代。裕仁病死后，当时的日本首相竹下登称：已故天皇“六十二年来一心祈祷世界和平与国民幸福，并天天为之实践躬行。在过去那场不得已而爆发的战争中，出于不忍目睹国民苦于战祸的情景，不顾自身安危，做出了结束战争的英明决断。”执政的自民党发表谈话说，“六十二年来为国内外的考验所表现的陛下的业绩无可估量的伟大。”此时的日本人，如果不是仔细回顾裕仁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的话，头脑中能够想像的裕仁形象已经是一个慈祥的老者，一个专注于科学研究的人，一个爱好和平并且为之做出重要贡献的人。
值得警惕的是，在抗战胜利即将60周年之际，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明党，以及第一反对党民主党将携手重温“昭和”，决定把天皇裕仁的生日重新命名为“昭和日”（昭和为裕仁的年号），以纪念他的生日。由于裕仁对日本近现代的深远影响，虽然他已经去世长达16年，但是，“昭和”两字却从未在日本社会淡化。不仅如此，近期日本媒体经常有专栏回味所谓“昭和时代”，新书中也源源不断以昭和人物为题。三年前，应自民党以及当时的保守派政党自由党的推动，将原来裕仁生日由绿化之日改为“昭和日”的审议在国会内提出，但是，连续三年都被否决。这次“昭和日”议案的再次被提出，除了两执政党自民党以及公明党表示支持外，第一大反对党民主党在这一提案上也别无异议。预计日本国会将以大多数票通过“昭和日”成为法定纪念日，并定在2007年实施。再次设立“昭和日”无异于为日本侵略歌功颂德，是对中国和亚洲侵略受害者的再一次严重伤害。“昭和日”议案的提出，也表明日本右翼势力进一步壮大，军国主义思想在日本正在抬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