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不君，臣也可不臣
不知道多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单位的领导突然对你说，请你周末去他家里吃饭，你受宠若惊，穿上西装打上领带，把皮鞋擦得锃亮，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领导家门口，凝神贯气，做了三个深呼吸，然后按下门铃，结果...开门的是他家的保姆，操着湖南方言说：“你找哪个？孙处长跟他的堂客到别个屋里打麻将克哒，晚上不回来吃饭。”你除了傻笑几声，偃旗息鼓地回到自己家里，还能怎么样？
可是，对两千五百多年前的那两位卫国人来说，事情绝对不是那么简单。
《左传》记载，公元前559年夏季的一天早晨，卫献公派人给朝中的两位重臣——孙林父和宁殖捎去一个口信，邀请他们到宫中共进午餐。接到这个通知，孙林父和宁殖赶快行动起来，洗了一个澡，穿上黑色的缁布衣，裹上素色的生绢裳，戴上黑里带红的布帽子，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然后坐上带盖的马车，提前一个时辰来到公宫等候。
等啊等啊，眼看日近午时，两个人不住四下张望，就是不见有人来宣他们。
“主公也许有要事在身，再等等就好了。”孙林父安慰宁殖。宁殖点点头，没说什么。
两个人继续等，不知道又过了多久，宁殖忽然说：“老孙，不太对劲啊，主公该不会是把我俩给忘了吧？”
孙林父说：“怎么可能？我猜啊，主公肯定是准备了什么山珍海味，没那么快整好，所以要我们多等等。”
宁殖说：“什么山珍海味？”
“比如说，熊掌啊，你知道，熊掌很难熟的。”
“有可能。”宁殖说着，喉结动了一下。孙林父装作咳嗽，趁机也吞了一口口水。两个人继续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太阳西斜，鸟儿归巢，两个人都饿得头晕眼花，那顿想象中的美餐仍然仅仅是存在于想象中。
“老孙啊！”宁殖有气无力地说，“熊掌要煮那么久吗？”
孙林父帽子也歪了，衣服也皱了，说话也打颤了：“按理说，不，不应该啊......”
两个人嘀咕了一阵，最终决定打道回府，这饭不能再等了，再等就出人命了。刚准备上车，一个宫中的小内侍匆匆跑过来，说：“主公请两位大夫去后花园相见！”
“你说去哪？”孙林父大声问道，眼睛死死地盯住小内侍的脸。
“后，后花园。”小内侍吓坏了。
宁殖赶紧拉拉孙林父的袖子，意思是算了，先进去看看再说吧。两个人跟着小内侍，快步来到后花园。只见卫献公戴着一顶白鹿皮帽子（打猎专用），手里拿着一把弹弓，正在打鸟呢！孙林父和宁殖不敢惊着了鸟儿，远远地跟着他，过了一柱香的功夫，卫献公才突然察觉到他们在身后，大声说：“你们来了啊，怎么不打个招呼呢？”两个人赶紧快步走到卫献公跟前，恭恭敬敬地垂手立着，准备聆听国君的训示。
“两位爱卿有何贵干？”卫献公笑吟吟地问。
“这？”孙林父迟疑了一下，偷偷看了一眼宁殖，宁殖也是一脸的迷惑，“我们是应您的邀请，前来赴宴的啊！”
“有这回事吗？”卫献公拍拍自己的脑袋，大笑道，“哎呀呀，我这记性，居然把这么重要的事给忘了！来，来，既然你们已经来了，就陪寡人一起打鸟吧！”
孙林父心想，你说得倒轻巧，老子可是饿了一整天，哪有力气陪你打鸟？但是敢怒而不敢言，还得耐着性子和卫献公说话。按照当时的规矩，国君与臣下说话，应该戴正式的礼帽，如果戴的是其他的帽子，则必须摘下来，以示尊重。卫献公似乎完全不懂这些礼数，皮帽子也不脱，一个劲命内侍去拿弹弓来，丝毫没有想到一场风暴正在这两个人的脑子里酝酿。
孙林父从宫中出来，憋了一肚子气，回家也不想吃饭，倒头便睡，但是又睡不着，气愤愤地折腾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胡乱喝了两口小米粥，命令家人：“打点行装，准备马车，回戚地去！”
家人吃了一惊：“您不上朝啦？”
“兔崽子居然戴着鹿皮帽子跟我说话，自古以来，哪有这样的国君？这官老子不当了！”
“您小声点！”家人连忙劝道。
“怎么啦？这事就算说到天子那里，也是他无理！”孙林父的嗓门更大了。
戚地是孙氏家族的封地。孙林父这一走，其实就是用脚投票，炒了卫献公的鱿鱼。
孙氏家族是卫国名门，孙林父本人也是扶持卫献公上台的有功之臣。孙林父的出走，按理说应该引起卫献公的重视。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卫献公仅仅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他走了啊？”再也没有任何表示。仿佛走的不是什么朝廷重臣，而是一个年迈昏聩的家奴。
孙林父毕竟不是陶渊明，在乡下过了一段日子，不禁又留恋起在朝廷的日子来。他倒不是怀念那几千石米的俸禄，而是耐不住成天在田间地头跟山野村夫打交道的寂寞。说到底，那个年代的男人，绝大多数都是政治动物，如果不能在朝堂之上发表自己的高见，不能参加那庄严肃穆的祭祀典礼，不能在外交场上纵横捭阖，人生就太灰暗啦！孙林父想回到朝廷去，又拉不下那张老脸，于是想了一个借坡下驴的办法——派自己的儿子孙蒯回到首都帝丘，向卫献公请安。
卫献公见到孙蒯很高兴，拉着孙蒯说了一大堆家常话，无非是令尊身体可好啊，戚地今年的收成如何啊，你膝下有几个小孩啊之类的，亲热得不得了。末了还要留孙蒯吃饭，而且是按照国君招待臣子的最高规格上菜，还有乐队在一旁演奏，一边吃一边欣赏音乐，那叫一个享受。相比孙林父前些日子受的冷遇，孙蒯的际遇可真是让人感到君威莫测。
孙蒯受宠若惊。席间他几次想向卫献公表达老头子的歉意，卫献公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不给他这个机会。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乐师开始唱歌了——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既微且尰，尔勇伊何？为犹将多，尔居徒几何？
这首名为《巧言》的诗见于《诗经.小雅》，翻译成现代文：究竟是何人居住在小河边？无力也无勇，是祸乱的根源。腿伤脚已肿，勇气在哪里？诡计实在多，党羽有几何？
大家知道，歌词是很难听真切的。比如说“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和暖的阳光照耀着我们，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后两句就很容易听成“河南的阳光照耀着我们，美国人脸上都笑开颜”。但是在那天的宴会上，孙蒯将乐师唱的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原因很简单：乐师根本不是唱，而是将那首诗字正腔圆地朗诵出来，并且朗诵了三遍，不由你听不清。
孙蒯当时脸色就变了。他抬起头来看卫献公，这个肥头大耳的家伙正在摇头晃脑，打着拍子听乐师“唱”歌，看样子十分享受。
士可杀，不可辱。孙蒯暗自用力，将手中的青铜酒爵捏着几乎变了形。他没留意到，那天在堂上唱歌的，并不是他熟悉的宫廷大乐师，而是大乐师的副手——这个职务，在当时被称为师曹。
这么重要的场合，大乐师为什么不亲自上场呢？
原来，卫献公本来是要大乐师演唱的，但是大乐师一听《巧言》这个曲目，就知道卫献公不怀好意，怕惹祸上身，借口说嗓子疼，要回家养病，一早就开溜了。卫献公又找了几个人，也都不愿意，只有师曹主动站出来要求演唱。
“臣的歌喉不如大乐师美妙，如果您不嫌弃，臣愿意代大乐师演唱。”
“好！”
卫献公赞许地看了那个人一眼，脑子里没有闪过任何怀疑的念头。他也许忘记了，就在一年之前，他曾经命师曹担任后宫的音乐老师，负责教他最喜爱的宠妾弹奏古琴。那女人长得如花似玉，脑子却笨得一塌糊涂，连最简单的乐理常识也记不住，弹起琴来总是找不着调。师曹教得不耐烦，挥鞭抽了她几下。那女人便跑到卫献公面前哭诉，卫献公命人将师曹抓起来，狠狠地打了三百皮鞭。
三百皮鞭打掉了一个宫廷乐师的尊严，也打掉了卫献公的和谐盛世。师曹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苦于没有机会报复。现在眼看卫献公要犯傻，他怎么会放过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赶快跳出来，要求代替大乐师演唱。为了让孙蒯听清歌词，他还别出心裁地采用了朗诵的形式。
毫无疑问，卫献公对师曹的表现十分满意。这也难怪，领导往往喜欢执行力强的下属，却不知道在很多时候，无条件的执行其实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孙蒯回到戚地，把情况向孙林父做了详细的汇报。孙林父长叹一声，说：“如此说来，主公对我已经是恨之入骨了，如果我们不抢先下手，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没错。”孙蒯说，“他不仁，我不义，咱们偷偷杀回帝丘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孙林父进入帝丘是在一个晴朗而凉快的清晨，太阳在平原上露出整张笑脸，街道两旁树木的阴影被拖得老长。孙氏族兵摆出进攻的阵形，兵车在前，步卒在后，快速而有序地朝着公宫进发。城门和城墙上的卫兵早就被先头部队解决，整个帝丘防务轻而易举地落入叛乱者的掌控。
对于国君和孙氏之间的这场纷争，卫国群臣基本持一种壁上观的态度，大伙都呆在家里，命令家臣和族人戒备守护自家院落，只要战火不烧到自己头上就万事大吉，这也是孙林父轻易得手的重要原因。
但是有一个年轻人特立独行，穿着整齐的礼服，站在大街上拦住了孙林父的车，故意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似的跟他打招呼：“哟，这一大早，您全副武装的，是打算去哪儿呢？”
孙林父还没回答，他的戎右护卫暴喝一声，挥起手中的长戈就要扫过去，却被孙林父用手挡住。“不得无礼！”孙林父低声喝道。然后很客气地对那个人说，“国君的荒淫残暴，您是看在眼里的。我很担心江山社稷毁在这个人手里，所以打算赶他下台，请问您有什么高见？”
“国君是一国之主，您现在却想将他赶下台来，这不是以下犯上么？再说了，就算您废旧立新，又怎么知道新的就一定比旧的好？”
这个问题不轻不重，然而十分尖锐。孙林父答不上来，此后数千年无数抱有“革命”思想的人也答不上来。年轻人说完这些话，就主动站在路边，让孙林父的队伍通过，然后赶快带着自己的家人逃出了卫国，以躲避内乱。
这个年轻人叫做蘧（qú）瑗，字伯玉，历史上一般叫他蘧伯玉。《论语》里记载了一些他的故事，最为有名的是：有一天，蘧伯玉派人来拜望孔夫子，孔夫子向来人询问蘧伯玉的近况，来人回答说：“他正设法减少自己的缺点，可却苦于做不到。”来人走后，孔子就对弟子说：“使乎，使乎！”意思是这个人很了解蘧伯玉。当然，蘧伯玉本人也不认为自己已经完美无缺，即便到了五十岁这年，他还是能够深刻地反省前一年所犯下的错误，即所谓的：“年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
得知孙林父造反的消息，卫献公起先还不相信，对内侍说：“这怎么可能呢？不就是跟他开了两个玩笑嘛，他竟然……”结果就听到孙林父在宫门外大叫：“只杀昏君，余者无罪！”他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连忙派出三位公室子弟出来跟孙林父谈判——说是谈判，实际上就是将他们送给孙林父做人质，希望孙林父手下留情，放他一马。
孙林父根本没给三位公室子弟说话的机会，直接命令孙蒯：“将他们拉出去，斩了！”顷刻间三颗人头献上，被挑在旗杆上向宫内示威。
卫献公一看，这事没得谈了，逃命要紧。集合宫中的卫队，拼死杀出一条血路，逃往齐国去避难。逃到齐卫边境的鄄地（卫国地名）的时候，他进行了最后一次政治努力，派出胞弟子行向孙林父请求原谅，结果又被孙林父砍了头。这家伙，分明是杀红眼了嘛！
卫献公只好继续狂奔，跟随他的人渐渐走散，只剩下公孙丁一个人替他驾车。幸好离齐国边境越来越近，孙林父也不敢轻举妄动，将大部队驻扎下来，只派了两名杀手级的武士——尹公佗和庾公差驾着轻车继续追赶。
庾公差是尹公佗的老师，师徒俩都是卫国有名的射手。孙林父认为，将这两个人派出去，取卫献公的项上人头应该不成问题。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庾公差的老师不是别人，正是替卫献公驾车的公孙丁。有了这层关系，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尹公佗射术超群，驾车也是一把好手，道路又熟，追了一段路，便远远地看见卫献公的车了。尹公佗连抽了战马几鞭，将两车之间的距离又拉近了一段，庾公差长弓在手，从背后抽出一支箭扣在弓弦上，瞄准前车却又犹豫不决。
“师傅！”尹公佗催促道，“您再不射，昏君就逃脱了！”
庾公差眉头紧锁，仍是下不了决心。前面的公孙丁发现有追兵逼近，也将马鞭甩得震天价响，四匹战马发疯似的撒蹄子，将路上的泥土掀得四处飞溅。
“师傅！”尹公佗再次喊道。
庾公差长叹一声，弓弦响处，长箭出手。紧接着又搭上一支箭，前箭未至，后箭已发。
两支箭一前一后，全部钉在前车的旗杆上。卫献公吓得闭上眼睛惊叫不已。“主公休要惊慌！”公孙丁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他若是有心射您，绝不会失手。”
卫献公战战兢兢地睁开眼睛，回头一瞄，果然后面的战车已经慢了下来，似乎已经放弃了追逐。
后面的战车完全停了下来。尹公佗疑惑地看着庾公差：“师傅，您这是违抗主人的命令，回去如何交差？”
“我的师傅在那辆车上，你叫我如何下得了手？”庾公差长叹一声，“回去吧，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
“他是您的师傅，不是我的师傅，我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主人的命令不可废，您如果不忍心杀他，就请您下车吧，我一个人去追。”尹公佗说着，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尹公佗把孙林父的命令搬出来，庾公差也没办法反驳。所谓“士”的天职，难道不就是服从主人的命令吗？他默默地下车，对尹公佗说：“你要小心，我的老师比我还厉害。”
“您放心。”尹公佗一甩马鞭，又朝着前方追去。
卫献公刚松了口气，听到马蹄声，连忙回头一看，不禁大惊失色：“公孙丁，公孙丁，敌人又追上来啦！”
这次公孙丁也回头了，只见尹公佗一个人驾着战车越逼越近，而且正将缰绳系在车轼上，准备抽弓取箭。“您来驾车！”公孙丁顾不得细想，将手中的缰绳塞给卫献公，同时拿起自己的长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射出一箭。
尹公佗听到弓弦一响，情知不妙，想要躲时，那箭已经射穿自己的左臂。公孙丁大声喊道：“这是师公对你警告，你要是再追，就不是射你的手了。”尹公佗大吃一惊，忍痛勒住缰绳，眼睁睁地看着卫献公的战车越跑越远，消失在地平线上。
关于师、徒、徒孙三人的故事，史上还有另一个版本，讲述者是著名的儒家学者孟子。在孟子的笔下，事情是这样的：
郑国派子濯孺子侵略卫国，卫国派庾公之斯追击他。不巧在这个时候，子濯孺子病发，庾公之斯追上他之后就问：“您为什么不拿起弓来？”子濯孺子说：“今天疾病犯了，拿不起弓。”庾公之斯说：“我在尹公之佗那里学射箭，尹公之佗又是您的徒弟，我不忍心用您的本领加害于您。不过，今天的事情是公事，我不敢放弃！”于是抽出一支箭，去掉箭头，朝着子濯孺子射了一箭就回去了。
儒家追求秩序的稳定，以天、地、君、亲、师为尊。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出现所谓忠义不能两全的困境，也就是在国君、父母和老师之间进行取舍。这个故事中，子濯孺子要在忠于国君还是尊重祖师之间做一个选择。如果故事发生在西方，这就是一个“tobeornottobe”的难题，足以令当事人发疯甚至自杀。但是在孟子的笔下，子濯孺子的抉择一点也不艰难，拔掉箭头，虚射一箭，就那么简单。不得不承认，中国人自古缺乏悲剧意识，是因为中国的哲人太狡猾，太善于自欺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