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说左藏库的尘土里居然能找出十三万两银子和一百余万财物，基本上是无稽之谈。换言之，裴延龄这种行为跟明火执仗的抢劫毫无差别！有朝臣忍无可忍，立即上疏抗辩，说：“这些都是正式登记在册的国家财产，每月都列表呈报，岂能说是‘羡余’钱物？请皇上即刻派人核查。”
陆贽也提出，应该让三法司（御史台、刑部、大理寺）对此展开调查。可是，德宗会同意复查吗？
肯定不会。已经落进口袋里的钱，哪个傻瓜会把它再吐出来？事情明摆着，虽然德宗不会傻到真相信尘土里会长出钱来，但他绝不可能去追查真相。
因为真相对他没好处。
裴延龄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炮制这样一个弥天大谎。
其实，早在几年前，当德宗准备起用裴延龄为财政大臣的时候，陆贽就曾指斥裴延龄为“诞妄小人”，坚决反对，可德宗却充耳不闻，执意任命了裴延龄。
现在，满朝文武虽然也都知道裴延龄是个小人，但大伙更清楚他是天子跟前的红人，所以几乎没人敢去惹他。只有盐铁转运使张滂、京兆尹李充、司农卿李銛等少数几个大臣，因职务关系经常跟裴延龄打交道，很清楚他玩的那些猫腻，因而时常向德宗举报。
然而，张滂等人也只是私下举报而已，从不敢公开弹劾。满朝文武中，唯一一个屡屡上疏弹劾裴延龄的人，就只有陆贽了。
贞元十年十一月，陆贽连续上疏，历数裴延龄的罪恶，痛斥其为奸诈小人，同时还把矛头直指德宗。他说：“陛下为了保护裴延龄，对他的罪状连问都不问，他势必以为什么事都可以瞒天过海，所以把东边的东西挪到西边，就当成他的政绩；把这里的财物转移到那里，就胆敢称为‘羡余’。愚弄朝廷，如同儿戏！从前赵高指鹿为马，鹿和马尚且是同类；如今裴延龄变有为无，指无为有，如此凶险虚妄，天下皆知。上至公卿大臣，下至小吏百姓，无不对此议论纷纷，但是亿万官民，能向陛下进言者又有几人？臣虽不才，但备位宰相，即便不愿开口，最后还是不能保持沉默。”奏疏呈上，德宗大为不悦，从此日渐疏远陆贽，却愈发宠幸裴延龄。
裴延龄当初被提拔时遭遇陆贽阻挠，早就对他恨之入骨，如今又屡屡遭其弹劾，这口恶气更是咽不下去，于是很快就发起反击，频频向德宗施加影响，怂恿他罢黜陆贽。
在陆贽与裴延龄的这场较量中，陆贽显然是居于劣势的，因为德宗并不站在他这一边。
贞元十年十二月，德宗终于下决心罢免了陆贽的宰相职务，把他贬为太子宾客。
陆贽其实早就料到有这一天了。他唯一没有料到的是——自己居然会栽在裴延龄这种小人的手里。
经济学中有一条著名定律，叫“劣币驱逐良币”，意思是当那些低于法定重量或成色的劣币进入流通领域后，人们就倾向于将良币（足值货币）收藏起来，用劣币去交易。最后，劣币的流通量越来越大，就会把良币驱逐出流通领域。
在政治领域中，这个定律其实同样适用。当君子和小人同在官场上时，君子凡事只考虑公共利益，因此必然不善于自我保护，并且容易得罪人，最要命的是得罪领导；而小人不管干什么都一意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更谙熟利益交换的原则，自然就容易讨人喜欢，尤其是讨领导的喜欢。久而久之，小人的势力就会越来越大，君子的空间则会越来越小。最后，君子只能被小人驱逐。
成功扳倒陆贽后，裴延龄再接再厉，又把目标转向张滂、李充、李銛，准备把这些告过他御状的人全部搞掉。他对德宗说，这三个人都跟陆贽结党，应该把他们一网打尽。
德宗虽然宠幸裴延龄，但他也不想把打击面搞得太大，所以听过也就算了，并没当一回事。
裴延龄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春，关中大旱，朝廷的财政收入骤然紧张起来，一些开支不得不缩减。裴延龄趁机缩减了军队的粮草，然后对德宗说：“陆贽、张滂等人失势以后，心怀怨恨，最近在大庭广众中宣称：‘天下大旱，百姓流亡，度支使克扣诸军粮草，军中的士兵和马匹都没有吃的，这事该怎么办？’陆贽等人散播这种言论，不仅是中伤臣，还想动摇士气和民心啊！”
德宗闻言，将信将疑。几天后，德宗到禁苑中打猎，护驾的神策军士兵恰好向他诉苦，说：“度支使最近一直没有拨发粮草。”德宗一听，确信陆贽等人肯定散播了蛊惑人心的言论，顿时勃然大怒。
这一年四月，德宗下诏，将陆贽贬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别驾，张滂贬为汀州（今福建长汀县）长史，李充贬为涪州（今重庆涪陵区）长史，李銛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市）长史，把裴延龄痛恨的这些人全部逐出了朝廷。
陆贽从此远离朝堂，在偏远的蜀地度过了他的余生，再也没有回到长安。
裴延龄大为得意。他觉得如此一来，宰相之位肯定非他莫属了。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尽管裴延龄处心积虑想搏出位，可多行不义必自毙，第二年秋天就身染重病，呜呼哀哉了。
裴延龄一死，朝野上下争相庆贺，唯独德宗一人哀伤不已。
毫无疑问，如果裴延龄不死，肯定会继卢杞之后成为德宗最宠幸的宰相。所幸老天爷开眼，早早就把这个坏得掉渣的极品小人收了，否则此人必定会像卢杞那样，把帝国朝堂搞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并最终祸及四方、贻害天下！
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宗实在是很幸运。
其实，就算把德宗李适放在整个唐朝历史上来看，说他是个幸运的皇帝也并不为过。尽管从他即位的那一刻起，大唐帝国早已深陷藩镇割据的泥沼，他面临的是一个纲纪废弛、山河裂变的历史困局，但事实上，德宗李适并不缺乏与历史博弈的资本。进而言之，他所拥有的资本完全有可能使他成为大唐帝国的中兴之主！
他的资本就是人才——文臣如李泌和陆贽，武将如李晟、马燧、浑瑊。然而，李适终究没能中兴李唐。
问题当然出在他自己身上。
李适一生中唯一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他登基之初的那一番雄心壮志，可如此心志之所以横遭挫折并且迅速偃旗息鼓，除了藩镇问题积重难返之外，主观原因就是他的促狭、猜忌、所用非人而又执迷不悟。比如重用卢杞便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失败，可直到诸藩之乱早已平定的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当曾经的用人得失和成败利钝都已相对明朗的时候，李适有一次和李泌谈话，却仍然在强调：“卢杞忠贞清廉、刚强耿介，人人都说他奸，朕却不这么认为。”
李泌当时的回答是：“人人都说卢杞奸，只有陛下不觉得他奸，这正是卢杞所以奸邪的证明。假如陛下早发现他奸，何至于有建中年间的诸藩之乱？卢杞倾泄私愤，诬杀杨炎，将颜真卿排挤到死地，最后又激怒李怀光，迫使他叛变，幸亏陛下把卢杞流放到远方，否则大祸如何能止！”
李适不以为然地说：“建中之乱，术士早有预言，说起来也是天命，卢杞哪有那么大的力量招致祸乱！”
李泌毫不客气地说：“要是把一切都归于天命，那教育、行政、司法，就全都没用了。”
这场谈话显然并未扭转李适对卢杞的看法，否则李适后来也不会重用跟卢杞同属一丘之貉的裴延龄，更不会把公忠体国、德才兼备的贤相陆贽逐出朝廷。
一个人偶然被石头绊倒，那是运气不好，只要爬起来绕道走就可以了。可如果这个人坚持认为绊倒他的不是石头，而是老天爷，那他就会在这块石头上绊倒第二次、第三次……像这种人，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无可救药。
一个无可救药的皇帝，纵然身边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再多的猛将和谋臣，最终也只能一一成为被驱逐的“良币”。
藩镇：疯狂奔驰的烈马（上）
从历史的两头往中间看，德宗在位的整个贞元二十年，大唐帝国就像是一驾行走在混沌黑夜中的马车，看上去显得了无生气而且疲惫不堪。虽然天下再也不像建中年间那么混乱，但是帝国的方方面面都看不出丝毫起色。人到中年的德宗李适就像历史上的每一个守成之君那样，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地守着祖宗留下的江山，既没有智慧和能力让它重绽盛唐时代的光芒，也不至于昏庸到把它失手打翻。
大唐帝国的马车就这样摇摇晃晃地依靠惯性在黑夜中前行。
如果说帝国是一驾马车，那么桀骜不驯的藩镇就是一群拉着帝国疯狂奔驰的烈马。尽管头上套着马缰、身上拴着车轭，可它们还是经常乱蹦乱跳，把老大帝国搞得险象环生、几欲倾覆。进入贞元年间，虽然相当多的藩镇还是野性未驯、我行我素，但毕竟没有闹出太大的乱子，只有“宣武”和“彰义”这两匹烈马最为疯狂，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让德宗朝廷疲于应付，伤透了脑筋。
宣武镇（治所汴州，今河南开封市）的乱子是从贞元八年（公元92年）开始闹起来的。这一年四月，宣武节度使刘玄佐病卒，德宗小心翼翼地征求宣武军方的意见，说：“调陕虢观察使吴凑过去接任，可不可以？”
宣武军方说可以，德宗松了一口气，赶紧命吴凑走马上任。
不料，吴凑刚刚走到半路，刘玄佐的女婿和侍卫亲军就突然发动兵变，拥立刘玄佐之子刘士宁为留后，并磔杀数名倾向朝廷的文武将吏，劫持了朝廷派驻宣武的监军宦官，胁迫朝廷发布正式任命状。
德宗慌忙问计于宰相。当时的宰相窦参说：“宣武将领大多暗中依附平卢（淄青）节度使李纳，如果朝廷拒绝，恐怕宣武就会和平卢连成一气了。”
德宗担心建中年间的诸藩之乱重演，只好息事宁人，正式任命刘士宁为宣武节度使。
然而，即便德宗想要息事宁人，可宣武并没有从此太平。
因为，依靠兵变上台的刘士宁根本就不能服众。刘士宁是个典型的“官二代”，昏庸淫乱，生性残暴，行为乖张。据说每次出门打猎都要带上好几万人，比别人打仗带的兵还多，而且总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打，往返一次就要好几天，把随从的将士搞得苦不堪言。
刘士宁很清楚，很多将领心里不服他，尤其是都知兵马使李万荣。此人向来深得将士拥戴，对他始终是个威胁。所以，刘士宁上台没多久就剥夺了李万荣的兵权。
李万荣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十二月十日，刘士宁一大早就带着两万多人出城打猎，李万荣意识到机会来了，马上进入节度使府，召集留守的刘士宁亲兵一千多人，宣称朝廷已经敕令刘士宁入朝，并任命他李万荣为留后，即日起接管宣武军权。
就在士兵们半信半疑的时候，李万荣又说：“凡执行敕令者，每人赏钱三十缗。”士兵们一听，立刻纳头便拜。紧接着，李万荣又以相同手法接管了整个宣武军队，然后下令关闭城门，并派人去对刘士宁说：“朝廷命你前往京师，最好马上动身，若稍有拖延，即刻砍下你的人头，传首京师。”
刘士宁顿时傻眼。
他早知道这个李万荣是个祸害，可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动手了。
刘士宁恨得咬牙切齿，却一点办法也没有。虽说他现在手底下还有两万多人，可这些人是跟他出来打猎的，不是打仗的。真要打起仗来，这些人十有八九不会听他的。况且刘士宁也有自知之明，真要跟李万荣过招，他还是太嫩了，压根没半点胜算。
没辙了，刘士宁只好带着五百名亲信骑兵乖乖入朝，另外那二万将士立刻掉头奔回汴州。刘士宁走到东都时，所有亲信骑兵全跑光了，身边只剩下几个奴仆和侍妾。到达京师后，德宗马上给他下了道敕令，命他老老实实在京师的宅邸里待着，给他父亲服丧，并严禁他自由出入。
宣武刚刚消停了一年多就又闹起来了，让德宗实在头大。他问当时还在朝中的陆贽该怎么办。陆贽认为，虽然刘士宁被逐是宣武人心所向，但李万荣驱逐节度使并未得到朝廷批准；为了严肃纲纪，应该立即派遣能干的大臣视察宣武，然后相机行事。
可德宗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妥协。他对陆贽说：“如果拖下去，事态恐怕会恶化。朕打算任命一个亲王为节度使，让李万荣代理留后之职，任命状马上就发。”
不知道李适有没有听过“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句话，如果有的话，他一定知道这句话就是在说他的。自从建中年间的诸藩之乱后，李适就成了一只彻头彻尾的惊弓之鸟。不管哪个藩镇发生兵变，也不管哪个人用什么方式夺取了军权，他最后采取的办法几乎都是妥协退让、听之任之。
现在他说要派个亲王当宣武节度使，其实就是名义上的遥领。谁都知道，这种“遥领”的把戏不过是德宗惯用的一块遮羞布罢了。
陆贽当然不同意妥协，于是接连上疏，说：“如今的藩镇将帅，什么事都自任自专、为所欲为。如果朝廷纵容将士随意颠覆主帅、篡夺权力，甚至赋予他们合法性，那么谁不想以他们为榜样呢？面对巨大的利益，每个人都会动念，若任由这种祸根潜滋暗长，迟早必生无以挽救的大乱！”
然而，现在的德宗什么都听不进去了。只要藩镇不造朝廷的反，不颠覆他李适的皇位，他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
随后，德宗下诏，任命通王李谌为宣武节度使，李万荣为留后。
次年四月，宣武大将韩惟清等人又发动兵变。李万荣亲自率兵将其平定，事后向德宗奏称，此事的幕后主使就是刘士宁。德宗旋即将刘士宁流放郴州。
李万荣既然平定了暴乱，也算是为朝廷立了一功，德宗赶紧以此为由，扯掉了通王李谌这块遮羞布，于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五月正式任命李万荣为宣武节度使。
德宗希望用自己的一再妥协换来宣武的安定，但是这匹疯狂的“烈马”却始终不让他省心。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六月，李万荣中风瘫痪，不省人事。消息传到朝廷，德宗马上又慌了神，只好把宦官霍仙鸣找来商量。
皇帝碰到藩镇问题不找宰相，却去找宦官，这是什么道理？
道理很简单：自从陆贽被罢相后，继任者都是些庸庸碌碌、尸位素餐的家伙，只知道奉旨办事，遇到事情根本就没主意，所以德宗不敢指望他们。相形之下，宦官们这些年来倒是拥有了越来越大的话语权。
早在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亦即平定朱泚、克复长安后，德宗李适便把禁军重新交到了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的手里。当初那个贪污军饷的文臣白志贞太让德宗失望了，而窦、霍二人则在泾师之变中护驾有功，所以从那以后，德宗对宦官的看法就彻底改变了。
自从接管神策军后，窦文场、霍仙鸣的势力便迅速膨胀。到了贞元中期，经过多年经营的窦文场、霍仙鸣已然势倾朝野。史称，当时“藩镇将帅多出神策军，台省清要亦有出其门者”。（《资治通鉴》卷二三五）既然藩镇将帅多出自窦文场和霍仙鸣门下，此刻藩镇又出了问题，德宗当然只能找这些神通广大的当权宦官了。
霍仙鸣一听藩镇出缺，马上向德宗举荐了宣武将领刘沐。他向德宗担保，此人神勇无比，一定可以镇得住那些骄兵悍将。德宗大喜，赶紧擢升刘沐为宣武行军司马，命他代理宣武军政。
德宗以为如此一来，宣武应该就不会出乱子了，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自安史之乱后，天下藩镇早就把节度使的职位及其相应地盘当做世袭罔替的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早成惯例。眼下李万荣虽然卧病在床，可他儿子还活蹦乱跳呢，岂容你朝廷来插一杠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