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三大毒源地之一的“金三角”地区，其罂粟种植已有近200年的历史。这一地区的各族人民对罂粟的看法完全与城市里的居民不一样，在他们眼里罂粟与其他农作物没有什么两样，“鸦片是他们的生计，是他们必需的作物，是他们全家衣食得赡的惟一可靠收入”。谈起鸦片，那些来自“金三角”的人们始终都没有半点顾忌，眼睛里根本没有一点负罪感，好像他们不是在谈论遭世人指责的毒品，而是在谈论大白菜的好坏，或者几个孩子在山坡上放牛时说着漫无边际的闲话。甚至还认为罂粟的经济价值高于其他作物，从比较生产成本的角度上看，种植罂粟更合算，因此他们对种植罂粟并没有什么“罪恶”感，罂粟是理所当然的传统经济作物。
土耳其在1972年以前，有近9万户农业家庭的生计依赖于罂粟，鸦片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鸦片是极有经济价值的作物，它所有的部分都可以利用。由于不会腐烂，它也被作为财富积聚的一种方法。农民家庭每年都留出一定量的鸦片用来积攒作为儿子娶亲时的聘礼，还有的家庭储藏它以备病灾，把它当做未知的医疗费的准备金。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观念或说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历史文化传统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可能用军队进剿、炸弹轰击、火器喷烧等人为的力量所改变。如果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活方式的注入，要想在短期内改变这种状况恐怕是十分困难的。
障碍之三：毒品行业的巨额利润，使贩毒集团组织化、武装化得以实现和加强，并使其加紧了对政权机构的侵蚀和渗透，这使得人类社会禁绝毒品的斗争，遇到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对手和最顽强的抵抗。同时还资助了全球的恐怖犯罪活动的增长。
如果不是非法，毒品绝对是世界上利润最高的行业。毒品生产的每个环节都带来丰厚的利润，生产、加工、走私毒品确实是一个发财的行当。在“银三角”地区，每公顷土地平均一年可产1吨古柯叶，提取3公斤～4公斤可卡因。这样，农民每生产提炼1公斤可卡因的古柯叶，即可获利2000美元。在缅甸，每英亩土地，种植粮食仅收入近100美元，而种植罂粟则是种植粮食收入的100多倍，可收入1万美元。据联合国缉毒机构的研究报告指出，在毒品生产中，每投资1美元便可获利500美元一1500美元。贩卖走私毒品，因总是与违法、冒险、残酷相联系，其利润更是高得惊人，可谓是一本万利甚至是无本万利。从巴基斯坦农民手中收购鸦片，其价格约为每公斤90美元，而巴基斯坦当地批发商的收购价，涨为每公斤3000美元；运到美国批发商手中后，价格会翻几十倍，达每公斤8万美元。纯度为40％的海洛因，毒贩子在街头零售的价格高达1公斤29万美元，足足可以买一辆高级轿车。在哥伦比亚，每公斤可卡因售价1万～1．2万美元；运到美国每公斤售价30万美元，相当于黄金价格的20倍，销售1吨可卡因可获利1．4亿美元。
自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兴起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毒潮以来，毒品业的发展真可谓“钱”景无限。就是在这一巨额利润的“养育”下，美国的“黑手党”、日本的“暴力团”、哥伦比亚的“卡利集团”、墨西哥的“海湾集团”等世界各地的毒品集团，其组织化程度之高、管理之严密，令人咋舌。他们已经突破国界的限制，形成了跨国性的产、供、销环环相接、分工负责的“一条龙”经营体系。盘踞在世界各地的新、老黑社会组织纷纷跻身于毒品活动行列。为了走私方便和对抗警方的缉毒，贩毒集团武装化程度更令人不敢小视，其拥有的现代化武器从冲锋枪到火箭筒，从飞机到舰艇不一而足。他们还利用巨额非法所得加紧对政权机构侵蚀、渗透。动用几十万、几百万美元的“银弹”贿赂有关人员，打通关节已是平常之事。哥伦比亚毒品集团就曾同时向竞选总统的双方提供“资金援助”，以图控制当选总统和购买新政府部长名额。墨西哥执法机构1997年查出，全国10％的缉毒人员涉嫌接受“海湾集团”的贿赂。
除对政权机构进行侵蚀、渗透外，贩毒集团还与政府进行着抗衡。据缅甸驻昆明总领事吴温昂介绍，缅甸自1974年颁布和实施《禁毒法》至1988年，共发动了大规模的禁毒战役12次，在扫毒行动中，有数以千计的缉毒者牺牲和受伤。另据报道，泰国政府和警方在2003年3月12日表示，受到泰国雷厉风行地扫毒狂飙行动打击的缅甸佤族的毒枭，扬言悬红8000万铢要总理他信的人头，其顽强抵抗政府的嚣张气焰可见一斑。贩毒集团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以及插手许多国家的政权机构，使当前世界的禁毒斗争面临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对手和最顽强的抵抗。
据统计，目前全球10％的人口卷入了毒品的生产和消费。近几年，全世界毒品交易额每年在8000亿～10，000亿美元之间，成为仅次于军火的第二大交易，相当于世界贸易总额的13％。2000年世界毒品交易额约为4000亿美元，相当于这一年世界国际贸易和的8％。这个巨额数字远大于全世界恐怖活动的费用总和，更不用说比所有的执法机构的预算大得多。如此数目庞大的金钱不仅给毒枭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和政治权利，而且还资助了全球恐怖犯罪活动的增长。
障碍之四：毒品美元对一些国家的经济起着巨大作用，对这些国家来讲，对毒品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处在一种“禁”还是不“禁”的两难境地。
毒品生产和贩运销售活动是受市场规律支配的。20世纪80年代一90年代的10余年间，世界毒品交易额从3000亿美元增加到6500亿美元。这样巨大的需求和巨额暴利，使毒品美元在毒品生产国的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由此也就刺激了毒品生产国毒品的生产。一些情况严重的国家、地区，“毒品经济”已经或正在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
“金三角”的毒品生产作为世界地下经济的一部分，已从生产、加工、贩运、销售形成一个巨大的“产业”，在每一个环节上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就业”于其间。缅甸政府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把鸦片税纳入国家财政的收入计划，后来虽颁布了禁毒法，但其禁毒活动也是根据政治形势和利益上的考虑时紧时松。1988年，缅甸苏貌集团政变上台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以苏貌其人“反对缅甸的民主运动”为由，对其实行经济制裁。缅甸政府针锋相对，声称如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损害了缅甸国家利益，缅甸政府将停止每年一次的“铲除罂粟战役”，任鸦片等毒品源源不断流向西方国家。在缅甸同西方国家的对峙中，缅甸境内毒品生产和交易空前活跃。同时，越南北部地区的罂粟种植和鸦片生产问题长期以来由于战争、内乱和经济困难等原因也没有得到认真解决，致使越南境内鸦片生产增长很快。特别是中越两国在边境一线的军事对峙状态结束以后，越南北部的毒品通过边境贸易活动大量流人中国境内。另外，毒品在老挝一直被作为与电力和林业齐名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其年输出额约5000万美元，而电力输出年收入也不过3000万～4000万美元。
有资料表明，在“金新月”等毒品产地，均有难民靠种植罂粟、贩卖鸦片维持生计。
在拉美地区，一些国家由于经济衰退、失业人口剧增、国家财力不足，或多或少对毒品美元存在依赖心理。他们希望以毒品经济弥补正规经济的损失。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玻利维亚每年毒品出口收入2．5亿～4．5亿美元，占外贸出口的50％～100％。玻利维亚政府领导人说，如果贩毒活动在玻利维亚彻底消失，该国人均收入会降低50％以上，约有40万人会失去工作。这个后果无论哪一届政府都是无法承受而不希望看到的。哥伦比亚贩毒集团每年收入几百亿美元，汇回国内约10亿美元，相当于国家合法收入的10％～20％。拉美经委会在2001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就国家整体经济而言，哥伦比亚目前每年非法走私出境可卡因获得60亿美元利润，其中约1／2返回该国，而其咖啡出口获得的利润仅为16．2亿美元。玻利维亚与秘鲁的情况也相似，毒品年走私收入分别为13亿美元和8亿美元，都超过了两国的合法出口收入。上述三国约有60万。150万人直接从事毒品生产、走私活动。报告警告，该地区毒品集团每年共计约有3500亿美元贩毒收入。长期下去，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难免不受非法毒品活动所牵制，从而服务于毒品集团的罪恶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宁愿保持一定的毒品经济规模，而不希望彻底清除毒品经济。拉美国家禁毒的难点在于，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和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毒品经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关键部分，对这些国家来说，禁毒是“自杀”，不禁毒也是“自杀”，真正处在一种“禁”还是不“禁”的两难境地。
障碍之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反毒品问题上，不时制造出极不和谐的音符，更有甚者，还弹奏出一个令人担忧的声音——让毒品合法化。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国——美国，不仅未有效遏制本国的毒品市场，反而对他国指手画脚，到处挥舞大棒，推行强权政治，以“反毒”为幌子，张扬“世界老大”的威风。在国内禁毒方面，美国采取高投入的严厉打击政策，每年花费在毒品上的开支高达3500亿美元，但是，收效甚微。在美国的监狱，与毒品有关的犯人大约占监狱囚犯的一半；被逮捕的人当中超过1／10（1999年时150万人）是因为吸毒，有大约40％是持有大麻，有近20％人被逮捕的理由是销售和制造毒品。被逮捕的青少年的数目急剧增加，1997年因为吸毒被抓起来的未成年人有22万人，比1993年高出83％。美国政府的禁毒政策并没有阻止毒品快速地在各个种族团体中蔓延。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把3／4以上的财力和精力用于搜捕和惩罚毒品交易和吸毒的人，而不是用于预防和治疗。在国际禁毒方面，美国则推行“双重标准”，甚至借此干涉别国内政。对境内外贩毒者的惩罚标准和打击力度，美国的态度大相径庭。对被认为是对它构成威胁的毒枭，美国就对其所在国政府施加政治、经济压力，要求引渡，并判以重刑；反之美国国内的毒贩则可以从轻发落。对被他国判重刑的美籍毒贩，则施加压力为其减刑或释放。从1986年起，美国政府每年都通过其公布的《国际毒品管制年度报告》，对世界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反毒工作说三道四，对别国内政横加干涉。对未获“通过”的国家停止援助或经济制裁。1997年的报告更涉及130多个国家、地区，其中23个“通过”，大多数被列为“有条件通过”，9个未“通过”。再如2000年美国取消对秘鲁的扫毒援助，并不是美国对秘鲁扫毒本身不满，而是认为秘鲁举行的总统大选“不够民主”，企图用取消援助来进行制裁。美国的霸道行径不仅干扰了别国的禁毒斗争，而且给国际联合禁毒设置了许多障碍，成为全球禁毒斗争中的一大不利因素。
此外，近年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却出现了另一种令人担忧的声音。那就是西方国家政府在屡禁毒品不止之后，准备投降——让毒品合法化。瑞士和荷兰率先在本国允许吸食所谓的软性毒品。随后，加拿大也向瘾君子缴械，允许一部分重病患者吸食毒品，以减轻病痛。在英国，也在不断争论“要不要让吸大麻合法化”的问题。在西方，持毒品合法化观点的人振振有辞。早在半个世纪前英国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米勒曾指出，个人做自我伤害的事情，只要他不危害社会，国家就无法干涉。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佛里德曼，还有大名鼎鼎的金融投机家索罗斯等提出说毒品的主要危害是非法性造成的，如果合法化，就不会出现目前这种毁灭性的灾难。瘾君子正是为了搞到购买高价毒品的毒资才不得不沦为娼妓、参与赌博乃至偷盗的。如果政府实行毒品专卖，以低价出售，嗜毒者就不用去偷去抢了；为牟取暴利而贩毒的行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毒品集团也会自行解散。更有人认为，毒品合法化不仅可以使政府节约用于打击毒品的巨额花销，而且还可以从毒品销售中征税，以控制吸毒者过度使用毒品。
这些经济学家的理论，是站在经济角度考虑问题，但他们忘了一个最起码的常识，那就是：毒品，顾名思义，就是有毒的东西，吸毒有害健康，长期吸食甚至可以致人死地。再说，吸毒者吸毒之后，精神恍惚，大多不知道自己在于什么，让这样的人走在大街上，开车跑在高速公路上，能会有安宁吗？另外，国家对毒品征税也根本控制不了瘾君子过度吸食毒品，吸食者本身就是非理性的人，既然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从毒品贩子手里搞毒品，区区税收差价又何以能阻止其过度吸食毒品呢？弄不好税收过高又会给非法毒品以可乘之机。
毒品一旦合法化，其结果只能是吸毒者越来越多，甚至泛滥成灾。这是人类饮鸩止渴的自杀行为，非但害自己，同时害别人、害社会。可以说，毒品开放之日，也就是人类文明走向灭亡的开始。
总之，当代世界禁绝毒品存在种种障碍，而这些障碍并不可能在短期内一一解决。正像美国人马丁·布思所说：毒品问题“作为或许是20世纪末最显著的文化现象，它受各种纷杂不一的因素的影响，诸如新生物碱的发明、战争或和平、社会人口变动、青年文化群的偏好、贫穷、自然灾害、民族传统、政治以及可支付的收入水平。有这么大幅度的苛刻的因素存在，每个人都很容易沾染上毒品。”“毒品带来的问题太多、太复杂，根深蒂固地植根于社会，很难被克服。”
毒品问题跨越国界，并非某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它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人类禁绝毒品的道路将是漫长的。全世界的禁毒斗争长期而艰巨，人类社会禁绝毒品将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