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雇凶杀官。如洪洞县城建局原局长薛文勋1997年10月被上级调整为局调研员后，因报销差旅费、医药费等遇到问题，加之县纪委查他在任时的账，遂怀疑新局长朱其林有意刁难他，便产生谋害朱其林的念头。随后薛出资8万元授意他人雇人杀害朱其林。薛文勋最后被判处死刑。1995年下半年，时任武钢市市委书记的李长河听人反映该市八台镇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镇长吕净一背后操纵该镇农民集体越级上访，遂对吕净一产生不满。1996年上半年，有人举报吕净一有挪用公款和贪污行为，在李长河的多次干预下，吕净一被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1997年6月，吕净一刑满释放后，开始申诉和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李长河的违法违纪问题。此后不久李长河升任平顶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长河为谋官保权，多次与鲁耀民预谋，指使鲁耀民出钱让田兴民雇佣刘国兴、依志宏报复伤害举报人吕净一，致一人死亡一人重伤。李长河等人最终被判处死刑。
——高级党政领导干部腐败案日益增多。据统计，1993年至1995年全国受处分的地厅级干部943人，省部级干部共17人；1996年至1998年全国受处分的地厅级干部：1463人，省部级干部共32人；1999年一年受处分的地厅级干部327人，省部级干部（不含军队）17人。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的统计数字（见表2）看，全国检察院查处的县处级领导干部职务犯罪，1999年比1998年增长20％多，2000年比1999年增长30％多；查处地厅级领导干部，1999年比1998年增长32％，2000年比1999年增长35％多；查处的省部级领导干部1999年与1998年持平，但2000年却比1999年增长133％多，2001年虽略有下降，但仍保持较高水平。从上述数字也可看出，级别越高，增长越快。这些数据足以表明，腐败现象正在不断向中、高级干部快速蔓延。如表2所示：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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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年份 ┃ 1998 ┃ 1999 ┃ 2000 ┃ 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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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项 目＼ ┃ 检 ┃ 法 ┃ 检 ┃ 法 ┃ 检 ┃ 法 ┃ 检 ┃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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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处级 ┃1714 ┃ 434 ┃ 2061 ┃367 ┃ 2680 ┃ 350 ┃ 2670 ┃ 4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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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厅级 ┃ 103 ┃ 54 ┃ 136 ┃ 65 ┃ 184 ┃ 52 ┃ ┃ 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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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部级 ┃ 3 ┃ 3 ┃ 3 ┃ 2 ┃ 7 ┃ 3 ┃ 6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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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干部从事腐败活动人数的增加，是腐败政治化的突出表现。因为他们位高权重，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所支配的资源和产生的影响是普通干部所不能相比的，一旦发生权力的严重滥用，对党和国家造成的危害自然极为严重，不仅造成国家经济上的巨额损失，更严重的是对党和政府的权威和形象产生恶劣的政治影响。如原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通过批项目、要贷款、提职级等多种方式，伙同其情妇李平或单独非法收受贿赂款、物合计人民币4109万余元。在成克杰的“示范作用”下，广西近年出现了一系列腐败大案，被理论界称之为“广西现象”。云南省委原副书记、省长李嘉廷收受邹某某等9人贿赂，共折合人民币119万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牟利，其子接受对方钱物，共折合人民币2049万元；与有夫之妇徐某某通奸，并利用职权为徐谋取不正当利益，涉及金额3000余万元，此外还支持其子开办的公司大肆走私。广西和云南都属西部贫困落后地区，经济基础非常薄弱，老百姓还有很多没有脱贫，而他们却大肆腐化堕落。其政治影响更是恶劣。海关总署原副署长王乐毅、公安部原副部长、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原副组长李纪周收受走私分子的钱物，干扰走私案件的查处，充当走私分子的保护伞，致使发生像远华集团这样的走私大案，不仅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造成极为严重的政治后果。
——腐败从对生活资料的侵占发展，从资金的积累向私人资本的积累发展，腐败活动由通常的用权力来攫取钱财，向用钱财来操纵权力、获得权力发展。许多腐败分子将贪污受贿得来的钱用于投资办企业，又利用手中的权力扶持自己企业的发展，或者是挪用公款，或者是非法贷款，或者是逃避债务，或者是非法减免税、偷逃税款等，然后又用非法得来的钱大肆行贿，或操纵选举，谋取更大的权力。这说明腐败已进入自身的“良性循环”，从而具有了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如山西省灵石县有家国有的燃料公司，资产200万元，1990年成立后每年都有盈余。1992年3月，公司经理毛某以“改革”为由，让其子承包了公司下属石油供应站。毛某利用职权把公司的资产不断地向石油供应站转移。后来他又以“改革”为幌子，再次签订“父子协议”：由其子一次交清6年承包费后，供应站所有财产归他个人所有，成立私企万事达公司。此后，毛某更加肆无忌惮地把燃料公司的财产向万事达公司转移。到了1995年6月，私企万事达公司生意兴隆，国企燃料公司陷入困境。企业被迫关门，职工放假，工资停发，景象凄惨。此时的毛某索性辞去了燃料公司的经理职务，公开当上了私企万事达公司的法人代表。正当燃料公司职工向检察机关举报毛某有侵吞国有资产和贪污等问题时，县政府却下文决定对燃料公司、万事达公司进行资产、人员合并，实施股份制改造，成立股份制企业——灵石县万事达燃料公司，由毛某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采访毛某时，他竟然说，他对企业是公有还是私有不是太在意，他只认为他的做法是符合三个“有利于”原则的。这个事例典型地说明了腐败分子是怎样把一个好端端的国有企业转化为私有的。这种情况在1998年以后的“抓大放小”的改革中更为常见。甚至在一些地方一度刮起了一股出售国有企业之风。所谓“出售”，实际做法大体是，经营得好的企业半卖半送，亏损企业则抹掉银行贷款，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入个人腰包。据《工人日报》1998年5月25日报道，湖北省大冶市的一家龙头企业——湖北劲牌酒业公司被该公司董事长个人收购。从此，这家国有企业将改造成为私营企业，其董事长也将转换为私营企业主，这家企业1997年实现产值1．5亿元，利税1500万元，是大冶市第一利税大户。这次出售，仅卖了2000万元，而且不是一次付清。另据《经济参考报》1998年5月22日报道，某省省委决定，要重新审视过去确定的“抓大放小”政策的涵义和措施，指出无论是“抓大”还是“放小”，都要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抓大”就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放小”就是通过出售，把所有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小企业产权转让出去。还有消息说，有的地方甚至竖起了倒计时牌，每天公布离开卖完国有企业的规定期限还有多少时间。由此可见，对于国有企业，卖字当头，一卖了之，乃至采取搞运动的方式，定进度，压指标，在许多地方已经形成高潮。这不仅会使公有制主体地位受到严重威胁，而且会使腐败现象变本加厉，用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几十年间辛勤劳动的积累人工孵化出一批新的剥削者。面对这种情况，国家经贸委发出《关于制止出售国有小企业成风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这个通知从另一侧面说明当时利用“抓大放小”的改革以权谋私的情况是多么严重。同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所谓“改革”造就的不是富翁，而直接造就了“资本家”。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在这一次“改革”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这说明腐败可以“自我复制”了，腐败也由此获得了加速度。
——黑金政治有所抬头，在个别地方甚至泛滥。所谓黑金政治，就是指某些社会经济势力与国家官员勾结，共同盗取国家权力与社会公众财富，有钱人借着政治权力牟取非法利益，政治人物借“权”捞钱，黑白合流，利益共生互享。黑金政治表现的一种情况是：社会某些经济集团使用资金扶植某个政治集团或某些官员作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使其运用社会公众所授予的国家权力为这些集团的利益服务，牟取由政治垄断带来的巨大利润，损害社会公众的福祉。另一种情况是某些政客或政治集团为了牟取国家权力，暗中勾结某些经济集团，由它们为其暗中提供政治运作资金，在获取政治权力后，对这些经济后台投桃报李。黑金政治在西方特别是意大利、日本、俄罗斯及我国台湾，多年来丑闻不断、甚至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治愈的痼疾。新中国成立后对其严厉打击，黑金政治一度销声匿迹。但近年来随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出现，黑金政治有所抬头，有些地方的党政大权甚至都被黑社会所把持，个别地方甚至领导干部的任命都要听取黑社会头子的意见。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01年检察机关把打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结合起来，深挖黑恶势力后台和“保护伞”。全年立案侦查此类犯罪案件279件345人。这些人员中，有的收受贿赂，包庇、纵容黑恶势力犯罪活动；有的泄露案情，为犯罪嫌疑人通风报信、出谋划策；有的为黑恶势力的非法经营活动提供保护；有的本身就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重要成员，相当多的黑社会头目混进了国家权力部门，当上了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在查处震惊全国的沈阳市黑社会性质组织刘涌犯罪集团中，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等近20名副局级以上的政府官员因与此案有牵连而被捕判刑。在该案中，沈阳市原检察长刘实是刘涌的干爹，法院副院长焦玫瑰是刘涌的情妇，而刘涌本人竟是沈阳市人大代表。浙江温岭市以张畏、王秀方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特大犯罪团伙案件中的涉案人员184人，其中党政机关干部42人、司法机关干部15人、金融机构干部10人。其中包括温岭市公安局原局长杨卫中和温岭市原市长周建国。他们对张畏的关怀“无微不至”，在张畏别墅围墙外竖有“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牌子。吉林黑社会头目梁旭东。与之牵连的党政干部达30多人，有地方官员，还有公检法党政机关的干部。吉林顾德成犯罪集团，本人竟能先后当选市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警匪勾结、官匪勾结的目的是为了寻找政治保护，获取更大暴利。黑社会一旦积累了雄厚的资本和政治赎买的经验，必然走向政治化——高层渗透。浙江瑞安市的黑社会头目陈时松，人称“地下组织部部长”，瑞安市委安排干部还要看陈时松眼色行事。有一次调动一名县局级干部，陈时松听后表示异议。结果市常委会竞改变了书记办公会的意见，满足了他的要求。陈时松猖狂地插手、干扰瑞安市干部、人事工作，有时竟凌驾于市委、市政府之上。经陈时松手就“安排”了4个干部提职（两名副市级、两名科局级）。此外，吉林警方查获的号称“地下黑市长”，杀人、绑架、敲诈勒索、偷税漏税等作案68起，掠夺财物价值2000万元，涉案犯罪嫌疑人52名的田波黑社会性质组织，梅河口市一副市长等21名党政司法干部被立案查处。贵州警方查获了以毕节市政协常委王宗义为首的欺行霸市、受雇杀人等作案39起，非法敛财1600万元，涉案犯罪嫌疑人48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毕节地区工商银行行长、地税局副局长、公安局治安处处长、市检察院法纪科科长等人已被立案查处。……现在，不少地方黑道势力与政府官员勾结鱼肉百姓；不法商人暴富以后，极力谋求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全国有不少地方为了眼前利益，把政协、人大代表的职位不顾民主程序任意委任给他们，甚至连副县长的职位也可以转让奉送，这就是一种初级阶段的黑金政治。福建远华集团走私案中政治和经济势力相互勾结，并爆出香港奸商以钱谋权居然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的奇事，这二者本身更是活生生的黑金政治！黑金政治的泛滥不仅严重破坏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而且直接从内部颠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专家指出：“黑帮组织不择手段瓦解基层政权，妄图取而代之，其破坏力远胜过打打杀杀。”
六、方法——智能化
经过多年的反腐败斗争，腐败分子也在积累经验逃避查处而朝向智能化发展，犯罪的手段更加狡猾，行为更加隐蔽，查处难度非常大。表现在：
——职务犯罪具有很强的欺骗性、隐秘性。职务犯罪分子大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和令人羡慕的职业、职务或社会地位，因而这些人犯罪前后总是想方设法变换作案手段，想方设法隐瞒其罪行，以逃避法律制裁。同时由于其环境地位和社会关系等，他们在作案手段上往往具有很大的欺骗性、狡诈性和隐秘性。一些腐败分子已不再是因为一时冲动或利令智昏而犯罪，而是精心设计、预谋在前，有的还利用计算机等高科技手段进行作案。有的腐败分子对我国法律研究很透，作案之前，就精心策划，千方百计规避法律。在长期的反腐败斗争中，他们已积累起很多犯罪经验，如“三人不谈事，二人不签字，法不传六耳”，采取“一对一”的作案方式，使查处取证非常困难。一些腐败分子则采取多道手续，内外勾结，易地联手等方式来进行腐败犯罪活动，其隐蔽性极强。如储时健案中，检察院指控储时健等人为了贪污而在香港购买一家公司转移烟款1 156万美元。而这一事实法院最终没能认定。值得警惕的是随着我国加入WTO，不仅具有先进管理手段的西方大公司要进来，而且我国的企业、公司、银行、证券机构的经营管理也将信息化、网络化。在这种背景下，腐败现象可能会不断趋于“高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