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告急
冯玉祥举行五原誓师时，原驻陕国民军已被吴佩孚所收买的刘镇华军围困于西安城内达数月之久，处于极度危机的情势之中。
1926年4月，吴佩孚委任刘镇华为陕西督办，命其率领镇嵩军攻取陕西全境，意在使陕甘两省相互隔绝，不能形成呼应之势，以期分而治之，彻底消灭冯玉祥在西北的势力。此时，刘镇华辖有号称10万的镇嵩军，虽然装备一般，没有炮兵和重武器，但军力甚众。1922年刘镇华任河南省长时，冯玉祥为督军，刘借用冯练兵之术，并在师旅以上军官中安插军官学校出身的新式军官，使其军力大增。加之陕西部分地主武装亦为虎作伥，投靠镇嵩军，合力对抗驻陕国民军。
当时，驻陕西的国民军，除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杨虎城的部队外，其余均属国民军二军系统，而且多系国民军二军的留守部队，番号复杂，力量分散，指挥不统一。当国民军二军精锐部队在河南被歼，曾经驰援豫西的国民军二军系统的陕西军务督办李虎臣(云龙)，在豫西战败后，刚刚逃回陕西不久，惊魂未定，究竟要走要守，胸中无数。他一方面向杨虎城紧急求援，说：“你来我就守，你不来我就走”；另一方面转移辎重粮弹于咸阳，准备向西撤退。可见，陕西国民军处于混乱状态。
在陕的国民军二、三军与刘镇华势力相比，敌我力量悬殊。杨虎城等先设防于潼关至紫荆关之线。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难以拒敌于境外，遂决心缩短战线，放弃潼关，集中力量退守西安，以待友军增援。4月，镇嵩军占潼关，继取华阴、渭南，直逼西安城郊，双方即展攻防战。西安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占据西安，则能控制关中，这对整个直系军阀来说，一则消灭了驻陕国民军，除却心头之患，解除后顾之忧；二则对付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便有了坚固后方，在关中平原构起阻止北伐军的坚固屏障。
城内守将李虎臣，以败军之师，兵无斗志，已有退却咸阳之意。而西安城内大绅又与刘镇华勾结，组织“和平期成会”，准备迎刘入城。杨虎城从陕北进入关中，在三原开会，决定与李虎臣协守西安。4月下旬，西安四面合围已水泄不通。刘镇华依仗吴佩孚的支持，已准备好西安入城仪式，只待先头部队打开城门后，便浩浩荡荡在西安钟楼上升旗。而杨虎城率5000人马进入西安后，先枪毙了“和平期成会”的首要分子，以使投降者绝望。刘镇华在数次遣人劝降不成的情况下，开始挖掘坑道准备用炸药轰城，并筑高台俯射，均遭失败。乃环城筑堑，宽深各丈余，绝断内外往来，甚至将附近几里之内的已熟麦子派兵全部纵火焚烧，意在困死饿死城内军民。城内杨、李二师人马，加之陕军卫定一部号称一师，三方总兵力不足2万人，究竟能守多久，谁也胸中无数。
西安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历史古城。辛亥革命时，陕西新军就积极响应武昌起义，在革命党人张凤翔、张伯英等人组织领导之下，在古城举行起义，光复西安。然而，毗连的河南、甘肃尚在清军手中。清王朝为保住其在西北的封建统治，企图以“陕、甘、新数千里疆土”，作为根据地，而“恢复东南”，派大军自东、西两路向西安扑来。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第178页。
东路清廷潼关守
将向河南求援，在河南清军的配合下向西安进犯。西路则从甘肃调来清军20营，沿西兰公路东下，企图一举扑灭陕西革命力量。这样，西安周围的宝鸡、华阴均在清军包围之中，西安危在旦夕。但西安军民在革命党人的领导和全国各地辛亥革命烈火鼓舞下，坚守西安数月。并在各地革命党人的支持、配合下，主动出击，从东、南两面迎击清军，最终击败清军进攻，维护了辛亥革命的成果，西安由此而成为西北地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深受世人注目。
而今西安又一次被北洋军阀收买的镇嵩军所围困，而且日见艰难，自然使人联想到15年前那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因此，杨虎城和守城将士在十分艰难的境地下，苦苦支撑，绝不开城门投降。杨虎城和李虎臣二人相约，如果城破，一个缢于钟楼，一个缢于鼓楼，当与古城西安共存亡。这都充分表现了国民军将士誓死保卫西安城的决心和勇气。
然而，毕竟处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环境中，加之刘镇华断了西安的粮路，城内出现极度恐慌和危机。西安城内十万民众，平时吃粮均赖陇东和西路邠、长、永等县供应，一般情况下，三日不进粮则粮价必涨。幸而陕西前一年遇丰年，西安城内粮商和巨富运粮进城储存者甚多。故从3月至8月，粮价尚稳，但到8月以后，粮价开始逐日上升。最初驻军司令部派人到城内号囤(一种用竹席制成的储粮器物)，以备战时急用，继则派兵各处搜粮。为防止舞弊，规定须持营以上文件为证，方可屯粮。到8月下旬，城内已难以见到居民家点火做饭，城内四角的空地上，居民们先是以草根、树皮、树叶充饥。继之以皮革、中草药，甚至居民杀骡、士兵杀马以充饥。米糠、畜皮、油渣更是上品，城内各大户仅存的一些麦子已卖到120元一斗的高价(一斗约合30斤)。士兵中开始出现抢粮、抢物现象。驻军司令部虽严厉禁止，并枪毙了几个不法商人和行抢士兵，但世风混乱和饿死人的问题日益突出。到9月份，每日饿死者10余人，渐增至每日百余人。到了11月中旬，天寒雪急，饥民出门寻找食物时，许多人因为身体羸弱，倒地后就再爬不起来。一遇雪天，饿死病死者千余人，城里已到了“饿毙死者暴尸于市巷，甚至发生了以死尸充饥的现象，实在到了‘易子而食，折骸而炊’的绝境”。王赞亭：《跟随冯玉祥二十余年》，第50页。
援军进陕
西安被围，无疑牵制着冯玉祥率国民军联军奔赴北伐前线的整个战略部署。西安的困境如不能及时解除，不仅城内数十万军民有被饿死、冻死的可能，国民军万余将士也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同时，分布在陕西汉中、榆林等地的驻陕国民军各部自然朝不保夕，定会被瓦解。而且吴佩孚驻豫、晋各军便有机可乘，迅速杀入潼关，威逼陕甘，并直取驻甘的国民军前锋，将国民军联军主力困于绥远、宁夏等数千里荒野之地。西安一失，陕甘难保，国民军联军一旦失去陕甘，则会给早已垂涎西北的吴佩孚退守西北留一退兵之地，吴则可以陕甘为基地，与日益北上的南方国民革命军相抗衡，抵制北伐军的胜利进军。
冯玉祥曾分析过西安解围对整个国民军联军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此举“关系于国民军北伐者至为重要，比如下棋，得此一着，全局都有了办法”。冯玉说：《我的生活》（上），第514页。
冯玉祥的分析切中要害，因此，只有解除了西安之围，粉碎刘镇华的镇嵩军，扫清北洋军阀在陕西的势力，方能为国民军联军东出潼关，与南方国民革命军会师中原，打开一条战略通道。
在五原，冯玉祥一面电令西安城内杨、李二将，继续坚守西安，等待援兵到来，同时布署了详尽的援陕计划。冯玉祥充分地估计了对手，冯认为刘镇华虽为陕西地方势力，又是国民军手下败兵之旅，但被吴佩孚封为“讨赤”联军陕甘军总司令后，有了支持和靠山。欲歼刘镇华，依靠西安城内外迎击乃为上策。冯玉祥编定“援陕军”共七路：第一路方振武，第二路弓富魁，第三路孙良诚，第四路马鸿逵，第五路石友三，第六路韩复榘，第七路陈希圣、刘汝明、韩占元、韩德元、郑大章、张万庆等部。以孙良诚为援陕总指挥，方振武为副总指挥。七路大军约12万人马，从陕西周边甘、宁各地，向西安进发。
冯玉祥先令孙良诚率部向陕西邠州集中，并令方振武率部由五原出发，经固原至邠州与孙会合，然后一齐沿泾河向西安进发。同时令孙连仲、马鸿逵、刘汝明各部由固原兼程进陕，并调张维玺部由天水东进至宝鸡，掩护解围西安部队的右翼。
援陕大军的进军路线，多是些荒原、沙漠，百里不见人烟，“浩浩乎平沙无垠”，行军极为困难。各路人马沿黄河左岸前进，十月的北方，西风阵阵，空谷号寒，兼以雨雪纷飞，饥寒交迫。每天行军数十华里，一天吃不上一顿像样的饭，晚上夜宿在沙漠旷野之中。但援陕部队，大都经过五原誓师后的整顿，经过冯玉祥及国民革命思想的洗礼。虽说孤军远征，困难重重，可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救国救民”，迅速解救西安城内的父老兄弟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尽快赶赴援陕前线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在这种精神鼓舞下，任何艰难困苦都不在话下。
先头部队在陕甘边境地区与直军交火，杀出了一条血路，官兵们士气旺盛起来。路经平凉时，驻军紧急动员各县，迅速为部队筹办棉衣，以应急需，让部队在平凉稍作休整。两日后，冯玉祥从五原发来急电，命令部队火速向西安进发，不得有误，同时杨虎城、李虎臣也由西安来电求援。孙良诚认为事不宜迟，虽说部队已疲惫至极，但水深火热之中的西安军民更是刻不容缓，动员所属部队不等棉衣送达，即刻起程，官兵们也心急如焚，恨不能插翅飞去，驰援西安。
刘镇华的镇嵩军主力在渭水以南，渭河以西则是些零星的地方武装。这些土匪势力在刘镇华的支持下，根据各自实力，割据着关山周围的一些村寨。在西安城东、城南，刘镇华根据村寨的地理情况，选点布军，安营扎寨，绵延数十里，全为刘镇华派兵把守，断绝了西安出城的所有道路。
孙良诚在攻下咸阳后，多次组织兵力强渡渭河，因秋水暴涨，渡河缺乏工具，均未成功。孙急命旅长吉鸿昌、刘存简循河而上，在户县附近找到一处河水最浅的地方涉水渡河，全体官兵相互照应，安全地渡过渭河。随后梁冠英、程心旺旅也渡过渭河。吉鸿昌即率全旅直扑西安。
待大部分部队渡过渭河后，孙良诚即下达了对西安的总攻击令。孙坐镇设在西安西郊后卫寨的指挥部布署，吉鸿昌旅在左边，梁冠英旅在中央，刘存简旅在右边，以程心旺旅为预备队。吉鸿昌首先令张印湘团一直进到未央宫一带。未央宫为一大土岭子，站在岭上已可望见西安的城墙，并可见刘镇华在城墙以外又挖了一道外壕，筑了一道土城，把西安包围得严严实实。援陕部队以为攻城将不太困难，只要杨虎城的队伍从城内冲出，前后夹击，就可以打开刘镇华的包围。却没料到，未央宫对面的马家寨、范家圪塔头等地，都是墙高池深，易守难攻，一连数日激攻不下。援陕部队官兵颇有伤亡。吉鸿昌遂亲自率领手枪队协同张印湘团，以猛烈的火力反攻到壕边，仍攻不下来，双方形成对峙。
西安破城战
未央宫与西安城近在咫尺，但却无法解围西安，援陕部队上下无不万分焦虑。11月初，国民军援陕各路人马相继抵达西安周围。对镇嵩军已形成包围态势。9日，孙良诚按冯玉祥部署召集援陕各部举行军事会议。吉鸿昌、梁冠英、刘存简、赵登禹、邓宝珊等各路将领及苏联军事顾问赛福林共同研究对西安最后一战的作战计划。同时，部队在此稍事休整，并补充兵员。
11月中旬，孙良诚决定向西安发起全面进攻。尽管这时的刘镇华部已是强弩之末，但孙良诚仍十分谨慎，将所属部队兵分三路：以方振武为左路，向泾阳东南进展，攻西安城北；马鸿逵部为右路，从南山脚下，绕攻敌人的后路灞桥镇。两支队伍于夜晚9时出发，天拂晓时马鸿逵部即进入灞桥地区，占据了桥头。刘镇华设在十里铺的司令部和驻守灞桥的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四处溃逃。围攻西安城的敌人发觉灞桥失守后，立即出现混乱局面。
与此同时，孙良诚令刘汝明部进攻渭南县，孙本人则指挥部队到处收缴枪支。刘汝明部进攻渭南非常顺利，一举攻入城内，缴获了许多新棉衣。孙又急令梁冠英部迅速向潼关追击，梁旅亦很快占领潼关，先头部队一直追到河南省阕乡，并且缴获装备颇丰。
11月27日上午10时西安解围，吉鸿昌旅从西门进城。
杨虎城的部队到城外迎接，只见这些士兵饿得站立不住，坐在地上行举枪礼。王赞亭：《冯玉祥部入甘援陕的经过及西安解围》，《冯玉祥在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6页。
守城军民在被围困的8个月之中，因战、伤、病、饿而死的多达3万人以上，饿殍载道，尸骸狼藉，目不忍睹。当时的情景，使吉鸿昌旅的官兵凡有干粮的都即刻拿出来送给饥民。吉旅想找民房住下，可一推开房门，每家都停放着死尸，官兵们不得不在街头露宿。这种悲伤凄惨的情景，难怪在社会上流传一首民谣：“不盼爹、不盼娘，单盼来个冯玉祥。”反映了百姓盼望冯军前来解围的迫切心情。
此次西安解围战，仅用3个多月，不仅使西安再次回到冯玉祥和国民军手中，而且歼灭了吴佩孚支持下的刘镇华部，让国人为之震惊。冯玉祥及国民军联军之所以能在兵力不足、战线过长、战斗力不强等不利条件下，取得西安解围的全面胜利，究其原因，主要有6个方面：一是五原誓师后，国民军全军有了统一的领导，部队经冯玉祥大力整顿，恢复了军纪，大大增强了战斗力，使其具有以弱胜强的可能性。二是刘伯坚、邓希贤(邓小平)、宣侠父、刘志丹等一批中共党员先后被聘为国民军联军的政治教官、政治部(处)长，使部队政治素质有所提高，中共北方党组织协助冯玉祥制定的“固甘援陕”战略方针，使冯得以避免背腹受敌，便于各方协同作战，从而加速了西安解围战的进程。三是苏联政府及时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急需的物质援助，使冯军装备有了明显改善，战斗力大大提高。四是西安解围前国民军平定甘肃的叛乱至关重要，从而使甘肃成为冯军东进陕西的后方基地，进军途中，甘肃沿线各地，为国民军联军提供了大量军需物资。五是被围困在西安城内的杨虎城、李虎臣及国民军官兵，在西安人民的支持下，誓死坚守，坚壁清野，苦撑8个多月，为援陕军的解围赢得了时间。六是陕甘等地的国民党人士的积极支持与配合，壮大了援陕军的进攻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陕西国共两党地方组织动员和支持当地民众的有效配合，发挥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魏野畴对杨虎城部队的工作，充分反映出中共北方党组织和李大钊对国民军的大力支持。
魏野畴，陕西兴平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1923年初，经李大钊、刘天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魏野畴是西北地区中共党组织创建人之一。毛泽东曾高度称赞他：“魏野畴是老同志，有学问，他还有著作，我读过，写得有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