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阳是一块博大丰饶的土地，堪称“高天厚土”。庆阳所属的董志塬，历史上称之为“溥原”、“大原”，今人称其为“天下黄土第一原”，因为它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面积最大、土层最厚、保存最完整的黄土原面，平畴沃野，一望无际。庆阳所属的子午岭，为中国黄土高原上面积最大、植被最好的水源涵养林，有“天然水库”的美誉，草深林密，绵延千里。这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物华天宝，地利天时，“这里的冬天是真正的冬天，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这里的春天是真正的春天，阡苍陌翠，遍野葱茏；这里的夏天是真正的夏天，莺歌燕舞，万紫千红；这里的秋天是真正的秋天，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刘政散文《庆阳在哪里？》）。正是由于这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成就了这里灿烂的古代文明。据考古资料显示，这里很早就有人类活动的踪迹。远在二十万年前，人类就已经在这里繁衍生息。距今约七千年前，这里就开始有了早期农耕。而据史料记载，人类始祖黄帝就曾在这里与庆阳人岐伯谈医论道，因而不仅有了《黄帝内经》的问世，而且有了“岐黄故里”的称谓。周先祖不窋曾率族人“窜”到这里，与其子孙一起“教民稼穑”，“务耕种、行地宜”，开启了农耕文化的先河，史称“周道之兴自此始。”今天，镇原开边的鸡头山、正宁五顷原的“黄帝冢”、庆城东山的周祖陵，西峰温泉的“公刘庙”，都赫然见证着庆阳历史文化的久远绵长、灿烂辉煌。
然而，正如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庆阳优裕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也使庆阳历史上多次发生征战，成为血与火的战场。自“夏商以来，人们发现，陇东大原便于居高自守，是一个大粮仓，也是战马撒欢的好战场”，是“一块立足便可生根”，可以作为“根据地”和“战马的踏板”的好地方（李建荣散文《荡气回肠陇东人》）。因此，庆阳历史上曾经战事不绝，饱受创伤。犬戎由此灭商，义渠人踞此抗秦，汉武帝由此北进西出讨伐匈奴，李世民据此抗击突厥，范仲淹父子相继在此守边……而每当战事发生，庆阳就既是首当其冲的战场，又是理所当然的兵员和物资补给基地。每一次征战过后，庆阳的经济社会便呈现出重创后的凋敝和萧条。劫后余生的庆阳，往往需要长时间的休养生息，才能得以复苏。
我们大概可以从历史留存下的诗文中体味到这一点：“自古豳人力稼穑，豳人今为稼穑误。”（苏履吉）“吁嗟乎，万亩千塬空有土，九州谁似庆州苦？君不见，不窋开基墓亦荒，城市翻作古战场。吁嗟乎，民生疮孔日以多，无儿可卖苦若何！君不见，新征旧欠累万千，官亦除荒缺俸钱。”（陈榧）是啊，如果不是因为高天厚土、平畴沃野，哪里会有如许多的兵连祸结、狼奔豖突呢？
然而，就在这样一次次生而死、死而生的历史劫难中，庆阳人却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庆阳历史文化却被神奇地传承了下来。
而且，正是由于庆阳历史上的大灾大难、大兴大衰，成就了庆阳人大悲大喜、大恨大爱、大智大勇的性格特征。“庆阳人忠肝义胆，仗义执言，藐视权贵，不畏报复，不怕死，心底无私爱较真，口不避祸敢请命”（李建荣《荡气回肠陇东人》）。也正是这样一次次的占有和被占有，才使得庆阳既成为关中文明的保护区，也成为关中文明的创造区。黄河文明与黄土文明、华夏文化与戎狄文化得以在这里交融交汇，由此造就了庆阳历史文化的纷繁壮丽，庆阳历史文化名人的灿若星河。
中国历史上素有“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说法，而关西出将就主要指宋元以前的西北地区，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庆阳。事实上，庆阳从汉代名将傅介子开始，差不多历代都有不畏强权、不惧死生的忠臣良将。西汉时期的公孙贺曾经七次为将，两次封侯，是一位著名的抗匈将领。公孙敖也一样，大半生戎马倥偬，杀敌无数。还有李息、甘延寿，前者少年从军，多次立功，后者虽出身平民，却由于武艺超强而被拜将封侯。宋代的张吉、李彦仙都先后率兵抗击过夷族的入侵，而且当守城被攻破后，都能够英勇赴死，以身全节。
就是一些文职官员，如傅玄，也是“生性峻急”，一有奏劾，便坐而待旦，令权宦们闻之胆怕。如赵邦清，因为自身清廉刚正，不徇私情，致使“六部大老不敢嘱一言。”如李梦阳，虽屡遭挫折，却不改其性，因为他认定的人生目标即是“男儿要在能死国”。就是一些外籍官员如范仲淹，其“天下忧乐”的情怀，也无不是他情感深处对庆阳百姓深切的体恤怀抱，因为没有陇东人民的支持，就没有大宋江山的稳固、范韩军事的胜利。如狄仁杰，他升迁的最直接原因便是宁州父老的推荐，他们为他歌功颂德，建祠立碑。
“梁公旧治坊”的镌字“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上天易虐，下民难欺”，既是庆阳人对他德政的肯定，也是庆阳人对历代官员的警戒。完全可以这样说，正是有了庆阳这方热土，才成就了外籍官员的文治武功。
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便能够明白为什么在近代革命史上庆阳会成为“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正是庆阳富庶广袤的土地，为革命力量的生存和壮大提供了丰厚的物质资源，而庆阳人忍辱负重、博大宽宏的襟怀又无疑成为滋养革命者的精神食粮。如果把延安比作革命的摇篮，那么陇东庆阳就是养育摇篮中新生命的母亲，正是这位母亲用自己生命的全部养育了中国近代革命。
一直以来，我们对庆阳的认识都只是停留在庆阳的层面，也即是说，我们只是站在庆阳看庆阳，而没有将其置于更大的历史背景之中。如果站在中国这个大背景下来看庆阳，那么，庆阳属中国的西部，却又属于西部的东部，属中国的北部，却又属于北部的南部。秦长城与秦直道交错并存，既标志出中国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抗争与磨合，也标志着中华民族东联西结、南北交融的历史进程。据《大宋宁州承天观碑铭》记载：庆阳“人敦忠义之风，俗勤稼穑之业。轩丘在望，乃有熊得道之乡；豳土划疆，本公刘积德之地”。有熊得道，公刘积德，就正是中国文明的肇始；人敦忠义，俗勤稼穑，也正是中国文化的根基。由此是否可以这样认定：庆阳历史文化就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缩影？有专家就曾指出：“庆阳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庆阳历史文化蕴含了全国性意义。庆阳地区的考古资料、文献资料、民俗资料，都包含了中华民族人文历史丰富多彩的思想内容和文化意义。”（田澍《中国?庆阳历史大观?序二》）
然而，知中国者众，知庆阳者寡，多数庆阳人也如此。这便是我所以愿意承担“庆阳历史文化名人”的选讲任务，又所以愿意将讲稿结集为书稿的原因。我的目的就在于让人们从更深的层面上了解和认识庆阳，从而更好地传承庆阳历史文化，建设庆阳美好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