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成立后，成为国共之外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周恩来和南方局其他领导人董必武、林伯渠、邓颖超等与其发起人长期保持着良好关系。只要在重庆，周恩来总是应邀参加他们的座谈会、茶话会，相互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以加强对民盟的影响。
（三）倡议成立“小民革”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经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全面反击，尽管蒋介石被迫收敛了反共势头，但妥协投降的危险仍然存在。为了扩大民主力量，团结争取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分化国民党顽固派，巩固抗日统一战线，周恩来提议由一部分共产党员、爱国进步人士、国民党左派以及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较高幕僚职位的人士共同建立一个统一战线组织。是年5月，由周恩来、董必武等直接领导，在王炳南（中共党员）、王昆仑、许宝驹等人筹备酝酿下，“中国民族大众同盟”在重庆领事巷著名企业家康心之公馆宣布成立。一年后，改名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民革”，后又改称“小民革”。这个同盟容纳了许多国民党左派，以王昆仑、刘仲容、于振瀛、杜斌丞、许宝驹、赖亚力、刘仲华、屈武、谭惕吾等为代表，很多人或本人是国民党高官，或与国民党上层关系密切。如，王昆仑是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派人物，屈武是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女婿，赖亚力是冯玉祥秘书，刘仲容是白崇禧高级参谋，刘仲华是李宗仁的秘书，狄超白是李济深的秘书，等等。也有来自民主党派的人物，如金仲华、闵刚侯、曹孟军、孙晓村、吴觉农属于救国会，高崇民、阎宝航属东北救亡总会，潘菽属第三党。
“民革”成立后，周恩来多次参加其核心人物的碰头会。“民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秘密统一战线组织，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领导下，为积极贯彻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努力促进国内的抗战团结，争取国民党内进步分子，反对顽固派破坏抗战、制造分裂、妥协投降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各党派人士“与中央之间发生了桥梁作用”（周恩来语）。
抗战时期，周恩来对中间党派在组织上的帮助、政治上的引导，不只限于民盟和小民革，可以说这一时期产生以及酝酿并在抗战胜利后成立的中间党派如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等，都得到过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关怀和帮助。
（四）重视中间党派人士的建议，照顾他们的利益
在与中间党派人士的交往中，周恩来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尽量照顾他们的利益。如，何（应钦）、白（崇禧）“皓电”发表后，国共两党关系趋于紧张，大有一触即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之势。中间党派不希望这种结果出现，向周恩来建议：中共让一步。周恩来把这个意见及时地向中共中央进行了汇报。中央中共采纳了这～建议，做出了长江以南新四军移到江北的决定。再如，1944年8月，中共中央准备向全国提议并向国民党要求提前召集各党派及团体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为此，身在延安的周恩来要求在重庆主持工作的董必武、林伯渠广泛征询各中间党派和各地方势力派的反应。在收集多方意见后，周恩来代中共中央拟定了给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电报，指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联合政府”口号提出后，立即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和支持。
对于中间党派人士由于认识不清而同中共产生的不同看法，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总是给以耐心的解释和提醒。如皖南事变后，我党坚持在国民党对中共处理皖南事变的“十二条”未给予满意答复之前，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中间党派最初支持中共立场，但在国民党当局以成立各党派委员会讨论国共关系和民主问题的诱惑下，中间党派人士便纷纷活动，劝说中共出席参政会，要周恩来参加参政会主席团。1941年2月24日，经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左舜生、梁漱溟、黄炎培、张申府、罗隆基、李璜、冷遹等人商议后，由梁漱溟执笔，撰写了四条面陈国共两党的建议：
为昭示全国团结，此次大会中共参政员之出席必不可少。
为永杜纷争，全国一切军队，应与任何党派绝缘，统一于国家。上项原则之实行应由各方面合组委员会秉公监督办理。
抗战建国纲领公布瞬满三年究竟实行者几何？而现在事实，背乎各条规定者又有若干？应由各方面合组委员会切实检讨。其有实行不力者，应督促实行。背乎各条规定者，应加纠正。并以此委员会为常设之监督机关。
根据二三条，合设一委员会，以最高领袖为主席，遇有不能出席时，派负责代表主席。设委员八人，网罗各方面充任之。委员会决议事项立即生效，不再经任何机关核定。
周恩来对中间党派人士的意见极为重视。与黄炎培、张君劢、梁漱溟等人谈话时。他表示“极欢迎第三者出来说话”，“愿意与第三者共同推进民主，可将自己的事，加倍让步”。但他对于要中共出席国民参政会的建议，则表示：除非中共“十二条”有满意解决的确实办法后，才能出席参政会。蒋介石以同意成立委员会为诱饵，鼓动中间党派力劝中共参政员出席国民参政会。为此，梁漱溟、黄炎培、左舜生、沈钧儒等人多次与周恩来、董必武会晤，试图说服中共出席国民参政会。周恩来反复向他们阐述中共的立场，并提醒黄炎培、张澜、梁漱溟等人不要上当，以免被蒋介石各个击破。由于中共坚持了严正的立场，并考虑中间党派的调停，将原“十二条”进行修改，提出新“十二条”，“比较前次十二条降低甚多”（梁漱溟语），中共参政员虽然没有按照中间党派希望的那样，出席参政会，但是赢得了大多数中间党派人士对中共的同情和理解。
当中间党派人士有了错误的时候，周恩来不是用大党的身份来压制他们，而是十分耐心地说服他们。促使他们改正错误。
1941年4月13日，希特勒进攻苏联以前，斯大林为避免腹背受敌，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下文简称《条约》）。这一条约在中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自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直至《条约》签订之前这一时期，中苏关系基本上呈上升趋势。这主要表现在中苏两国在1937年8月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在物质、技术、人力、舆论等方面积极援助中国进行抗战；国民党政府也结束了30年代中期前后对苏关系“若有若无不即不离的平淡状态”，热诚欢迎和高度评价苏联的援助。曾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长的孙科在评价这一时期中苏关系时，称之为苏联“助我抗战阶段”，对苏联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条约》的缔结，标志抗战以来呈上升趋势的中苏关系开始下滑。用签订该条约一方的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的话来说，就是它冷却了中苏关系。关于《条约》签订后给中国政府和中共抗战带来的负面影响，王真先生于1995年在《民国档案》第三期上发表的《（苏日中立条约）与战时中国》一文进行了充分的阐述。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1．心理上的刺激。抗战爆发后，苏联政府从各方面一直给中国以大力援助，是中国抗战以来给予中国政府最大援助的盟友，但《条约》一签订，给中国政府和民众最直观最直接的感觉就是苏联这个盟友保持中立立场，同中国的关系一定会疏远，从而造成一种思想感情上的距离，盟友的疏远给中国方面极大的心理上的压力。所以，从一开始，中国政府就极不希望缔结此条约。还在缔约前半年左右，中国政府就嘱托驻苏大使邵力子向苏方讯问此事，探听虚实。驻苏大使邵力子多次向苏方了解，但苏方既不肯定，也不否定，不明确表示绝对不缔结该约，只“谓传说与推测不能作为事实讨论，缔约系双方问题，非片面企图所能达到，但至少目前尚未决定”。从苏联盟友处也未得到明确消息。蒋介石因此十分着急。1940年10月22日，他致电斯大林，说明“日本无论如何必为我中苏两国敌人”。蒋介石的意图十分明显：拉苏勿与日本接近。然而，尽管中国多方努力，《条约》还是缔结了。这对中国无疑是一种莫大的打击，诚如邵力子所言，“……果有此约，对于中国人民精神上之打击将甚于一千架敌机之轰炸”。《条约》的签订使蒋介石“惘然若失”。
2．日军对华压力增加。《条约》的签订使日本方面防御北方的压力减少，从而调整兵力部署，从东北撤出6个师团到关内或南亚。1941年4月中旬，日军以两个师团兵力在福建沿海登陆，向内地进攻。4月下旬，日军集结兵力在豫南、鄂北发动攻势。5月初，日军以10万兵力发起中条山战役，使国民党军队遭受惨重损失。国民政府认为，日本的这一系列攻势作战，是“依赖于外交上日苏中立条约表面上之成就，欲以闪电战的姿态求得军事上少许胜利，以威胁中国，并为离间中国与英、美、苏间友谊之凭藉”。显然，国民党方面是把日军的攻势与《条约》的签订联系在一起的。
3．对中国主权的损害。条约的“声明”指出：“按照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所签订的中立条约的精神，并为了保证两国间的和平和友好发展的利益，苏联和日本政府庄严地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当时，外蒙独立尚未被中国承认，“满洲国”更是中国一向未承认的。“声明”中的这一提法显然是损害中国主权的。《条约》签订后不久，蒋介石曾指出：“苏日条约，其最足憾者，当然为苏联与我敌国承认所得[谓]‘外蒙共和国’与‘满洲国’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性共同声明”，“故就此而论，在苏联对我国不免损失其在道义邦交上及条约信义上之立场……”中国外交部当时发表声明说：“查东北四省及外蒙之为中华民国之一部，而为中华民国之领土，无待赘言。中国政府与人民对第三国间所为妨害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决定，决不能承认。并郑重声明：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中国绝对无效。”对苏联的这种做法，中国舆论界也议论纷纷，一片哗然。《大公报》撰文指出：“我们对日本无所责，因为它是我们的敌人，但苏联是中国的友邦，两国间有传统的友谊，有互遵的信约，且在中国抗战期间苏联有同情中国、援助中国的宝贵事实，今竟有这样的条约及宣言出现，不论苏联动机如何，以及其可能解释怎样，在中苏邦交上均属异常可憾可惜之事。”不满之情，跃然纸上。
4．苏联援华逐步停止。《条约》签订后，中国方面尤为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苏联是否会继续援华。邵力子曾立即拜会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后者称“苏联对中国抗战问题毫无变更”。4月19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同蒋介石会晤时亦表示：苏联对华政策不因《条约》而改变。苏联方面的这种表示或许给中国方面一点安慰，所以蒋介石指示所有报纸和刊物都不得提及苏日签约一事。蒋介石当时还说：“自十三日苏日条约订立以来，事实上苏联对我各种武器之接济，一切如常，均无异于往时”，“至少在抗战之现阶段上实无任何之影响”。但不管苏联方面对蒋介石等人如何宽慰，也不管蒋介石本人如何自我感觉良好，自《条约》签订后。从趋势上看，苏联对华援助是逐步减少了。据苏联著名的中苏经济关系史专家M．И．斯拉德科夫斯基所披露的材料证实：中苏两国于1939年6月13日签订的1．5亿美元信贷协议到1941年6月以后就没有再履行。苏联根据此项协议向中方提供的最后一批物资是在1941年6月以前，加上据该项协议提供的前三批物资，中方动用苏方款项为0．73176亿美元，不足协议款额的二分之一。诚然，造成这种局面有不久即爆发的苏德战争和自1939年以后蒋介石不断挑起的国共冲突等因素，但与《条约》不无重要关系。这一点，如同美国学者加弗所说，虽有苏联继续援华的承诺，但“中立条约却象征蒋介石对苏联外交崩溃”。蒋介石对苏联外交的目的不外有二：一是苏联直接对日参战，这是蒋自抗战爆发以后就一直积极努力争取的，《条约》的缔结可以说将这种想法化为泡影；二是苏联的物质援助。如前所述，《条约》的缔结使其更呈弱化趋势。对此，应当指出的是，从《条约》缔结后的表象来看，似乎苏援尚未停止，仍有援华物资的到来，但已成强弩之末。此时的援华物资并不是在《条约》签订后新增加的对华援助，而只是在1940年就已装载却尚未转交的物资，且中苏西北交通线漫长崎岖，运输颇费时日，故到来较晚。
通过对上述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到，《条约》确实妨碍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发展，有着冷却双边关系的作用。该《条约》签订后，苏联的战略重心明显地转向西线，以应付日益紧张的欧洲局势，在东线力求同日本相安无事，中苏关系则被置于次要地位。同时，《条约》促成了日本的南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站在美、英一方对日宣战，苏联因此条约所限，更是极力避免同中国的交往，以至1943年底的盟国首脑会晤要分为美、英、中开罗会议和美、英、苏德黑兰会议两次会议来进行。1944年在华盛顿召开的专门讨论建立战后国际组织问题的顿巴敦橡树园会议也被迫分成美、英、中会议和美、英、苏会议两个阶段来完成。应当说中苏在大战期间一直是盟国，但《条约》却造成两盟国间关系的这种曲折。战后，苏联史学界也直言不讳地承认了这一点：因同日本缔结中立条约，苏联在一定阶段上冒着恶化其同中国以及在太平洋和南海区域有着重大利益的许多国家关系的风险。由此可见，《条约》签订之初，苏联方面所言对华政策不因中立条约而改变云云，乃为不切实际的承诺。
中间党派认为该条约明显损害中国主权，会影响对华援助。救国会领导人在重庆聚会，讨论《条约》的问题，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救国会就是一个因反对日本侵略东北、华北而成立的组织，中国的抗战正是为了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苏联虽是我们的友好邻邦，但《条约》明显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对中国的抗战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有公开表示态度之必要。大家公推王造时起草一封给斯大林的公开信，由张申府审阅，沈钧儒、刘清扬、张申府、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胡子婴等9人在公开信上签了名。信一式两份，一份送给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一份交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王世杰转中央社发表。
公开信全文如下：
苏联大使潘友新先生并请转贵国领袖斯大林先生勋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