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说我自己
邓刚
一说为找老婆而拼命
按常规我应该是在母亲腹中待九个月出生。但不知什么原因，我却在七个月时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人世。由于中国有句老话——七活八不活，意思是七个月胎儿可以成活，八个月却不行，因此母亲并不惊慌。问题是我自己很惊慌，整日大哭不止，直到比我小两岁的妹妹出生，我还是鼻涕眼泪的整日里咧咧个没完。也许我提前把一生的眼泪哭完，现在已不怎么会哭了。母亲后来告诉我，生我之前的夜里她梦见井里的泉水哗哗流淌。我识字时在算命卦书上发现我是“井泉水命”，这使我愕然瞠目，这种鬼神莫测的巧合弄得我大半生在唯心和唯物主义中间摇晃。我有个脾气暴躁不太懂情感的父亲，他几乎绝对地不关心妻子和孩子的命运，但他却极其聪明，能写会算，从山东牟平老家逃荒来大连干苦工，很快便被资本家的包工头看中，破格提为管账的，即现在所谓的会计。他大约扬扬得意，干得很起劲儿。没曾想他这段得意给他带来一生的霉气。事隔近二十年后的“大跃进”年代，干劲十足的法院以资本家走狗之罪定他为“历史反革命”，判十二年徒刑。又二十年后，法院却又突然仁慈地感到有点失误。但父亲其时已近七十岁，没什么感觉了。然而我却大有感觉，从此对一切都失去了严肃感。几十年我顶着反革命狗崽子的罪名饱受磨难，挺认真地奋斗了那么一气，到头来却是“失误”，心里不太是滋味儿。
父亲坐牢的第二天，我就进工厂干童工，养活病弱的母亲以及兄妹一家七口人。我干过钳工、焊工、质检员；我挖野菜拾煤渣捡破烂。但这不足以养活全家，于是我咬紧牙关，凭一口气量潜进暗礁丛里，成了捕捞海参、鲍鱼的“海碰子”。“文革”的高度压力，使人类常咀嚼的勇敢、正义、不屈、自尊等光彩字眼黯然失色，机智狡猾和逆来顺受显示出使生命永存的卓越力量。寒风呼啸的年关，上级派来兵马热情押送反革命家属去遥远的穷山沟改造，这对病弱的母亲和幼小的兄妹无疑是一场灾难。我们一齐痛哭流涕，说我们最恨反革命，当然也最恨反革命父亲。为了表示这种恨的决心，一夜之间，我们改名换姓，跟母亲姓邓，不跟父亲姓马。如此激烈的革命姿态大大感动了押送我们的闯将，允许我们留在城里。
当政治压力毁及你的人格你的自尊你的经济和你的温饱时，你还可以稀里糊涂地忍受。但这种压力毁及你的青春和爱情，你就彻底绝望了。听说我父亲坐牢，全世界最丑的女人见了我也吓得拔腿飞跑。我体魄健壮，身高一米八，在陆地上挥焊枪技术高超，在浪涛中挥渔枪英勇无比。可是为了找个能成家的女人，却上蹿下跳东奔西走，低三下四，并委曲求全。爱情早没了，实质问题是找个老婆。否则母亲牵挂，世人耻笑。为此，我急得差点找个男的！一直苦战到三十三岁，失望和失恋了数十次之后，我才以超人的情感和毅力，获得成家立业的辉煌战果——终于找了一个老婆。为庆贺我的伟大胜利，我决定在结婚这一天摆几桌丰盛的酒席，让亲朋好友和邻居们大吃一顿海参鲍鱼。这在当时物质极端困乏的“革命时代”，能吃到一顿好菜好饭，绝对是人间奇迹！我说过，我是一个能憋着一口气潜到海底的“海碰子”，于是，我手持渔枪，头戴水镜，唱着毛泽东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战歌，在只差一天就要当新郎官的关键时刻，乘着老掉牙的公共汽车，雄赳赳地来到离市区一百里远的鲇鱼湾，完成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我一直潜到犬牙交错的暗礁深处，在更深更黑的暗礁丛里，我憋得眼珠子都往外凸；浮出水面，我又似老虎吼叫般地大喘气，然后又朝更深的水下潜去。爱情的胜利使我疯狂，几乎变成了拼命三郎，专往平日里不敢潜的暗礁洞里冲。为了加快潜下去的速度，扎猛子时我像狼一样的凶狠；为了能发现狡猾藏匿的海参鲍鱼，接近暗礁洞时，我又似蛇一样的稳沉。终于，我觉得我捕捉到的海物肯定够上两次结婚用的了，这才恋恋不舍地爬上岸。到了海滩上我身子一软就跌倒了，突然感到有些瞌睡，竟然不知怎么就睡过去了，而且真正是香喷喷地大睡一场。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黑沉沉的天底下，还有点莫名其妙。当听到一阵阵浪涛声，才突然明白我是怎么回事。这下子完了，老掉牙的公共汽车早就没了。我跑到路边，朝路上偶尔开过来的汽车摆手，刺眼的车灯只在我眼前一闪就恢复了黑暗，没人理我。我急得发昏，却又急中生智，把手中的海参鲍鱼高高地举着，作为诱饵，果然有一辆汽车停下来。那个司机一看就知道是个酒鬼，他说这是全世界最高级的下酒菜，他说已经十年没吃过这玩意儿了。我忍着心疼给他十个鲍鱼，他千恩万谢地一直把我拉到家门口。我惊讶地看到，虽然是深夜，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全都站在门口，一个个满脸恐惧地朝远处眺望。我故意昂首挺胸地走下车，有力地摇晃了一下手中一网包的海参鲍鱼，鲍鱼贝壳的摩擦声此时是最美妙的乐曲。猛然，一个身影扑到我的身前，我一看，竟是明天就要当新娘的她。按规矩，新娘在临结婚前夕是不应该待在新郎家里，她说她在家里干脆就不行了，她说她以为我——说到这里她戛然而止。我知道她要说“以为我死了”的话，就笑起来，说我死不了。她赶紧用手捂住我的嘴，紧紧地捂着，她不让我说“死”字。一股热流从鼻子里往上冲，我差一点就要哭了。
二说为写小说而疯狂
1979年，那一年我将永志不忘——因为无论对我个人或对我赖以生存的国家，1979年都是最幸运的一年。那一年一个初春的早晨，我的唯一的女儿来到这个世界上，她那并不嘹亮的哭声宣告我真正开始做父亲；那一年一个初夏的早晨，我带着饭盒到工厂上班，路过邮电局的报刊亭，在报刊亭的橱窗上，看到我的第一篇小说《心里的鲜花》在《海燕》杂志上发表；那一年，我的“狗崽子”厄运、我的难以承受的耻辱，都在一个早晨消失；那一年，才允许我像别人一样发表文章，像别人一样工作、说话和参加各种会议。那一年我才从此感到，所有的早晨都朝霞满天空气新鲜。
处女作发表的兴奋，使我充满了创作的激情。上班时我手持焊枪焊花四溅，脑袋里也焊花一样奔放着小说的构思；下班后，我一手抱着嗷嗷待哺的女儿，一手拿着笔在稿纸上写小说，真正做到“革命生产两不误”。母亲走进来，她手里拿着一张邮递员刚刚送来的汇单，惊讶并惊喜地说，就写那么几张纸，会得六十多元钱？其实，那几张纸是一万字的小说，那时的稿费标准是一个字六厘，也就是说不到一分钱。然而，可怜的母亲在建筑公司工地上汗流浃背，抡大镐刨大坑，一个月才挣四十来元钱。她怎么也不能相信，整整一个月三十天早出晚归，在铁镐下去火星四溅的硬地上，必须刨出能装满无数辆大货车的土石，结果挣的钱却抵不上我写的几张纸。她觉得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她立即从我手里夺过孩子，再也不让我一边哄孩子一边写作了，她对着我才出生几个月，只知道吃奶的女儿说，你爸爸厉害，坐在炕上就能挣钱呀……母亲实在是穷惯了也穷怕了。
我有点趾高气扬地走在大街上，所有认识我的人都对我热情地打招呼，他们都知道我在杂志上发表了小说。那时，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事干，没有个体企业没有有限公司，没有幸运中奖没有股票上市，甚至没有足球！因为文学能首当其冲地倾诉人们刚刚结束的政治磨难，所以，几乎是全国人民都在看小说讲小说评小说，谁要是在文学上有了光彩，从省里领导市里领导直到单位领导也跟着光彩，同时给予政治上和生活上的关心。中国特殊的国情下，这种创作上的个人奋斗加上长官意志的激励，在一个时期，给文学创作者带来了极其迅速的辉煌。一篇小说的爆响就能使一个作家一步登天，走上全国文坛，并天翻地覆般地从此改变他的命运。文坛的天空不断地升腾着一颗颗新星，突然耀眼的光芒使你激动使你焦急使你想入非非也使你痛不欲生——你感到你正在落伍正在落后正在被抛弃。文坛上每一篇作品的叫响，每一个作家的飞跃，最终都像充满动力和热力的皮鞭抽打你的脊梁，让你不顾死活也不知天高地厚地瞄准文坛的制高点，拼尽全力地奋进。
我手持焊枪站在安装公司工地的钢梁铁架上，老气横秋的心胸却鼓荡着青春的热血，似乎觉得东升的红日和奔腾的海浪都在驮着我的理想。我的焊工帆布工作服口袋里永远揣着一本书或杂志，表面看起来，我的身体在工地上忙忙碌碌，实际上我的灵魂却在文坛的上空全方位飞翔。十几年来的呕心沥血和朝思暮想终于撬开了幸运之门的一丝缝隙，我有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甚至不能想象我会在“绝不允许发表作品”的压迫下，发疯般地爱好文学，并发疯般地大写特写，甚至在水下暗礁丛里憋得要死要活时，还能胡乱地构思。我只读过六年书，却有着强烈的创作胆量，这胆量来自可笑的梦想和幻想，还来自我对遗传基因的迷信。我有幸得到母亲情感丰富和父亲聪明智慧的基因。在他们之前，我还有个教书的爷爷，据说才气横溢。如果不是怕官而晕考场，大概在清朝那阵就能混个类似现在厅局级以上的官位。更之前是我的勇武的太爷们，他们驾着战舰般的渔船，搏击于风浪之中，最终的一场风暴使他们所有的哥们壮烈于海底。只有我的太爷凭着一块船板挣扎，竟登岸存活，传宗接代直到我。我能深情于文学，杀生于海底，文雅而野蛮，坦直而卑怯，皆是这些刚刚柔柔的基因所致吧，所以我这个山狼海贼般的海碰子，竟然能腾波踏浪游进文坛。
压抑得太久的我可能有点神经质，第一次我的名字堂堂正正地印在刊物上，使我足足有两分钟对着我的名字目不转睛，最后还是觉得难以置信。第一次走进文学刊物的编辑部，我看到斑驳起卷的墙皮都觉得是一种艺术，与平民百姓家里的墙皮相比绝对是高档次的斑驳。看到我对文学痴迷到痴呆的程度，我的从不爱好文学的妻子也被感动得不行，在刚刚解冻的年月里，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偷偷去找一个算命的老瞎子给我算命，问我什么时候才能来运气。老瞎子提心吊胆地四面窥视了一阵，才煞有介事拨弄手指掐算一番，说快了，你男人半辈子噩运就要过去，明年是你男人的本命年，过了本命年的第一年，也就是后年的腊月开运。我那可爱可怜又可笑的妻子欢天喜地地回到家里，她也用手指扒拉着从阴历折合到阳历，终于算出我有福气的准确年月。晚上，她小声小气但美滋滋地对我说，1983年你的运气就要到了，使劲写吧！看着她那个认真的样子，我气得要命又笑得要死。
我确实来了福气——1983年我写出了《阵痛》《芦花虾》《迷人的海》《龙兵过》等作品，犹如连珠炮般地炸响。终于，我走上了全国优秀中篇和短篇小说奖的领奖台。
三说为挣钱而奋斗
我几乎是在得意扬扬地写小说时，却突然感到生活有点不对劲了，具体地说是我觉得有些不合算——我呕心沥血兴奋若狂热泪盈眶地构思，我点灯熬油冥思苦想夜以继日地挥笔，创作出自以为深刻深邃深沉的作品，其稿酬却不够大款吃半顿饭的。一万多字小说的稿费，仅够交纳每月的水、电、煤气费。再看看别的作家，有的比我还惨，数年数月苦苦地爬格子，写出一部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还得自己掏腰包拿出几万元钱自费出书。不仅作家艺术家们在经济上拮据，连掌管他们的文联和作家协会也穷得叮当作响。开个会都精心安排到吃完午饭开，否则连饭钱都拿不出来。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所有人的心目中，甚至在贴近我的亲戚朋友心目中，全都斩钉截铁地认为作家艺术家们是富得可恨富得腐败和富得该死的家伙。我乘公共汽车，熟人见到大吃一惊，你当作家怎么还乘公共汽车？你应该坐小轿车？我到街头小店吃快餐，他们说你堂堂作家怎么会到这样肮脏的小店，你应该在大酒店大饭店吃大盘子；我觉得我花一二百块钱买一双皮鞋挺够意思了，他们却讥笑说，就凭你这样的身份穿这样便宜的杂牌子鞋！更倒霉的是我长得人高马大粗壮肥胖，他们便一口咬定我整天吃大鱼大肉山珍海味……我觉得我简直就不知怎么活了！
一些理论家伸着脖子对我们高叫，在经济大潮面前要挺得住，要甘于寂寞甘于贫穷……但是，作家们真要是像苦行僧那样站在生活洪流的外面，他还能写什么？他还会写什么？穷则思变，鲁迅先生曾说过他吃不饱肚子是决不去写作的。于是，有些作家开始下海，开始当经理，当董事长，甚至扛着一大包皮夹克旅游鞋去俄罗斯当二道贩子。著名作家张贤亮最厉害，他的名片上一下子就印上四个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头衔。我当然也不敢怠慢，圆睁双眼，寻找更科学更合算的活路。我发现散文杂文随笔最受欢迎，而且那些综合性刊物的稿酬比纯文学刊物要高两三倍。我鼓足干劲，大写特写，一气干了数十篇，像分发传单那样分发到全国各家报刊，结果是全面开花，收获甚丰。编辑们纷纷来信来电说作家写这样的东西深刻而幽默，希望能多写，稿酬从优。特别是稿酬从优四个大字使我眼睛一亮，心中大喜特喜，又发了疯一样地大写特写。这样，我继续奋勇前进，而且充满勇气地将自己的书一下子印了两万本，雇用了我的弟弟，两人像牛一样驮着一捆捆书，走遍了辽东半岛一百多所学校，而且还冒着酷暑到山东老家的一些院校签名售书，终于售出一万八千本。正当我要乘胜前进之时，一场大雨把我剩下的两千本书浇成了一文不值的纸浆。那真是心疼，而且是我大半辈子少有的一次心疼，我甚至理解了什么叫痛不欲生。
